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专题 第三辑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纪念贝德士先生

贝德士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他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并在1908－1930期间担任海德姆学院的院长。

贝德士父亲

贝德士在海德姆学院时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曾多次在全校演讲比赛上获奖。

贝德士在海德姆学院参加的关于门罗主义的辩论

1916年他从海德姆学院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凭借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获得了阿尔伯特·蒂乔特奖，更获得俄亥俄州的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近代历史。

1917年，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前往近东。

此后贝德士正式加入美军服役， 在1917年至1918年曾到达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

贝德士的一战服役证明

欧洲战争结束后，贝德士随即退役，重返牛津大学学习。他先是在近代史荣誉研究院完成学士学位，后来又增修政治学与通史两类课程，在1920年分别获得近代历史学士学位和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1920年贝德士回到美国，在7月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被派遣来到中国，在南京的金陵大学任教，这是一所由三所美国教会学院在1910年合并而成的学校。

1910年代的金陵大学

1920至1923年，贝德士在金陵大学华言科学习中文，并在此认识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加拿大姑娘莉莉娅·罗宾斯。两人一见钟情，并于1923年结婚。

贝德士夫人

贝德士在1921年便正式任教。他起初在政治历史系任教并兼主任，以后改任历史系主任并开设该系许多主干课程。贝德士在金陵大学任教30年，对历史系的创建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金陵大学北大楼

他还与李小缘等中国学者一起协同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院并添购大量文史典籍、报刊。并在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及国立中央大学（1927-1929年）、中央政治学院（1931-1933年）、南京神学院（1939-1941年）兼课。下图为贝德士编、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

贝德士在南京的早期岁月十分平静，他教学认真，学生们也学习勤奋，教学相长，其乐融融。此外，他还在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等机构担任职务，并经常在课余撰写国际评论。

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历史系师生合影

1925至1926年，贝德士作为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大学学者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然而，从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弥漫全国，外国传教士的安全受到威胁。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六位传教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遇害，史称“南京事件”。 贝德士则被一群士兵拘捕，几乎被士兵击毙，幸亏得到红卐字会的援救才幸免于难。

文怀恩博士

此后，局势更加恶化，外籍人员被迫全部撤退，贝德士偕妻携子，先到上海，后到日本，不过他是事件平息后最先获准回到金陵大学的少数外籍教师之一。回校后，他一如既往，努力教学，直至抗战爆发。

1934至1935年，贝德士以洛克菲勒学者身份在哈佛大学学习日文和俄文。

1935年，他在耶鲁大学完成题为《公元前221－88年的中国历史》的毕业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

从1935年至1945年，他每年都被派到日本，代表基督教教会并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其政府政策动向。这是由和平联谊会发起并受美国基督会中国分会秘密资助的活动。

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是较清醒也是较早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少数美国学者之一。贝德士还在日本发表题为《了解中国》的长篇演说，比较客观公正的介绍中国并呼吁中日和平相处。

但是战争仍不可避免的扩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同年12月，南京沦陷。

从1937年至1941年，贝德士一直坚持留在南京，并在战后作为证人参加了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战争严重威胁着金陵大学的教学活动，教职工和学生的生命都岌岌可危，想在沦陷区保持一方净土以供教学已成为奢望。金陵大学被迫西迁成都，在成都华西坝继续办学。

金陵大学在华西坝使用的教室

1938年1月，当时还滞留日本的贝德士则奉学校之命，历尽艰难穿过日军战线返回南京，以副校长之名全面负责留在南京的校产。

为了保护难民，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借鉴上海沦陷时苏州河以南的难民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和相应的机构来妥善处理战争中的难民问题。

之后他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其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安全区亦称“难民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西为西康路。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最高法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5处难民收容所。

南京沦陷前后，南京市民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而入安全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各个收容所都人满为患。

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

贝德士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关于筹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函件就是由他保存的。

