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绿色脚步，是从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起步的——“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的牌子，最早挂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一个小四合院的门口。 　　

194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开国大典上，面容消瘦、眼窝深陷的梁希穿着浅灰色的呢制服，同中央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毛泽东从容地登上天安门的一百级台阶，按动电钮，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庄严时刻，66岁的梁希，作为一个林学家，作为一个穷教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以共和国林垦部部长的身份站在这里。他心潮汹涌，激情满怀。 　　

几天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公布政府组织机构时，宣布时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即校长)的梁希先生为林垦部部长。视官禄为草芥的他竟怎么也不肯接受，他给周恩来递了一张条子：“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了，随手拿起笔回复了几个字：“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向总理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为人民服务与当官做老爷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此，新中国的林业便与梁希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中央成立林垦部，标志着新中国把林业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而揭开了中国林业史上新的一项。首任部长由一位德高望重的林业专家担任，这就更加预示着新中国林业必将走向现代化的新阶段，这给林业工作者增添了无比的信心。 　　

历遭劫难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开始，林垦部连办公的房子都没有。梁希及几位工作人员临时住在一个小客栈――东四东安旅馆办公。不久，迁至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大门的油漆早已剥落，青砖灰墙、石鼓影壁也已斑斑驳驳。门前一株老槐树静静地守望着沧桑的岁月。 　　

北京的每一个胡同都有一个掌故，至于这个胡同为什么叫“无量大人”未曾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与一位不寻常的人物有关。胡同里从早到晚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先是“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然后是“冰糖葫芦”草耙扛过去，接着叮叮当当“锔盆锔缸”的挑子…… 　　

过往的人都向小四合院里望几眼，心想：这不起眼的胡同里竟也藏着个大机关。 　　

其实，这个机关只是牌子大，院子并不大，人也不多。那时，林垦部总共才有12个人，宿舍就是办公室，梁希部长和李范五副部长都住在这里。梁希提出“机构设置应当少而精，人员要逐步充实”。后来从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林业组和南京大学森林系调来一些干部，部机关达到27人。机构设置四司一办，即林政司、森林经理司、造林司、森林利用司和办公厅。不久又从苏联请来两名专家担任林垦部顾问。 　　

白发苍苍的梁希对年轻的李范五副部长说：“我这样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哄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欢欢乐乐度过晚年。但是党中央委我以重任，我要为中国的林业做一点贡献，我这也是老骥伏枥。希望我们共同合作，把中国的林业搞上去。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我也年轻多了。”当时的副部长还有李相符(原四川大学林学教授、中共地下党员)，办公厅主任是张庆孚(原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 　　

绿色的事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共同翻开了共和国的绿色日历。 　　

梁希酷爱这个胡同深处的四合院，这种古都特有的民宅建筑，似乎更具有某种文化的魅力。梁希说：“院子虽小，能装三山五岳；房舍简陋，可装下五湖四海。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研究中国林业的方针大计，小屋就是个起点。”从此，中国绿色的面积就从这里一寸一寸地向四周扩展着，向黄河长江两岸，向长城内外，向荒山沙丘，向广大国土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