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央大学中共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屡屡破坏，当时党员虽有几百人，但除少数人外都被关在国民党反省院或监狱。中央大学中共党员朱丹，由天津派来在秘密学联活动。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有成员200人左右。1937年7月中旬，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华侨抗敌后援会等纷纷成立。7月下旬，经南京秘密学联发动，中大、金大等暑期留校学生200余人集会，成立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选举祁式潜、陈士方等为负责人。1937年10月,南京党委重建领导进步学生在南京及南京周边进行铲除汉奸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自1937年8月15日起，中央大学连遭日机轰炸，图书馆、附属实验学校、大礼堂、女生宿舍和牙医专科学校等相继中弹，损失惨重。人员方面，校工1人、建筑施工方5人遇难。图为被炸的校舍。
1937年9月16日，中大、金大两校牵头筹组“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中央日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借用沙坪坝重庆大学松林坡的地皮建筑临时校舍，在柏溪建立分校，以适应长期抗战的形势。为方便教学，设备与其他高校合作，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往成都。
经过42天的日夜施工，中大松林坡临时校舍竣工，可容纳师生千余人，创造了建校史上的奇迹。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指令下达，中央大学开始举校西迁。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为中大西迁提供了厥功至伟的帮助。图为1937年6月8日民生公司“民俭”轮处女航重庆的报道。
1937年10月6日，中大沙坪坝临时校舍动工兴建。（《申报》）
1937年11月22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开课。（《申报》）
1940年4月，汪伪“行政院”通过在南京“恢复”设立中央大学案，校址始设于原中央政治学校，1942年8月迁至金陵大学校址。抗战胜利后，改为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学生经过甄别，分别转入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
1943年底至1944年春，为了使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毒化”政策破产，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南京中央大学爱国学生利用敌伪内部矛盾，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浪潮持续四个多月，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震撼了日本朝野。
1943年12月17日夜，南京中央大学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的带领下，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几家大的烟馆，并向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图为青年学生正在搬运抄出的鸦片。
1943年12月18日，以南京中央大学为首的三千多名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打砸烟馆，在“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烟土、数千支烟具及赌具焚毁。图为人力车夫主动协助运送抄出的鸦片、烟具。
1943年12月19日，南京报纸关于“清毒运动“的报道。
1940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1941年参加中共秘密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1943年12月18日被推举为“首都（南京）学生清毒总会”会长，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
江泽民， 194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是“清毒运动”的积极骨干。1998年，江泽民在《忆厉恩虞同志》这篇文章中，专门回忆了清毒运动这段历史。（1998年7月17日《新华日报》）
1941年，中大农学院教授梁希、金善宝各向新四军将士捐赠寒服款100元。图为梁希（左二）、金善宝（左三）等中大农学院教师1937年在重庆留影。
1941年4月，中大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将出国讲学和举办画展所得40万元全部捐献国家，支援抗战。图为中央大学艺术系“嘉陵美术会”欢迎徐悲鸿教授由南洋归国返校联欢会合影（1942年6月29日）。
1941年夏，中大戏剧学会劝募战债，在敌机空袭间隙公演《雷雨》《夜上海》《日出》《雾重庆》。（1941年12月15日《中央大学日刊》）
1944年，中大同学发起百万元献金运动，支援抗战。（1944年7月9日《国立中央大学校刊》）
1944年9月，中大体育考察团捐献前方将士12067元（1944年9月16日。《国立中央大学校刊》）
中央大学决定迁校重庆沙坪坝后，南京秘密学联成员10余人先期到达重庆，成立入川同学服务团，并很快与重庆各界救国会负责人漆鲁雨（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接上头。这对中央大学到重庆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至关重要，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限定学校只能整体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此后，中大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力量。1937年10月，重庆地下党成立重庆市工委。1938年四五月间，中大 （重庆） 成立了第一届党支部。
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华西坝五大学是主力之一。其中，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于1937年底、1938年初，中央大学（医、兽医、牙专）于1938年暑假先后迁蓉，并很快融入成都抗日救亡的洪流。1938年3月，中共成都市委成立，1938年11月，金大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合的中共支部成立。1938年秋，五大学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华西坝五大学战时服务团。
1938年4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与四川大学共同发起组织“成都学生抗战宣传团”（简称“抗宣团”），并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合编成抗宣第三团。中大学生熊德邵（畜牧兽医系）、张涤生（医学院）担任副团长。抗宣团深入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金大“抗宣团”同学在川陕公路绵阳段崖壁上书写抗战标语
1938年至1944年，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联合组建“嘉陵歌咏团”，唱响抗敌战歌。图为歌咏团成员合影。
成都市大学生寒假乡村服务团在成嘉公路沿线乡镇张贴抗日宣传壁报
1939年，中大医学院和金大参加华西坝五大学组成的成都市大学生暑期和寒假乡村服务团，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和注射霍乱预防针。图为成都市大学生寒假乡村服务团乘船出发（1940年）。
金陵大学西迁较为迟缓。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南京告急，金大只得于18日停课迁校。直到次年3月1日，金大才在成都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内组织开学。
1938年3月7日，金大在成都正式开课。（1938年3月7日《申报》）
1937年12月，西迁途中的金大师生抵汉口。（1937年12月6日《大公报》）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1947年5月6日，中大召开教授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员工待遇宣言》。《宣言》震动了南北各大学，也引发了中大的“吃光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40年代在中央大学发展壮大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在新青社与民盟中大支部、工社等密切配合、广泛宣传下，“吃光运动”迅速得到全国高校的响应，成为“五·二〇”运动的导火线。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这一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成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5月15日，中央大学等三校4000余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大游行”，高呼“我们饿，上不得课”，发出反饥饿运动的第一声。行政院、教育部对学生的行动置若罔闻。图为 中大学生游行队伍。
5月16日，金陵大学700多名学生接力反饥饿大游行。图为金大学生游行队伍。
5月20日晨，中大本部学生和沪苏杭代表团陆续在中大四牌楼校区大操场集合，学生们打出孙中山巨幅遗像和红字大幅标语“和平奋斗救中国”，展开红底白字大横幅“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
20日约10时，学生游行队伍抵达珠江路，无惧危险，高声呼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宪警和学生团结起来”“警察拿出良心来”。遭到宪警封锁围殴，珠江路立刻陷入暴力、混乱、流血的境地。
5月18-19日沪苏杭代表陆续抵达南京，19日在中央大学举行了京沪苏杭区十六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中大新青社朱成学主持，确定于5月20日进行“京沪苏杭区专科以上十六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20日出发前发表了《京沪苏杭区专科以上十六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宣言》。图为此宣言。
学生队伍挺进国府路，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与政府对峙交涉。经过谈判，下午6时左右，学生游行队伍终于能按照原计划，高举旗帜、高喊口号，昂首返回中大。据事后统计，学生被打重伤者19人，轻伤者104人，遭毒打者500人以上，被捕者28人。
为反饥饿、反内战，声援“五·二〇”运动，中大学生发表《罢课四天宣言》。
为纪念“五·二〇”血案一周年，中央大学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图为游行队伍从学校大门出发的场景。
1954年，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作出决议，确定“‘五·二○’为校庆日”，以纪念中大学子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1987年5月20日，“五·二〇”纪念亭在南京大学北园落成。图为落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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