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禄1902生于浙江浦江字福崇。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28年至193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兼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语言文字学教授。1940年至1947年先后任教于昆明云南大学、坪石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贵州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1947年到中央大学任教授。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一
人们不是为着观看赛事,而能如痴如醉地在大型体育馆内挥霍感情,当下好像多为着亲睹演艺巨星的风采。在我的印象中,刘德华、郭富城、理查德·克莱德曼等,还有那个冷艳的王菲,都在上海体育馆弥散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光华。复旦大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管事的日子里,每年倒也有几度假座江湾体育馆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的大头目,包括它的一些从属要员曾经“闪亮”过场。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就得算上批张世禄和严北溟了。复旦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当时上海滩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声名爆矣。至于张世禄和严北溟,就没有如许显赫了,两个老翁,一个是音韵学权威,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名家,却一律精瘦,张世禄面如土色,严北溟倒阳阳如平常。无论怎么说,没有场内革命群众排山倒海的声讨呼声,没有大幅标语“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血淋淋的烘衬,终究是谈不上风采之类的。当时场内除革命师生外,还来了不少“反革命嫌疑”或“尚有问题者”的家属,他她们倒是我们平日里很难识得的。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一群,而我等与他们参伍席地,随某些永远正确的革命教师中的通人一一指点,我们好奇万般地分辨着这批来客的子丑寅卯。同在阳光普照下,同在春风抚拂下,人的心境竟各各有别颇难同一,这类经验在那些日子里即便最为粗心潦草的人也是不难体味一二的。这也是一次名曰“落实宽严政策”的大会,事情起因于为了挖尽复旦大学所有的反革命,“宜将剩勇追究寇”嘛,对象指定为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凡在建国前已经享有一定地位的教授,差不多都已上了年纪,有些人来历也难免曲折。张世禄先生的政历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已交代清楚,态度据说向来不坏,此番要挖反革命,他再三再四认罪,甚至还认定自己“没有资格当教师”。严北溟却面目殊异,小小个头,依然犟头倔脑,搞得上海机床厂来的那位工宣队领导相当难堪。于是张世禄被定为“从宽”的典型,严北溟则落得“从严”的出路。当天在用几张乒乓桌拼成的主席台上,那位工宣队领导装束非常摩登,的确凉白衬衫外挎着个红布包,一顶半新不旧的黄军帽遮掩着他那颗似癞非癞的脑袋。他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似乎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听清。而随他手上的小红书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严北溟似乎想说什么,却硬被两条汉子死死地扳下了头;张世禄嘴唇哆哆嗦嗦,一如秋风中的叶片……大会照例在革命歌声中收场,策划者费尽了心力,与会的人们却只顾乱哄哄地夺门而出。在某些人自以为爆发了一颗原子弹,不料谁也不愿关心,差不多像是放了一枚哑炮仗。当然,日后类似“严北溟胆大如斗,张世禄没得胆”的话题,私下还挂在大伙的嘴边,不过终究无关痛痒。人们还是在一阵风一阵雨中打发着日子。说严北溟先生“胆大如斗”未必是誉扬,视之“不识相”的看法毕竟居多;说张世禄先生“没得胆”也未必有多少轻蔑的意味儿,显得真切的大半倒是“可以理解”,说到底,个中滋味,一切的一切,欲说还休。说人们对张世禄先生的行状“可以理解”,实在并非诓话,这位教授先生的胆小怕事早已享有颇高的知名度。唯张先生所说的“没有资格当教师”,留给我们这班同学的,似乎更多是苦涩和同情,甚至是愤怒。
二
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以及某几种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我们在进大学不久便记住了北京大学高名凯教授的大名,他在1965年年初的英年早逝,特别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正是高先生谢世那年的秋天,我们有《古代汉语》课,系里通知授课教师是张世禄,据传还是高名凯的老师呢。张先生是声名显赫的音韵学家,他的《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古韵学》和《音韵学》著述名重一时,说来惭愧,当时我们谁都懵然无知,但是藉重“高名凯的老师”,我们这帮那个时代的“追星族”预先给了张先生一份不算轻的尊敬。中等身材,一袭藏青旧西服,自然没有领带领结,此外,一张瓦爿样稍稍内凹的脸庞,颜面是青黑还是黄黑难以分辨,不太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差不多随时可以滑落下来的深度眼镜。我们有些失望,多少有了些相仿鲁迅先生最初见到藤野先生时的感受。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仿佛也是“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张世禄的”。说的当然不是藤野先生的日本话,一口字正腔圆的浙江官话。他接着说明教材,倒使我们大大地振奋了一番———“你们手上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这本书很有特点。但是我以为它更像是一种古代语文读本,作为《古代汉语》的教本好像杂芜了些,课程性质不够突出,将它作为你们课后的主要参考书是相宜的。上课我们另发由我编写的讲义。”那几句话,所以至今还记得,因为相当的满足了我们当时的情绪,表面批判而内里激扬的“大复旦主义”。不过,到底是远不若张先生达于学术的见识的。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不止惊异于张先生学识的渊博,更被他废弃满堂灌讲究基本概念的分明而叹服得目瞪口呆。