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南大||第四辑||西迁与东还（1937-194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央大学连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迫于形势不得不在该年10月至11月分批西迁四川。其中文、理、工、农、法、教育学院设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医学院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建在成都华西坝，中大实验中学设在贵阳。次年，又在离沙坪坝25公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迭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迫于形势，不得不分批西迁四川。

图1：教育部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批文（1937.9.13）

图2：中央大学举校西迁时乘坐的民生公司轮船“民生号”

迁校期间最为感人的要数农学院对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运，虽然罗家伦临行前给牧场职工发了安置费，并表示若敌军逼近，这些牲畜能迁则迁不必勉强。但畜牧场职工却用安置费雇佣了民船，把场内的良种畜禽运过长江后，自行设法将鸡、鸭、兔子装进笼中，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驱赶着它们徒步从江浦出发，经过安徽、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历时一年后从宜昌乘船至重庆。当牧场职工风尘仆仆须发蓬松带着这些中外良种牲畜万里迢迢来到新校区时，作为校长和迁校决策者的罗家伦不禁热泪沾襟，竟孩子般的与远道回归的牲畜相拥亲吻。

西迁时期中央大学的文、理、工、法、农、教育学院设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

西迁后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师生们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黄泥糊的竹笆屋，睡的是“统舱”，几十个人，多至几百个人挤一大间屋子，拥挤不堪，重庆气候潮湿闷热，蚊蝇、昆虫遍地都是，加上营养不良，中大师生几乎差不多都有疟疾病史，肺炎、肝炎、肠炎的发病率很高。另外，校园还常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钻防空洞成了师生们的“必修课”，据教师对沙坪坝地区的统计，有一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个月钻过5次防空洞，成都华西坝还有2名学生被炸死。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生活相当清苦。学生们课余去请教授，他们也不怕麻烦，因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关系十分融洽。抗日战争初期，国家粮食部只供应中央大学每天30担（包括教职工）平价米。这种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霉变米、老鼠屎等，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那时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极为形象的话。“顶天”就是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立地”就是鞋袜洞破，光着脚着地。“空前绝后”就是裤子前膝或后臀部穿破了。

图3：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校景

图4：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大礼堂

图8：重庆六校联合音乐会

图9：中大新闻社

图10：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嘉陵美术会欢迎徐悲鸿教授由南洋归国返校师生联欢会（1942，重庆沙坪坝）

徐悲鸿卖画筹款抗日

徐悲鸿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将全部画款捐献给祖国，以救济难民。1940年春，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其间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印度两次举办画展，所得款项全部捐寄祖国，救济难民。

图11：画家徐悲鸿在南洋举行赈灾义展（1938）

徐悲鸿还亲自作国画《愚公移山》，寓意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定能移掉压在我们身后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整个画面描绘了正在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表现了那种坚卓的精神和强劲无比的力量，给人们以巨大鼓舞。

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后，校长依次为顾孟余（图12）、蒋中正（图13）、顾毓琇（图14），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

图12：顾孟余

图13：蒋中正

图14：顾毓琇

1938年底奉行政院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

继1939年增设6年制牙科之后又办牙医专科学校、护士师资专修课、高级医师检验职业科、司法检验员训练班等。

1941年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

1942年农学院农艺系农业经济组扩建为农业经济系，隶属农学院。

1943年理学院地理系气象组独立建制,成为我国第一个气象系。

1944年成立边政系，隶属法学院。

1945年成立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

1936年秋，理学院和农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8年12月，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1939年秋正式招生。当初仅5个研究所7个学部。之后不断发展，到东还南京前已有7个研究所23个学部，共有63人获得了硕士学位。

图15：院徽

炸弹下的科研成果

八年抗战的苦难生活，他们经历了战争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磨难，不仅未使他们意志消沉，而且更加增强了民族意识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他们始终以饱满的热忱，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教学和科研，根据战时特定的需要，不少领域的科研都有了新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教学、科研成果。

1940年4月，汪伪“行政院”通过“在南京建立中央大学案”，校址始设于原中央政治学校，后迁至金陵大学校址。在校学生数曾达1100余人，教师16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10人，讲师39人，日籍教员15人，德籍教员1人。全校设文、法商、教育、理工、农、医等6个学院。1945年9月南京中央大学改为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学生分别转入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

图片21：南京中央大学初建时校址

图片22：南京中央大学迁至金陵大学校址

图片23：农村调查团全体人员

图片25：南京新街口第二届清毒大会的现场

1944年1月24日，南京学生清毒运动工作团组织100多人，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家，将搜出的海洛因当众焚烧，并将曹押送警察厅。当时，江泽民的高年级学长厉恩虞就是这场运动的学生领袖。他英勇机智，表现突出，带领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砸了鸦片烟馆，全国造成一定声势，迫使汪精卫枪毙了白面大王。

图片26：厉恩虞（1919-1978）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忆厉恩虞同志》的文章，专门回忆了这段历史。文中写道：“1943年冬，我与厉恩虞同志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他念的是外国文学系，已是高班四年级的学生，我进大学不久，是电机系的低班学生。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参加了那场运动(指厉恩虞领导的清毒运动)。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厉恩虞同志当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打动大家的心灵”。

图片28：张治中将军公馆

随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期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签字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同年10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重庆，许德衍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为了将“座谈会”精神继续下去，他提出建立一个永久性组织的愿望，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次年，九三学社正式成立，社名一直延用至今。

1946年5月至7月，12000多名师生及家属前后分八批乘船东还返宁。东还后，中央大学分为四牌楼校本部和丁家桥二部，学校对两处校舍均进行了整修和扩建。11月，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上课。

图片31：东还后的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

航空工程系自行设计并安装成功的飞机模拟试验风洞，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之一。

图34：飞机模拟试验风洞

1947年5月6日，中大召开教授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员工待遇宣言》，郑重作出五项决议，并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五项决议案之有效贯彻”之决心。《宣言》要求全国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齐起来，坚决支持此决议案，这呼声震动了南北各大学，也引发了中大的“吃光运动”，成为“五·二O”运动的导火线。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7年5月20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全国六十多个城市的学生都纷纷游行罢课。

图36：学生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时受到宪兵及警察阻挠，遭袭击与围殴

图37：五二0游行队伍冲破军警封锁线

毛泽东5月30日发表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图38：毛泽东高度评价“五·二O”运动

1954年，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作出两项决议：一项是 “确定南京大学历史自三江师范学堂创办时（1902年）开始”；另一项便是“确定‘五·二O’为校庆日”，以纪念伟大的五二O运动。

图39：校委会通过以“五·二〇”为校庆日

图41：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郑集

图42：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胡小石

1949年4月26日，应周恩来之邀于南京解放前夕秘密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梁希、潘菽两教授自北平来电：“庆祝南京解放，并祝学校平安。”

图43：梁希、潘菽的北平来电

4月27日，中央大学教授会、维持会电复梁、潘：“亟盼就近催促，派员接受，并恳速驾返校，共策前途。”梁、潘二教授立即电请刘伯承将军早日派员办理中央大学接收事宜。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委派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为中央大学军代表，并负责该校接管事宜。

图44：中央大学教授会、维持会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