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1932-）浙江杭院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就读于金陵大学。 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法学士(1955) 美国爱摩瑞大学政治学硕士(1960) 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人(1969-1970) 台湾政治学会政治行为委员会主席(1983-1985) 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人(1987-198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人(1987-1988) 曾获荣誉： Fellow,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1969-1970) 台湾国科会第一届杰出研究奖(1985) 香港中文大学SiuLienLingWongVisitingFellow(1990-1991) 台湾大学首位连震东法政讲座教授(1991-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97) 台湾大学首位校聘讲座教授(1998-)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
胡佛教授谈政治学
一、政治学的吸引力
我念政治学起步比较晚，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才念政治研究所。高中时就开始分组，我念生物组，后来考上京陵大学农科，我认为念农科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对国家的帮助很大，蒋彦士先生、杨国枢先生也都是念农科。从大陆来台湾时因为身体不好，医生说需要多休息，因为念农艺系需要育种、田野调查，怕身体吃不消，所以希望转念别的科系。
1951年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系、中兴大学农科及师大生物系。后来选择念台大法律系，念了很多的规范、制度、条文等基础性的东西觉得很好。那时侯我常常在想，这些条文的背后是什么？就在那时侯我开始对宪法产生兴趣，宪法里面有很多原理、原则，但是这些原理、原则都是政治性的东西，和其他法律比较不一样，例如像公司法、民法这一类偏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财产、债权等。可是宪法不一样，宪法牵涉到国家立国的原理、政府的结构、人权等。进了法律系之后，就对民主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人权有相当的信念。也开始谈“思想“、“文化“的问题，总是觉得要有新的文化、新的思潮。我和一批同学一起办杂志，这本杂志在台大很有名，叫做“台大思潮“。当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蛮深的，可以说是后五四运动的浪潮，那时候很重视思想、文化、改革，所以对民主、人权就产生影响。在这个情况下，我对宪法就产生极大的兴趣。
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就考虑将来要做什么？大部份的同学到司法界服务，这些同学现在在司法界都非常有前途，不过我当时并不想从事司法界的工作，希望对政治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另外我对文化思想有兴趣，希望在这个部份做一个钻研。那时候《自由中国》杂志很流行，常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受殷海光先生的影响，其实我和殷先生没见过面。我们这一辈的知识份子，由于受五四运动和个人生活的体验的影响，那时候觉得必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希望现代化的观念能发展出去，所以那时候在台大推动“新文化运动＂，希望结合传统与现代，把思想再推展出去，这些都影响到我做学问。 做学问一定要有胸襟和基本的价值观念。假如人生的境界小小的，可能做不了大学问，这和人生观有关。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再去念研究所。当时政治研究所不多，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师资都是一些比较新一点的，留英美的老师较多。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就去考政大政治所，竞争很激烈。??念政治所之前就把台湾有关政治学的教科书就先看过了，看了之后有一个感觉，好像谈来谈去都是谈制度，比较是一种形式的规范。其实政治跟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制度是人订的，但是那个时候“行为科学“还没有兴起。我觉得政治应该是有“灵魂“、有“血肉“的东西，所以在入学考时在考卷上写这些，结果分数很高，我想教授们对我的想法蛮欣赏的。所以我现在对政治学的探究，主要都是与政治行为有关。后来觉得需要再到美国进修，因为我对宪法还是很有兴趣，到美国时就念政治研究所，这是我求学的过程。