贝德士保存的关于筹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函件

同时，作为金陵大学的副校长，他也使金陵大学成为安全区内收容难民最多的地方之一。

在金陵大学校内设置的难民收容所

在金陵大学校内设置的难民收容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施轰炸。

中国方面完全同意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还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同时交给该委员会一些款项、粮食及警察。

日本军方对安全区的成立未予正式承认，但表示只要这里没有中国军队驻扎，他们不会攻击安全区。

然而，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并以搜捕所谓“败残兵”或“便衣兵”以及进行所谓“良民登记”为名，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使安全区难民终日惴惴不安，安全区无安全可言。

南京慰安妇海报及贝德士的评述

从现藏于耶鲁大学的贝德士文献中可以看到，贝德士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十分愤慨。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与日军相对抗，屡次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投诉，为拯救和保护难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开始强迫安全区内难民各自还家。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贝德士担任成员与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安全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也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南京沦陷期间，贝德士记录了许多日军的暴行，可以说是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人之一。他与《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共同策划、田伯烈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世界上最早全面揭露日军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图书之一。贝德士提供了许多资料，并且校阅了全部文稿。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书页1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书页2

日军除了在南京进行了疯狂的杀戮，还在南京纵容和发展可耻的毒品贸易。1938年11月22日，贝德士写给朋友信函中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毒品贸易。信函的一部分经上海的几家报纸发布，影响很大，激怒了日本当局，日军总领事甚至致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表示抗议。

此外，贝德士还在南京深入社会调查，写了《南京地区    粮食调查》与《南京人口》以及多篇揭露日方实施慰安妇制度罪行的文章，这些都是南京沦陷期间的重要史料。

1938年3月宁属地区农业调查地图

1939年贝德士根据调查结果出版的《南京人口》一书

1938年，他被推选参加国际布道会的马德拉斯会议。此后，从1939至1945年，和日本的查尔斯·伊格哈特一起担任国际布道会的远东顾问。

1938年3月南京调查团进行人口统计时做的地图

关于贝德士的报道，右上图为贝德士在马德拉斯所照

由于日美关系恶化，美国国务院敦促在华美国人员撤离远东。贝德士的夫人和孩子于1940年12月离华，他本人则坚持到1941年夏天。

随后贝德士被安排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同时也为国际布道会等机构作有关中国、日本和东亚的咨询工作。

抗战胜利后，贝德士还是义无反顾的返回南京，奉命回南京接收校产，参与筹备复校工作。1946年9月，金陵大学在南京原址恢复开学。

1947年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在南京玄武湖合影。

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论证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冷静而又机智地一一回答战犯辩护律师提出的各种刁难问题。

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作证

贝德士和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作证

1948年11月12日，金陵大学60周年校庆，贝德士被推选代表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致辞，金大师生借此对这位战争期间拯救金大校园的老师表达了尊敬之情。

校庆纪念册上写到：“国民政府嘉其茂绩，特予明令各授襟绶景星勋章，以示褒奖。本大学校舍，亦赖贝德士教授等努力维护，得免破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九等景星勋章襟绶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美关系的恶化使教会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异常艰难。由于时局剧烈变化，贝德士离开了工作达30年之久的金陵大学。

贝德士夫妇离开中国前照片

回国后贝德士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其教学和研究领域侧重于东亚。他还积极参加邻近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活动，同时兼任国际布道会和美国基督会中国委员会的官方代表。

贝德士身为从中国回到美国的传教士教育家，往往被麦卡锡主义者视为“赤色分子”，处境并不美妙。但是他无怨无悔，虽然远在中国之外，却仍然继续着对中国文化、宗教的研究。

即使在其后期生涯中，贝德士也没有停留学术研究的脚步。1965年退休之后，他投入巨大精力编写《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 1890-1950》。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巨著。1978年10月，贝德士在纽约与世长辞。

198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贝德士的学生、历史学家章开沅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贝德士文献”。

此后，章开沅将它们介绍到中国，并以“贝德士文献”为史料撰写了多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在国内外取得很大影响，贝德士的功绩和生平也渐渐为人们所熟知。

章开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