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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屠城中王伯沆夫妇的民族气节

发布于:2020-11-12    来源:互联网   文章阅读数:

王伯沆(1871-1944),名瀣,又字伯谦,晚号冬饮。别署无想居士。伯沆先生先辈数代业儒,父亲是饱学之士,母陈氏“喜读明史”,是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先生自幼聪慧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早年就读南京钟山书院,为书院院长黄翔云器重。十九岁乡试为廪生,从金陵名宿高子安研读《说文解字》。清末应俞恪士之邀,任两江师范教习,后又在陈三立(散原)家中任家庭教师,自衡恪以下寅恪、登恪、方恪等均受其培育。1914年起,他先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近30年。弟子遍布海内,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弟子中陈寅恪、周法高、郦承铨、束世徵、唐圭璋、卢前、胡焕庸、胡世莹、常任侠、张其昀、陈训慈、潘重规、高明均为当今学界巨子。    

伯沆先生毕生肆力学问,学识淹博,被誉为“近代江苏代表人物”。他治学凡三变:弱冠致力古文辞,壮岁兼治经世之学,邻居王德楷(木斋)“学广气豪”,家富藏书,伯沆常与借书论学。木斋师友多海内名流,如文廷式、陈散原、俞恪士、李瑞清等。他们见伯沆诗词,大为惊喜,折节下之。伯沆四十以后出入于佛老,归于宋明理学,治学道路经历了返博还约的历程。    

伯沆先生与陈三立家之间不只是一般的宾主关系,他与三立及其长子陈师曾之间经常谈诗论画,同游唱和,成为莫逆之交。癸丑年(1931)五月十三日,陈三立和陈仁先、俞恪士、寿丞兄弟等人同游镇江焦山寺,也约了王伯沆。第二天,伯沆先生特地从南京赶去,相与盘桓数日,并留下了好几首诗。六年后的1919年秋,伯沆先生进北京,陈师曾陪他畅游西山潭拓寺等地。陈三立之子陈隆恪、陈寅恪兄弟等人都受教于伯沆先生,他们深厚的国学基础之中,也倾注着伯沆先生的心血。 


 学生心中“王四书”    

伯沆先生是教育家,以育天下英才为己任。先生善谈名理,持论初若不经意,既而风起云涌,雾开山裂,所向披靡。当时祖国传统文化在“全盘西化”中蒙受曲解和攻击,于是他挺身而出,“为往圣继绝学”在学校开设四书五经讲座,深受全校师生欢迎。学生还给了他一个爱称“王四书”。对于他讲学的盛况,东南大学当年的校友高明曾作如下追忆: “当时有一些学者故意丑诋中国文化,把它说得一文不值,主张彻底地摧毁掉。偏激之言,一时蔚然成风,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屹然不动,我们很理智地衡量,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信心的人,还能爱自己的国家吗?把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完全抹杀掉,把一些小缺点拼命地夸大,以偏概全这公平吗?合乎科学吗?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心屈服于异族,这是国家民族之福吗?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要唤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偏激言论, 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衡量。本校教授柳翼谋(诒徵)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讲授,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相,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还请王伯沆教授特别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教室内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迟到的就得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只听见王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绝,渊渊入微。此情此景真是终身难忘。”(文见《走近南大》四川人民版) 


 王伯沆与夫人周育卿的民族气节    

周育卿(?-1973)是王伯沆先生的继室夫人,亦为太谷学派二传黄葆年的弟子。周育卿为江苏东台安丰镇的名门之后,其家虽地处偏远小镇,作风却很开明,身为独女的周育卿时时追随父亲在外而博闻广见,是周 家女子在外游学的第一人。周育卿年轻时喜欢读秋瑾的诗作并时时吟颂,后来她在游学苏州期间,拜在黄葆年的门下,并于1924年由老师作主与丧偶数年的同门学长王伯沆先生结为连理。周育卿对王伯沆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她不仅料理着王伯沆的饮食起居,并且成就了先生晚年的高风亮节。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王伯沆先生任教的中央大学仓促迁往重庆。当时,王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愈而未能随校西去。1937年底,南京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身居敌占区的王伯沆先生深感“报国无门,遁世无所”,遂决意“杜门谢客,自期一死。”由于先生平生为人慷慨,对亲朋多为接济,故而积蓄无多,当时王伯沆与周育卿身居敌占区,生活十分困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伯沆与周育卿的高尚人格却愈发显现出来。有这样几件小事,体现了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在非常时期“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传统美德。    

南京被敌军占领期间,汪伪政府为了借重先生的名望来装点门面,先是大汉奸汪精卫派人送来伪国府参事聘书,并许以月薪300元。王伯沆先生声色俱厉地怒斥来人道:“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后来南京沦陷后的中央大学又派人劝说王伯沆在该校挂个教授的名,不到校,使干薪,结果也遭到先生严辞拒绝。他们深知王伯沆先生傲骨奇节,决定采用迂回的战术,逼王伯沆先生就范。当时,汪精卫曾派他的同学、时任汪伪政府立法委员的某某转向周育卿做劝说工作。这位游说者背着王伯沆先生,暗中通融王夫人收礼,甚至说只要求借用王伯沆先生印章领薪用即可。王夫人面带微笑而从容地说:“用他的名义,盖他的章,又不让他本人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否合法?某先生你是立法委员,我现在向先生请教!”来客无言以对,强留钱米后,便匆匆告退。周育卿一面婉拒,一面迅速派人将大把的钱及米丢上来车,并不卑不亢地说:“你带来的还请带回吧!”周育卿的外孙女、现任台湾省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周世箴教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此感慨系之:“在贫困中能拒绝最需要的物质,有几个人做得到呢!” 