二、学术生涯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我刚刚提到，在国内的时候，某一种程度与生活体验有关，如果生活体验不够，光是有一个伟大的学者对你的影响还是属于比较浮面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自己一方面要对基础理论的东西多了解，一方面要有生活的体验，对历史、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对基础理论的了解，可以做很好的传播者，但是如果要做一个有启发性、有研究的学者那就不够，如果有生活的体验，再加上学者的知识，就会比较有批判性(critical)，有自己的看法，可以验证这个看法对还是不对，就会有自己的东西出来。对国家有感情，有这一股推动的力量，才促使你去做。除此之外，当然也要有理性，这是需要搭配起来的。基本上，我一方面看书，一方面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dialogue(对话)的关系，对做学问有帮助。我自己检讨后觉得没有哪一个学者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我是走自己的路。在这之前当然有很多学者影响我，但总觉得都是在讲国家的关系，好像没有把“人“摆进来，这和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有关。中国政治搞得那么坏是和人有关，要不是人自私自利、思想不现代化、对很多东西一知半解，不会搞成这样。这一点对我蛮重要的，我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学者，比较critical一点，好的我们要吸收，不是照单全收，我相信自己可以创造的更好，这是我基本的个性。
我常常讲“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要老是讲这个学者有什么见解、那个美国学者有什么意见，应该想想自己有什么意见，我想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也一直在修正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我们一直黏在上面不动呢？这一点蛮重要的。我是有受一些学者的影响，但我并不是哪一派，我没有派。我比较注重“人“、“文化“、“行为“，从科学的精神去作研究。例如我们那时在中研院进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总觉得研究本土、中国、台湾，希望得到的理论能够解释的更大。根据我们本土的环境做研究，但是得到的成就要更大，而不是将某一些西方文章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本土化，我想这太形式了。我比较难被某一学派所套住，做学问的时候一定要脚踏实地，根据资料、科学的方法去进行。 我对政治的关心，和我从小念的书有关，从小念的书是孟子，非常喜欢，因为它有很多对话，不像论语，它的对话比较少，孟子比较生动，而且是我启蒙的书，受他的影响很大。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中，我觉得中山先生对我影响也蛮大的，他讲的东西的确和中国有关，我不把它当教条来看。梁启超、胡适之、张君迈等人对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后来到美国念书，先开始从比较政治与政府、宪法入手，当时选宪法的课，以为在台湾已读过宪法，应该不难，所以选读美国宪法的判例法(AmericanConstitutionalLaw)，每天要看许多的判例，非常辛苦，但是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那个时候的大法官例如马歇尔等有名的判决非常的好，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所以我就耙梳它，它怎么来的？美国这些新教徒、清教徒怎么会跑到美国来？它怎么会有契约(Contract)的观念？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的第一手的资料中，制宪会议的代表如何发言？如何形成妥协(Compromise)？以及美国革命、开始制宪的地方，我都亲自体验过，对我来说亲身体验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念判例法、宪法的制定、政治思想，以及美国一些政治思想家的大作，从自然法的观念，到契约论的观念，这些对我宪法的观念有影响，对宪法的基础也比较牢靠。我也受到像洛克、卢骚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但是对这些西方的思想理论制度，我们在台湾的学者，往往受到一些政治哲学的影响，像卢骚的影响、洛克的影响等等，这是一派。我想包括胡适之先生、殷海光先生都是这一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延长，这一派当然也影响到我。但是我感觉我受到落实民主法治这一派的影响比较大，也比较深厚。像英国人Blackstone、Coke、Marshall等等，这些人都是从“法“的观念来阐扬民主和自由的理论。在美国这一派是和洛克连在一起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不完全是如此。中国也有这样的学者，像张君迈先生，他和胡适之先生不一样，曾经为了玄学和科学有一些争吵；像陶百川先生、梁启超先生、宋教仁先生还有我，我们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一派的观念，不是谈宪法的哲理，而是进一步从法治、宪政的观念来谈。常常有些学者和我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的法律学背景使我从逻辑、科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不愿讲泛泛的话。 