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来自安邦书院暑期社会实践校级特别专项“南望今昔”团队。他们希望通过采访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南大校友，描绘南大人物群像，追溯南大记忆，探寻南大精神，并用这样的方式为2022年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献礼！

本期我们的采访对象是著名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滋。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地学院院长。

王德滋院士于家中与同学们座谈

一生地质，站稳三尺讲台，教学科研并举；

半生金陵，见证百廿南大，诚朴传承南雍。

初入中大，走上地质道路

1946年，我19岁，面临着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培养着三千子弟，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与现在的高考不同，当时的大学都是自主命题、独立招生。当年，我专门从泰兴来到南京“赶考”，考场就设在城南的钟英中学。考生有两三万人，但因为抗战的战火刚熄，中大也才从重庆复员南京，录取的名额特别有限，仅招500名，考试十分紧张，竞争非常激烈。

我选择中大、选择地质，可以说是受到三位前辈的影响。

一位是我的姑父朱东润，当时他是中大的中文系教授。他经常鼓励我，你立志考地质系，选中大就是选对了！后来经过激烈的竞争，我考取了。他非常高兴地说：“你真不简单呀！你中举啦！”

第二位是丁文江先生，他是泰兴人，我的老乡，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在英国Glasgow大学留学七年，拿到了地质学和动物学双学位，不仅地质学很有造诣，对古生物学也有独到的研究。1936年，丁先生因为煤气中毒去世，年仅49岁，英年早逝，墓地就在长沙的岳麓山。丁先生比我整整大了四十岁，我虽久闻大名，却无缘相见。到了高中，听闻丁先生的事迹，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我当时就立志：“我要继承丁文江的道路！”

另一位前辈是谢家荣先生，是丁文江的嫡传弟子。谢先生写过一本《地质学》，书里有大量的、美妙的图片，展示了奇妙的地质现象和祖国的壮丽山河。我偶然在同学家读到这本书，深受吸引。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读地质学，而且是第一志愿选地质学！这个选择，也就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打实基础，所得终身受用

当时的中大，前两年主要是打基础，基础打得很牢。课程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学，还有对应的实验课。当时我还很奇怪，我是学地质的，怎么什么课都要学？后来我才晓得，不打好数理化生的基础，地质学是学不好的。除此之外，英语阅读、英语作文和中国语文也是我们的必修课。

我们地质系有九门专业课：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光性矿物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找矿勘探方法。九门课里，有两位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位是系主任张更教授，他亲自为我们讲授普通地质学。张教授有个口头禅，每讲到一个地质现象，他总是说一句“这个现象真奇怪，奇怪奇怪真奇怪！”，一下子就让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就能更仔细地听背后现象的成因了——先讲现象，后分析原因，这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经常在下面开玩笑说：“不知道张老师今天又要讲多少个奇怪呢！”

另一位老师是徐克勤先生，他在美国Minnesota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年刚好抗战胜利。为了祖国的发展，徐先生作为最早的“海归”毅然回国。徐先生他在讲授光性矿物学课程时爱夹着讲英文，中英混合讲课，我们也就中英文混合记笔记，这很好地培养了我们阅读英文教材的能力。我后来管这叫“雨夹雪”教学法，我感到非常受用。徐先生对我很信赖，在期终考卷上批了“99”分，我后来就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学生讲授光性矿物学这门课。

在我读书期间，前三年是国立中央大学，最后一年改名南京大学，可以说我是“中大”改名“南大”的见证者。大学的三个暑假，我有两个暑假没有回家，因为我觉得暑假是一个自由充电的好机会，我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尽情地借阅各种各样的书籍。我虽然是学的地质学，但对文学、历史、社会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很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交通确实不太方便：我先要从南京乘火车到镇江，再乘小火轮到高港，运气好的话，搭上长途汽车回到泰兴城；运气不好就只好坐黄包车回去了。短短两百多公里的路途，当时确实要几经周折啊！

勤勤恳恳，站稳三尺讲台

为了快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南大地质系在1952年开设专科，设置矿产普查与勘探和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两个专科专业，都属于工科性质，一年招四百人。一时间，比原先多数十倍的学生需要开设岩石学课程，教学压力倍增。当时的岩石学课分为两个班，甲班由孙鼐教授讲授。孙老师讲课十分受欢迎，口若悬河，大名鼎鼎。1953年，徐克勤主任突然对我说：“王德滋，乙班的岩石学由你来上。”当时我头都大了，一边是优秀的教授，一边是小小的助教，悬殊太大。徐先生说：“不用怕，就让你上课，我对你有信心，你会上好的！”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我晚上备课、认真写讲稿、关起门来试讲，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我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一是要脱稿讲课，不“照本宣科”；二是要抓准重点，讲深讲透；三是要敢于面向同学，不要面朝黑板。就这样，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和辅导，全力以赴。后来，一名叫黄崇轲的同学专门写了一篇通讯报道《深受学生敬爱的王德滋助教》，刊登在《南京大学报》上。我看到以后，感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我终于站稳了讲台。

    我的岩石学课程是由李学清先生讲授的。课程结束后，老师布置全班六位同学各自完成一篇读书报告，自己确定题目、阅读材料、上台讲解。我选择的报告题目是《白云岩的成因》。题目确定之后，我就忙得不亦乐乎，搜集资料、大量阅读、归纳整理……最终，我把白云岩的成因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沉积成因，一种是交代成因，并搞清楚了判别的标志和方法，写成了读书报告。我从这件事意识到，要把课讲好，就不能满堂灌、不能搞填鸭式教学。老师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这一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啊！

蚂蚁啃骨头，教学科研并进

1956年，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我的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都相当繁重，但作为党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还好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时间特别珍惜，于是我就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利用星期天、寒暑假和晚上的时间，见缝插针地进行科研工作。

南京和镇江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宁镇山脉，是中国地质调查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但煌斑岩研究是其薄弱环节，我就瞄准了这一薄弱环节开展科学研究。早上，我从南京乘最早的一班慢车到达山区，一个人翻山越岭，观察、采集标本、画图。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再背着沉重的标本乘最晚的一班慢车回宁。来来回回了十几趟，直到1957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江苏高资下蜀附近煌斑岩之研究》，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在我看来，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应该是“教学为主，科研突出”。这也是我当时的态度与认识。

前些年，南秀村社区邀请我给社区的小学生们上一堂科普课，我考虑了许久，就给孩子们讲：“我们地质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球。地球就像是水蜜桃一样，桃核就是地核，桃肉就像是地幔，桃子薄薄的果皮就像是地壳。”孩子们一下子就理解了。他们问我“学地质是不是就是拿上小锤子到处敲敲打打呢？”其实现在地质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十分先进，正如地学大师涂光炽先生所说：现代地质工作的任务是：“上天，入地，下海”，譬如：探月工程、大陆深钻、海洋深潜，都是我们地质人要做的事。

 王德滋走进南秀村社区，为小学生做科普，右一为社区党委书记甘玲

代代诚朴，传承南雍精神

从中大到南大，从地质系到地科院，我见证了南大的七十五个年头。在我看来，南大精神的核心就是“诚”和“朴”，这就是南大人的精神。“诚”，就是诚实、诚信、不搞虚假。南大人做学问也好，做工作也好，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是“诚”字当头。“朴”就是十六个字：朴实无华、不慕虚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这是南大人长期形成的一种气质，有了“诚”和“朴”，创新和创业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了。

（图文来源：南京大学安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