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展，发展高等教育。”时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的郭影秋主动要求到教育第一线工作。1957年7月，中央决定，郭影秋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不当省长当校长，南大师生闻讯而喜，也有人存有疑虑。9月7日，郭影秋来南大，正值反右斗争后期。对一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来说，勇于投身高教这个“是非之地”甘当校长的高风亮节和博大情怀，使师生在欣喜之余平添了几分敬意。不久，“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大办体育、大除四害、大办民兵、大炼钢铁、勤工俭学、频繁参加校外的义务劳动……对学校教学科研冲击很大，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作为一校之长，郭影秋坚持一条：“学校毕竟要以教学为主，假如不上课，还要学校干什么！” 　　郭影秋为了减少各种运动对教学的冲击，亲自撰写了“三条防线”，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要努力想方设法稳定教学秩序，坚决保证教学正常进行。1959年3月，郭校长在全校田径运动大会上，向全校发出“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和“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号召，迅即在众多师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从这时起，南大师生开始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中转向“认真读书，认真教学”的轨道。郭校长明确提出 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又提倡“有经验的教师，老教师上（教学）第一线”。这些举措，减轻了极“左”思潮和大哄大闹的“教育大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教育质量得到了稳步提高。许多教授、学者颔首称许：“郭校长是懂教育的。” 　　 　　　　设家宴为三老祝寿 　　郭影秋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还要爱护知识分子，尤其是颇有造诣的学者专家。1957年11月，“反右”刚结束，郭校长便在家中设宴祝贺中文系三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亲自斟酒、敬酒，表彰他们数十年辛勤执教、潜心治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此举传为佳话。 　　1958年召开的南大第二次党代会上，经党委书记郭影秋提议，破例地选举两位教授新党员为党委委员，这也说明党委在领导工作中重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在当时颇引人注目。 　　来南大工作后，郭校长经常关注一个问题：南大有诸多学识渊博、学有专长，蜚声海内外的教授、著名学者，他们中不少已年迈体弱，如何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薪火相传”，继承发挥。不久，他在党委会上郑重提议为老教授尽快配助手，这是“要抢救遗产！不能不急，不然来不及啦！”后来，学校陆续为一批老教授“对号入座”配备了学术助手，除在文、理科中为学有专长的老教授配助手之外，还选派部分优秀的青年教师作为这些知名教授的研究生。同时鼓励中青年学者“能者为师”，积极争取“青出蓝而胜于蓝“。全校通过“层层挂钩”，老年带中年，中年带青年。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其中有些人早已成为中科院院士），并加快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作为南大校长，郭影秋不仅号召教师钻研业务，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尽管校务繁忙，且体弱又严重失眠，但他争分夺秒，手不释卷，并尽其可能参与教学活动。讲政治理论课，为历史系学生修改毕业论文。他曾经说过：“科学知识的取得是相当艰苦的劳动过程，任何贪快取巧而不肯用功的做法，都不会得到好的收获。”我聆听铭记在心，受益匪浅。难能可贵的是：郭影秋爱好南明史的研究，不辞辛劳，“挑灯夜战”，正是在工作繁重忙碌的1959年，完成了他的史学研究专著《李定国纪年》。 　　　　 　　　　催生南大“五朵金花” 　　郭影秋在担任南大校长初期，南大曾提出“大学就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研究所”的口号。在继续执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方针时，强调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对教学科研生产作出全面安排。从发展尖端学科及适应生产实际需要，又调整和增设了一些专业。学校各方面工作在调整的基础上得到了稳步地发展。自1958年以来的三年中，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由1958年时的4230人发展到7032人，教师由876人增加到1173人（新增教师中，有58届孙义燧、59届方成、闵乃本、60届研究生张淑仪、陈洪渊、郑有炓),同时从无到有地建成了一批反映最新科学成就的新专业，全校专业设置由1957年时的20个专业17个专门化发展到1960年的44个专业67个专门化。正是这些新专业奠定了南大尖端发展的基础。不过有些专业设置的条件较差，力量薄弱，但经过几年努力建设，后来也建成为南大的重要学科，如原子核物理、无线电声学、高分子、数理逻辑、计算数字、计算技术、大气物理、地球化学、天体物理、射电天文等等。 　　南大又提出“以教学为主，突出科研”，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由于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合，老中青三结合，使科研队伍迅速成长。狠抓“尖端”，采用多学科协同“作战”，重点攻关，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仅在1959年以来的两年间，全校在基础理论、国民经济中重大问题及技术革新三方面进行了859个选题（其中文科291、理科568）的研究，完成了556题，完成专题报告494篇，科学论文427篇、研究成果437项，新编和修改教材376种，有43种被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 　　“五朵金花”——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古草原综合考察、大米草引种与利用，是南大科研工作的代表成果，还有“103计算机”、“射电望远镜”、“偶联剂”等20多项成果，在1965年北京“全国高科技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展出，令人瞩目。而这些科研项目都是在1960年前后起步，并打下的基础。正巧是1960年10月，南大被中央列为全国重点高校 　　　　校长请大家吃红烧肉 　　省长调来南大当校长，学校安排郭影秋一家住在校门西侧汉口路边一幢不大的两层小洋楼，但他一再表示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后来，听说他只住楼上一层，楼下一层安排给两个干部住了，一间客厅一直空着不用。郭校长廉政节俭，严于律己的风范，给师生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0年前后，由于在大跃进工作上的失误，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我国国民出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南大也随之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冬季，生活问题日益突出，校党委一方面大力抓生活、抓治病、抓劳逸结合；一方面，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结师生员工，振奋精神去战胜困难。 　　那段时间，郭影秋校长健康状况不好，失眠、浮肿、肝肿大，可他仍加班加点工作并与师生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不仅学校送上门的东西一概拒绝，而且常将配给自己的副食送给身体不好的老干部。他请统战部举办副教授以上教学骨干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联欢会，破例用校农场产出的副食品招待大家，特别关照要保证“每个人两只肉包子”。 　　1962年南大校庆60周年，为庆祝校庆，在校的单身教工中午“会餐”，其实就是食堂送给每个人半斤红烧肉。一下见了这么多肉，大家心里都乐滋滋的。至今，参与这场会餐的教工，有不少人早不在了而我还忘不了那一顿红烧肉。当时盛红烧肉的搪瓷盆仍一直在我家里用着呢。 　　使我最感动的事是参与研制“太阳射电望远镜”的主要组合部件“混频器”。因为急于送到外地进行“温效”试验，却没有交通工具。我只好找校办。校办主任也感到为难，这事竟无意中让郭校长知道了，爽朗地说了一声：“派我的小车去吧！”要车又这么容易，出乎意料之外，我在学生时代就曾听过郭校长的专车自己很少用，也绝不许自家人搭便车，却经常去为学校拉仪器。感动之余，更多了一份鞭策。 　　1963年初，周总理要调郭影秋去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他因钟爱高教事业而要求仍留南大工作。是年5月，中央改派郭影秋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协助老校长吴玉章主持校政，从此他离开了南大。 　　在那困难的岁月，郭影秋以他特有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并激励着南大师生。一些老教师，老“学生”至今仍怀念那段生活清贫而精神富足的年月，缅怀把欢乐与坚毅带给师生的老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