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 服务现实 面向未来
筚路蓝缕
弦歌不辍
“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摘自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1941年6月16日于重庆警报声中)

图1:校长罗家伦在国立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让我们把中大造成民族复兴抗日的大本营参谋本部》(1936年1月6日)

图2:《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罗家伦 1941年6月16日于重庆爆炸声中)
抗战期间,中大、金大师生面对战争、饥饿、贫困和简陋的教学、科研条件,毫不气馁,弦歌不辍,扩大了学校规模,培养了大量国家急需的人才,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钻防空洞成了“必修课”
转移到大后方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并没有摆脱战火硝烟的威胁。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寇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战略轰炸。5年间轰炸218次,投弹11500多枚。与此同时,自1938年11月8日敌机袭扰成都开始,至1944年11月止,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成都所受大规模轰炸至少21次。钻防空洞成了师生员工的共同“必修课”。

图3:敌机轰炸重庆

图4:遭轰炸后的重庆街道

图5:重庆《大公报》(1939年5月4日)

图6:中央大学沙坪坝校舍两度被炸,中弹40余枚,损失惨重,不得不延迟秋季开学(《中央大学日刊》 1941年8月)

图7:“中大师生防护团”关于更换防空洞入洞证的紧急启事(《中央大学日刊》1942年3月7日)

图8:成都华西坝“五大学防空委员会防空办法”(《申报》1939年5月19日)

图9:成都华西坝校园被炸(《申报 》1939年7月24日)
1939年6月11日,成都华西坝校园被炸,金大校长陈裕光住宅中弹遭毁,多人受伤。金大农学院植物病理组助教张益诚遇难。

图10:罹难同学张治德当年的学籍表
1940年10月4日,敌机袭击成都,中大医学院学生所在防空洞中弹,夏傅汾、张治德两同学遇难,陈定一受重伤。

图11:中大医学院被炸受伤学生陈定一当年的学籍表

图12: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图13: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图14: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图15: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战火硝烟中培养的科技精英
西迁办学9年,中大、金大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遍布抗战和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他们当中,后来有4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3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5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立中央大学58人,金陵大学7人)。此外,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40-45),也有两名校友当选院士。这是教育史上的奇迹。

图16:中大、金大培养的科技精英

图17:中大、金大培养的科技精英

图18:中大、金大培养的科技精英
抗战烽火中的科研掠影

图19:西迁时期中央大学教授部分论著目录、发明创造

图20: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科考活动(部分)

图21: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手稿——《悲痛的隐蔽——我们是这样在做航空工程》

图22: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风洞实验室

图23:中大兼任教授张钰哲(后排左四)偕同研究生高淑哿在甘肃临洮观测日全食,获得了天文史上极其宝贵的资料(1941年9月21日)

图24:中大理学院地理系任美锷教授考察途中在青海互助县留影
1943—1945年,中大理学院地理系任美锷教授多次赴西北考察。

图25: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委员会“联合启事”及“征稿简则”(《中央大学日刊》1942年3月3日)

图26: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商承祚先生
1938年和1940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商承祚两度赴长沙考古,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发掘楚文化精品文物221件。

图27:商承祚发掘的漆鞘铜剑(现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图28:1939年出版的商承祚研究专著《长沙古物闻见记》及手稿校订本(手稿图见旧版《南大记忆中的抗战》之19)

图29: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2年发掘的部分文物

图3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2年发掘的部分文物

图31: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影音服务部
作为中国电化教育的诞生地,抗战期间全国拍摄的教育电影绝大部分出自金陵大学影音部。

图32: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1937年拍摄的科教片《防空》画面(《影像南大》第123页)

图33:金陵大学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

图34:《电影与播音》月刊:后改为《影音》
1942年,金陵大学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后改为《影音》),是我国大学最早的有关电影和电教的综合性刊物。(《影像南大》第119页)

图35: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金陵大学电化教育成绩的嘉奖令(1943年)

36:樊庆笙(1940年摄于成都)
194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师樊庆笙赴美留学,1944年回国后将从美国带回的青霉素生产菌种(B21)进行青霉素生产、提取和临床试验,为中国生产青霉素药品作了重要的前期工作。

图37:樊庆笙1944年带回的三支试管青霉素菌中的一管,以及当时测试用的大肠杆菌一支

图38:金陵大学农学院四川省十县土壤之经济研究报告(1938年)

图39:金陵大学农学院战时我国粮食增产问题研究报告
炸弹下长大的中大、金大
中央大学研究院的创立和发展
中大理学院和农学院1936年秋首次招收研究生。1938年12月,中央大学研究院在重庆正式创立。当初仅5个研究所7个学部。之后不断发展,到东还南京前已有7个研究所23个学部,共有63人获得了硕士学位。

图40:中央大学研究院院徽

图41:1943年度中央大学研究院概况
部聘教授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实行部聘教授制度,遴选一批学术造诣高、资历深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第一批部聘教授共30人入选,其中中央大学有6人;1943年第二批共15人入选,中央大学有7人。中大部聘教授总数在全国排首位。

图42:中央大学部聘教授一览表
1941年首批遴选的30名部聘教授中,有2人被困沦陷区,秉志即为其中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后,秉志困居在上海。

图43: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胡焕庸

图44:中央大学部聘教授秉志

图45: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艾伟

图46:中央大学部聘教授徐悲鸿

图47: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胡光炜

图48:中央大学部聘教授楼光来

图49:中央大学部聘教授柳诒徴

图50:中央大学部聘教授高济宇

图51:中央大学部聘教授戴修瓒

图52:中央大学部聘教授常道直

图53:中央大学部聘教授梁希

图54: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蔡翘

图55:中央大学部聘教授 孙本文
不断壮大的办学规模

图56:1937—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人数一览

图57:1937—1946年金陵大学教职员、学生人数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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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为大家推送《抗战专题第四辑 || 不畏强暴 顽强抗争》,以珍贵的图片资料向大家介绍对救助难民、阻止暴行有着突出贡献的“南京安全区”的建立,和由南京中央大学爱国学生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