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搞链长制的动机，短期是抗击疫情对产业链中断的威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中长期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要求，做大做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基础。       

       过去我们在研究GVC（全球价值链）理论时，强调在市场基础上发挥“链主”的作用，发挥链主在GVC治理、产业升级和价值分配中的主体性作用，在特殊疫情期和“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推出“链长”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管理制度。说到底，“链主”与“链长”的关系，还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如何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性问题。       

       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一个“钱变成知识”与“知识变成钱”的链条中的不协调和不衔接的融合问题。负责创新的科学家与负责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在追求的目标机制、绩效的评价机制、行为模式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从而造成衔接和融合的障碍。为此在实施链长制的条件下，处于高层次的链长可以设法搭建交流平台，如创设产业教授、论坛等制度；要求政府投入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实验室，要制度化地对产业界开放；以及可以让产业界收购兼并应用型研究所，等等。             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是真正断裂的可能性很小。可以推测全球产业链将趋向于重组。重组的趋势主要是纵向缩短、横向区域化集聚，从而形成依托于区域性产业集群为主的全球产业链集群。这种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特征是企业既嵌入GVC，又加入产业集群。这一双重嵌入特征是未来的企业组织流行模式，也是中国企业过去地方化与全球化融合发展的结果。不同之处就是我们的企业还不是全球产业链集群中的大买家。为此需要在战略上逐步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代替出口导向的全球化。优化专业服务环境，依靠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改进收入分配，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来实现“市场强链”战略；强化专利战略，依靠密集的研发投入等手段实施 “技术补链”战略；鼓励并购重组，基于集体行动等手段来实现“组织固链”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