 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    

周育卿女士富不丧志的追求、贫不失志的精神、险不丢志的勇气,还在下面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京沦陷、日寇屠城期间,王伯沆先生一家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难民区中。有一天,日军中岛部队闯入难民区骚扰搜捕。一名日寇军官气势汹汹地闯入王伯沆先生的住处,言行蛮横之极。王伯沆先生凛然正坐,怒目而视。先生的无畏冷对激怒了疯狂的日军,这名侵略者交涉无望后,拔刀便欲对王伯沆先生行刺。在这紧要关头,王夫人周育卿挺身而出,并以自己瘦弱的双手挡住刽子手挥起屠刀的双臂而曰:“他是老病之人,你是武士,一定要杀就杀我吧!”两位老人英勇无畏的精神镇住了刽子手的气焰,周育卿的短短数语,直指侵略者的心灵深处。自诩为武士,却无端要屠杀老病之人,日本军官在两个正义的中国老人面前,无奈何悻悻而退。    

先生大节不屈,令人钦敬。先生在诗中多次暗讽敌伪权贵及附敌鼠辈:“鼠踞书丛未是家”、“且难别味,野马易忘家”,虽贫病交迫,先生胆气犹壮,视敌伪如“腐鼠”。“化鹏击水心原壮,腐鼠骄人眼未花”……先生早在《与王雷夏(宗炎)论学书》中说:“兄但观历史,自五胡乱华,至于辽、金、元侵宋、明之倭寇……彼时中土人民,是何等涂炭,而其能支柱危局者,安详坚定,是何等识力,史传颇不乏人……疾风劲草,士亦须有气骨,方是出处一贯之学。不当专指有位者言也……”过去士大夫信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处于乱世的伯沆先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道德伦理有高度的责任感。他认为气骨是立身之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士须有气骨    

中央大学西迁后,王伯沆先生的薪金收入断绝,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忍痛让售自己的藏书以贴补家用。当时王伯沆家中的开门七件事,全靠周育卿上下操持。汉奸陈群为自己办泽存书库,乘国难之时大肆收购古旧书籍。当他得知王伯沆先生收藏颇丰时,便派书商上门洽谈,表示愿出高价收买。王伯沆夫妇打听到书商是为大汉奸陈群充当说客时,立即表示:宁可饿死,也不将自己的藏书卖给汉奸!他贫病交迫宁死不屈的情况,被沦陷区的学生知道了,传到大后方,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的学生深为感动,节衣缩食,筹集款项,与沦陷区学生合作,接济他的生活,直到他逝世。

1944年9月,王伯沆先生病重,临终前他还嘱咐夫人周育卿及女儿王绵:“我生不愿意见到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出门见到敌人,就把它埋葬在家中的颓墙瓦砾之中就可以了。”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46年冬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在王伯沆先生的住地南京中华门东忠厚里3号(即今日边营98号)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仪式,吊唁已经辞世的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伯沆先生。灵堂上方悬挂着国民政府敬送的“爱国耆儒”金字匾额,王伯沆先生的生前好友柳诒徵先生题写的“耆儒王冬饮先生之墓”的墓碑树立在王伯沆先生故居后院的坟墓前。周育卿女士用饱含热泪的目光,凝视着前来参加追悼会的社会名流和中央大学的师生代表,然而她的思绪,却凝固在与王伯沆先生共同生活的二十年时光之中。    

1948年,周育卿女士的女婿、自己养育成人的亲侄儿周法高先生随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以后,周育卿便和自己的女儿王绵及外孙女儿周世箴一直生活在老宅之中。王伯沆先生去世后,周育卿女士渐渐与太谷学派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伯沆的墓葬被迫迁到南京南郊的花神庙乡,柳诒徵题写的墓碑亦被充作建筑之用。1973年,太谷学派学子周育卿在饱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后,离开人世。1998年,王伯沆与周育卿的爱女王绵女士从台湾回到南京,并用自己筹集的资金,将故居残留部分修建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以追思自己的父母和丈夫,并弘扬他们的学识和爱国举动。本世纪初,江苏省、南京市及中央电视台已对这一爱国大儒作了专题采访报道,著名作家叶兆言已将王伯沆形象写入他的中篇小说《追月楼》。他和在北平绝食明志的陈三立一样是两个不屈的士大夫,中国人。      

(王明发  胡舜庆  程章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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