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那些事儿 |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

日期:2018-07-04 浏览量: 作者: 来源:南京大学档案馆微信公众号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1910年就读于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归国后从事教育事业,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形成了“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宋庆龄分别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秀绝金陵第一声

金陵大学期间,陶行知认真求学,热心爱国社会活动,深得赏识。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少年时期是在私塾和英人开办的崇一学堂接受教育的。在这所教会学校读书期间,他非但没有信奉基督教,而且还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墙壁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一行稚嫩大字,引来许多同学钦佩的目光。1908年,志向远大的陶行知独自一人从家乡的水兰桥码头登上了直航杭州的大木船。在杭州,他顺利考入广济医学堂。该学堂为教会所办,信教学生可以免费实习两年,以这种岐视性的校规,陶行知深为不满,愤而退学。


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

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成美馆,即中学部(今名金陵中学)。次年秋,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即从汇文书院直接入金陵大学文科。

陶行知深知穷人上学不易,又有“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内在动力,所以学习勤奋,刻苦钻研,国文、英文、法文、教学等诸科成绩门门优秀,全校闻名。陶行知为人热情率直,做事果断干练,演讲口若悬河,著文妙笔生花,是金陵园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他开始信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坚决拥护民主共和——其毕业论文选定为《共和精义》即是一个明证,多次组织演说会、辩论会、展览会等,积极募集爱国捐款。

民国元年,陶行知代表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奔赴苏州,邀请东吴大学学生来南京联合召开运动会——这在当时尚是一件新鲜事。由于宣传有方、组织得力,南京民众情绪高涨、购票踊跃。陶行知他们便用门票收入充作“国民捐”,以帮助黄兴领导的南京留守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从物质和道义上支持新生的革命政府。

由于是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在1909年创办学报《金陵光》时,只出版英文版。对此,陶行知十分不满,便积极倡议增办中文版,经过据理力争,终于获得包文校长的同意。1913年2月,《金陵光》中文版正式出版,素以文笔优美、隽秀犀利著称的陶行知代表编辑部同仁撰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稍后,陶行知即被公推为《金陵光》中文主笔。《金陵光》是一份影响遍及全国的中英文刊物,张謇、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等著名教育家都赞誉有加,先后为之题签。在后两年读书期间,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才名远播学界。

《金陵光》杂志历年职员一览表,民国2年10月-民国3年4月,陶行知担任《金陵光》中文总编辑

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并向陶行知颁授文凭的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在后来的诗作中,动情地赞颂陶行知是“秀绝金陵第一声”

“老虎教务长”的三把火

陶行知办事严格认真,师生对他甚是敬畏,尽管在生活中,他很是随和,但人们还是喊他“老虎教务长”。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就职教务主任。陶行知办事严格认真,师生对他甚是敬畏,尽管在生活中他很是随和,但人们还是喊他“老虎教务长”。

陶行知精于管理、讲求法度、办事认真、要求严格,人称“老虎教务长”, 而“老虎教务长”上任后的三把火,烧得也的确是虎虎有生气,人人都赞许。

上任伊始,陶行知发觉旧日课程总表在教室、实验室与教学时间的安排上,不够科学,如有临时调动,不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亦知势在必改,但长期以来却苦无良方。陶行知运用统计学原理,科学地制订了新的总课程表,组织甚是严密,对临时调动,既迅速又方便,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难题。只此一举,就使全校上下对这位年轻的教务主任刮目相看,顿生好感。消息不胫而走,各校纷纷效行,排课新法遂为全国所采用。

陶行知教学理念

五四之前,“教授法”在国内极为时髦,讲到教学上的事,都用“教授”一词。陶行知看到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教师只是贩卖些知识给学生,使“学校”变成了“教校”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必要”。于是在1918年南高师一次校务会议上便大胆提出要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但学监主任陈容等人则认为此举纯属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陶行知据理力争:“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而教的法子也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就是把教和学联系起来,即要教学合一。”虽经两个多小时的辩论,提案仍未通过。陶行知没有灰心,他奋笔疾书,在《新教育》上接连发表了《教学合一》等多篇文章,勇敢地批判传统教育,竭力提倡教育改革。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反对者亦无暇坚持,这位“老虎教务长”就毅然把南高师的“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由于改得合理,人人悦服,“教学法”之说很快就在全国流行起来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并非“授”与“学”之争,实质上是教育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南高师还在招生方面作了改革,规定报考南高师的学生,除笔试外,还得经过五分钟的口试,作为录取的一项成绩。面试时,陶行知都要坐在台下亲听考生的回答。这在历来只重文字取士的我国,也是一个创举。至于陶行知首倡招收女生,并一力促成南高师在全国首开“女禁”这把“大火”,更是烧红了半边天。1920年4月,在陶行知参加的南高师第10次校务会议上,通过了“招收女生委员会”的议决案,并决定自1920年暑假正式招收女生。暑期招生之际,闻讯前来报名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达100余人,通过考试录取了8名女生,同时还招收了50多位旁听女生。

南高师首届招收的8位女生合影

综观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对高校教育进行的诸般变革,透视其思想渊源,无疑传借了西方尤其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尊重个性、强调民主等思想精神的薪火;分析其时代诱因,则又明晰可见他与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想潮流之间的感染与回应。其中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学法”取代以施教者为本位的“教授法”,可以看作他尊重学生个性实行教育科学化的初步尝试,而在高校率先实现“男女同校”,则表明他在教育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了“旗开得胜”的成效。

这些高校内部的改革行径,固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折射,是当时教育转型借偶然个体行为而实现的必然反映,但从中又可看到他在此一时期极力提倡的《第一流的教育家》所必备的思想素质,这就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和“开创精神”。这种顺应时代潮流,以创造精神和实践精神来实现教育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实践,从他在此期内所从事的高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中,同样得到清晰的反映。

结 语

陶行知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今天,我们纪念陶行知先生,就要学习他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艰苦探索、大胆实践、百折不挠的精神;学习他“千教百教教人求真,千学百学学做真人”的治教态度;学习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的高尚人格,为把我校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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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美编:陈诗纯

指导老师:徐泺燚 王 雷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

文中斜体字引自《南大逸事》,著者王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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