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图1：校长罗家伦在国立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让我们把中大造成民族复兴抗日的大本营参谋本部》（1936年1月6日）
图2：《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罗家伦 1941年6月16日于重庆爆炸声中）
抗战期间，中大、金大师生面对战争、饥饿、贫困和简陋的教学、科研条件，毫不气馁，弦歌不辍，扩大了学校规模，培养了大量国家急需的人才，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转移到大后方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并没有摆脱战火硝烟的威胁。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寇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战略轰炸。5年间轰炸218次，投弹11500多枚。与此同时，自1938年11月8日敌机袭扰成都开始，至1944年11月止，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成都所受大规模轰炸至少21次。钻防空洞成了师生员工的共同“必修课”。
图3：敌机轰炸重庆
图4：遭轰炸后的重庆街道
图5：重庆《大公报》（1939年5月4日）
图6：中央大学沙坪坝校舍两度被炸，中弹40余枚，损失惨重，不得不延迟秋季开学（《中央大学日刊》 1941年8月）
图7：“中大师生防护团”关于更换防空洞入洞证的紧急启事（《中央大学日刊》1942年3月7日）
图8：成都华西坝“五大学防空委员会防空办法”（《申报》1939年5月19日）
图9：成都华西坝校园被炸（《申报 》1939年7月24日）
1939年6月11日，成都华西坝校园被炸，金大校长陈裕光住宅中弹遭毁，多人受伤。金大农学院植物病理组助教张益诚遇难。
图10：罹难同学张治德当年的学籍表
1940年10月4日，敌机袭击成都，中大医学院学生所在防空洞中弹，夏傅汾、张治德两同学遇难，陈定一受重伤。
图11：中大医学院被炸受伤学生陈定一当年的学籍表
图12：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图13：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图14：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图15：被敌机炸毁的金陵大学华西坝校
西迁办学9年，中大、金大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遍布抗战和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他们当中，后来有4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3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5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立中央大学58人，金陵大学7人）。此外，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40-45），也有两名校友当选院士。这是教育史上的奇迹。
图16：中大、金大培养的科技精英
图17：中大、金大培养的科技精英
图18：中大、金大培养的科技精英
图19：西迁时期中央大学教授部分论著目录、发明创造
图20：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科考活动（部分）
图21：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手稿——《悲痛的隐蔽——我们是这样在做航空工程》
图22：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风洞实验室
图23：中大兼任教授张钰哲（后排左四）偕同研究生高淑哿在甘肃临洮观测日全食，获得了天文史上极其宝贵的资料（1941年9月21日）
图24：中大理学院地理系任美锷教授考察途中在青海互助县留影
1943—1945年，中大理学院地理系任美锷教授多次赴西北考察。
图25：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委员会“联合启事”及“征稿简则”（《中央大学日刊》1942年3月3日）
1938年和1940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商承祚两度赴长沙考古，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发掘楚文化精品文物221件。
图27：商承祚发掘的漆鞘铜剑（现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图28：1939年出版的商承祚研究专著《长沙古物闻见记》及手稿校订本（手稿图见旧版《南大记忆中的抗战》之19）
图29：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2年发掘的部分文物
图3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2年发掘的部分文物
图31：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影音服务部
作为中国电化教育的诞生地，抗战期间全国拍摄的教育电影绝大部分出自金陵大学影音部。
图32：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1937年拍摄的科教片《防空》画面（《影像南大》第123页）
图33：金陵大学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
图34：《电影与播音》月刊:后改为《影音》
1942年，金陵大学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后改为《影音》），是我国大学最早的有关电影和电教的综合性刊物。（《影像南大》第119页）
图35：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金陵大学电化教育成绩的嘉奖令（1943年）
图36：樊庆笙（1940年摄于成都）
194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师樊庆笙赴美留学，1944年回国后将从美国带回的青霉素生产菌种（B21）进行青霉素生产、提取和临床试验，为中国生产青霉素药品作了重要的前期工作。
图37：樊庆笙1944年带回的三支试管青霉素菌中的一管，以及当时测试用的大肠杆菌一支
图38：金陵大学农学院四川省十县土壤之经济研究报告（1938年）
图39：金陵大学农学院战时我国粮食增产问题研究报告
中大理学院和农学院1936年秋首次招收研究生。1938年12月，中央大学研究院在重庆正式创立。当初仅5个研究所7个学部。之后不断发展，到东还南京前已有7个研究所23个学部，共有63人获得了硕士学位。
图40：中央大学研究院院徽
图41：1943年度中央大学研究院概况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实行部聘教授制度，遴选一批学术造诣高、资历深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第一批部聘教授共30人入选，其中中央大学有6人；1943年第二批共15人入选，中央大学有7人。中大部聘教授总数在全国排首位。
图42：中央大学部聘教授一览表
1941年首批遴选的30名部聘教授中，有2人被困沦陷区，秉志即为其中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后，秉志困居在上海。
图56：1937—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人数一览
图57：1937—1946年金陵大学教职员、学生人数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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