后来开始接触到政治行为方面的东西，曾到耶鲁大学做访问教授，那个时候是耶鲁大学行为科学最盛行的时候，是我平常很重视的一个方向。宪法也有文化的问题，台湾也有宪法，但是为什么不能好好施行？为什么还是有人治？宪法条文冻结在那里，然后再制定一个临时条款，这后面一定有文化的问题，所以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当时有两个学者Almond和Verba合写了一本CivicCulture(公民文化)，我觉得蛮有价值的，他的架构我不一定同意。在台湾我们自己发展了一套架构，但是基本的观念和他有相当的关系。另外，DavidEaston提出政治系统论(Politicalsystem)，这些都对我有一些冲击。1969-1970年回来台湾后，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发展我自己关于政治文化的架构，一直到今天。另外，我感觉政治学一定要重视实证的研究，不能只是空谈，所以开始运用统计的方法、量化的方法、抽样的方法。那时在政治学界引起相当的争议，系上的同仁不能接受，他们都是谈制度的，认为政治不能用数字来表达，我那时讲Easton的input、output观念，很多学者不能接受，造成我蛮大的困扰，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未来的政治学研究
过去一般人对政治学有一些误解，因为把政治学和现实的政治联想在一起。学者和政治人物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认为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门科学，我们是研究政治的关系，政治关系最根本的就是探讨权力的关系，有了人群就有权力关系的存在。人群在社会各方面都有，最小的单位例如家庭、家族、社团，大至于一个政府、国家，都是一个群体。有了群体必然有权力的关系，过去传统的政治学是把权力的关系放在国家和政府这一方面谈；从政治行为来看，在家庭当中就有权力的关系。例如父母对我们有比较大的权力，传统的家庭父母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现在的家庭比较民主，儿女有相对的自主权，更多的自由、平等权。西方学者说天堂有上帝，上帝的权力最大，我们有菩萨、玉皇大帝最大，地狱有阎罗王最大，很多小说寓言都和权力脱不了关系。这种权力假设我们不去探讨，对社会科学本身就不可能有更广阔、更深的知识。进一步谈，这种权力的关系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被影响时觉得有压力，影响别人时，别人抗衡，你也觉得有压力。就像有些人说政治不要去碰，碰了会很痛苦。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接触，这就是你的生活，离开不了，在人群里面就会接触到政治。经济、社会、国与国间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我们不要逃避它。这种权力的关系很值得去研究，因为过去没有好好的做研究，或受现实社会的影响，没有有视野、有基础的学者一起来做，所以对政治的了解不够，将来能有一个方向去关心它、分析它，找到里面的问题、找到理论去解决问题，然后提高政治生活的素质，我想这是大家愿意做的。
四、对年轻人的期许
首先要对社会国家有一份关怀、爱心，这份关怀、爱心与小时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现实社会给我们的冲击都有关。你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没有这份关怀，人生的境界就比较个人化，这种人对政治学不会感兴趣。另外也必须多体验社会的生活，要多了解现实生活。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八年抗战及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压迫，有这样的人生经验。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也有一些经验，但是要对这些经验敏感一点，不能太麻木，麻木就变成不仁，多体验人生，这是很根本的。做政治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单纯，一方面要对学科或希望进行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因为政治牵连得很广，和其他因素有交互影响，例如家庭和国家，要有大的视野；另一方面研究的时候必须很具体、很落实、很精细。一方面要能大，一方面要能小，比一般的研究来的更困难。这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可以不断地做实验。我们观察一个选举行为，如果观察得不好，不能要求重选，要有非常敏锐、精确的观察。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绝不比自然科学的研究来得容易，要对人有体验、有洞见(insight)，从自己体验自己，然后看大，这样才能做好研究。萨孟武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数学要好。“但是我们念社会科学的人都是怕数学，不然不会念社会科学。我非常同意他的话，数学好，逻辑推理能力就好，比自然科学更需要有整体的看法和分析能力。这和西方不同，只要有兴趣就来念。这点是很重要的。 台湾7名“院士”发表和平声明呼吁两岸恢复协商 台湾“中央研究院”7名“院士”日前发表两岸和平声明，呼吁在“完整中国，尊重现状，两岸统合”等基础上，协商签署“两岸基础协议”，并推出民间版的“两岸和平法”。这表明，岛内知识分子不满民进党当局挑衅大陆、危害和平的举动，希望两岸尽快恢复协商。 建立双赢的和平思维 在10月23日的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中研院院士”劳思光、于宗先、林毓生、胡佛、张玉法、黄彰健和杨国枢连署发表了题为《两岸和平论述———和平中国运动的起点》的声明。劳思光在谈到起草声明的初衷时表示，台湾近几年越来越缺乏客观的舆论，政客往往借谈问题来获取政治利益，因此深感必须有人站出来面对问题，说真话。于是，他主动召集了一些学术界人士共同推出这份声明，并决定由与现实政治利益毫无瓜葛的几名“院士”连署发表。
声明首先阐述了两岸关系的现状，认为“长期的政治对峙与活络的经贸交流、军事的彼此威胁与人民的频繁往来”形成了异常独特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发展的结果，或者以战争收场，或者迈向和平的双赢，关键是“我们以怎样的态度与认知来面对”。接着，声明提出，两岸只有进行真诚的合作，才有可能化解敌意，强调“要有和平的台湾，必须先有合作的两岸；要有发展的中国，也必须先有合作的两岸”。最后，声明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起步性架构”，共有4条，包括未来两岸可以建立诸如农业共同体、两岸共同市场、文化共同体等跨两岸机制，建立彼此的认同，为未来的终局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提出“完整中国”的概念，意思是“大陆和台湾均是完整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主权为两岸人民所共有”。 声明还强调，这不是一个终局解决的方案，而只是“我们为后代子孙”提供的一条道路。
这7名“院士”都是台湾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劳思光1946—194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台湾清华大学和政治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200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于宗先是台湾“中国经济企业研究所”所长，台湾著名的经济学者。张玉法是著名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中国现代史》一直是台湾和香港等地大学的教材，影响极大。其他几人也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因此，他们的声明一发表，就在岛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多名学者随后提出“台湾和平岛”等新构想，希望能化解两岸僵局，推动两岸和平。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提出，两岸应该各自坚持自身所宣示的一个中国原则，并展开谈判。还有人提出“中华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台湾官民不应该害怕“中国”两字，大陆也应该采取灵活手法，在此基础上的两岸交流必能消除心理障碍。
知识分子对台当局提出质疑
台湾知识界一直相当关注两岸关系的发展。2000年3月，“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发表声明，呼吁台湾选民给陈水扁一个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取向。但是，民进党上台后，带给台湾民众的并不是“向上提升”，而是“向下沉沦”。这促使岛内知识分子展开深刻反思，并对陈水扁的两岸政策提出质疑，在其第二任期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2004年，台当局提出对美6108亿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军购案。9月，11位“中研院院士”史无前例地发表了由劳思光主笔的共同声明，题为《认识台湾，消弭灾难的叮咛》，明确反对军购。林毓生也参加了反军购大行动。他说：“台湾政治势力所操纵的非理性恶潮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社会各界再不起来加以抑制，等到了自我彻底毁灭的时候，将悔之晚矣。”2005年9月，“院士”于宗先在接受采访时，把矛头直指台当局的两岸经贸政策。他说，台湾当局只顾考虑自身所谓的“安全利益”，无法直航一直是两岸交往的障碍，“我早上4点从台北起床去赶飞机，晚上6点才到长春，如果直航的话也就3个小时左右。因此，两岸不能直航，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10月13日，李远哲公开表示对陈水扁当局5年多的表现“感到失望”，一是“政策精准度不足，太粗糙”，二是“有些人的操守要更好才对”。岛内舆论认为，他的公开表态，等于是撤除了陈水扁背后、代表知识界认同的最后一道护身符。7位“院士”的声明，正是台湾知识界反思运动的延续。 台湾年代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49.8%的民众对陈水扁不信任。陈水扁连任后，年代电视台共做过3次对其信任度的民调，这次的不信任度创下新高。其实，就连民进党内部，也有人对陈水扁不认同。据香港媒体报道，民进党新潮流系元老林浊水计划出版一本新书《痛苦执政八年》。该书将“毫不吝啬”地对陈水扁在任期间的各种政策提出批判。 《环球时报》 (2005年10月26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