每次他讲得那样少,可又结结实实,夹缠不清与他无缘,同多数大学教授的矜才炫学相去更远,全是些基本之基本,可供我们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他还拎着一只敞口人造革袋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住处,算来是当时难得到学生宿舍辅导的教授。他也许识不得我们班上的所有人,然而我们班上几乎人人得到过他细微而精警的教诲。我们班大半是工农子弟,就当时的风气,他固然不敢怠慢,但在学问上好像从来没有迁就过,从来不敢姑息。虽说他会不时为我们的浅陋叹息皱眉,但最终不会使我们任何同学难堪得交不了差。 好像就在那个学期,陈望道校长邀请叶籁士和倪海曙来复旦讲学,题目是《关于普通话》。大批教师和比我们高些班次的同学都去乡下搞“四清”了,可以凑凑热闹参加听讲的就算我们这些人了。叶倪两位都有不低的学术职务,荣誉在我们当时的趣味上是远胜于张世禄先生的,望老德高望重,简单的开场白过后,就端坐在讲台左侧的皮沙发上,叶倪都是极有风度的人物,很是令人肃然起敬。叶籁士是主讲,一开口便是“陈望老和福崇先生”。哪来的“福崇先生”听讲者在场内四处搜寻,终于发现张世禄先生在末排座位上躬身而起,一脸的谦恭。随后是倪海曙氏回答问题,他在“尊敬的望老”之后,“我的老师张世禄教授”竟然说了两遍。我再次回过头去,张世禄先生再一次从座位上躬身起来,依然一脸谦恭。我记得,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在将讲台上的陈望道校长的望之俨然、叶倪两位的飞扬神采同忝列末座的张先生的一脸谦恭相较之后,我发现自己长大了许多,算是第一度酸楚地体味到学术地位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我同时也真切领略了学界优秀传统又是怎么回事,除岸然的道德原则和学术良心之外,我实在为我们的张先生骄傲。“四人帮”倒台后,听说“没有资格当教师”的张世禄先生终于重新手执教鞭,甚至还终于被他的复旦大学的老少同事们公认为“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的导师。时隔十年,当我重进复旦读研究生时,张先生居然还叫得上我的姓名。原因恐怕我是班上最早知道画家张书旗是张先生的胞兄,曾在老人家面前说起过张书旗的《中国风格的绘画》,好像还能说出他的老哥的《雄鹰》,曾获得国际画家名作展览会水彩首奖。说实话,我心里是很有些滋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撰写一本关于朱光潜的书稿向张先生求教,拿着他建国前发表于《国文月刊》上的《评朱光潜〈诗论〉》复印件到他的寓所。老人家眉开眼笑,“你今天还能找出这篇文章,一定辛苦啊,我都有些糊里糊涂了。”他的这番话让我相当受用,这远不是因为老师表扬了我,而是在这番话后老师又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忠告:做学问得有规矩,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基本概念上不能放任自由。比如他说,讨论古代诗歌的节奏和声韵,要有音韵学的知识准备,得深入到音韵学的传统中间去。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自有其专长。但他对专门性的古代音韵问题毕竟尚有不周。他好像把古音与今音的系统搞混了,所谓“诗的习惯,平不分阴阳”是依据中古时期的四声系统,而所谓“阴阳平已有悬殊”,根据却又是近代语言学上的习惯。“笼统不行啊,学问有它普适性的规范啊” 1991年,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张世禄先生去了,我喜欢也多次说过,天国里也需要教师。当今大概谁都不会怀疑张先生是个好教师,也许有更多的人会真正咂摸出他在那个全面践踏规范以至于荒诞的年代里为什么自况“没有资格当教师”。他生前经历过学术生命是如何粗暴地被糟蹋的,然而,他已经无法看到,学术前途在他身后又在经受新的考验。他似乎能够洞察在某些以“学术”谋名利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无须胆怯的世界,面对学术的生命与前途正日渐被某些人“炒作”得近于失范,他也许会对我大喝一声:“我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大堆跳蚤”
作者 许道明http://www.jfdaily.com.cn/epublish/gb/paper35/49/class003500002/hwz215231.htm
张世禄自述
我于1902年11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东乡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里。自幼生长在书香家庭,一家三代都以教书为业。祖父张有烈,号梅卿,是清代的贡生,为地方上有名的村塾老师。父亲张道型,号仪甫,是个秀才。叔父张道垲,号爽甫,也是个秀才。擅长诗文、书法、绘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我学龄前即由父辈授以“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所以从小就爱上了古文。十二岁那年,才进乡办小学,主要还是诵读古文,因之对后来研究古代汉语打下了基础。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金华中学,校长是金兆梓先生,那时仍是学习古文。直到五四运动,才开始接触到白话文和英语。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胡小石、陈中凡、顾实、柳诒征、竺可桢、梅光迪、吴宓诸老师都教过我,使我开始认识语言文字学的重要性。在大学期间还听过章太炎、梁启超等先生的讲学。1926年大学毕业。毕业后曾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校任语文老师两年。1928年到1932年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译员,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文字学、语言学、语音学讲师。1932年到1939年间,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及复旦大学、无锡国专、诚明文学院、光华大学等校语言文字学教授。1940年到1947年间,到西南各省,先后担任昆明云南大学、坪石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曾任系主任)、贵阳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语言文字学教授。其间又曾到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7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语言文字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从事语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在20年代末、30年代、40年代,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汉语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上。一方面系统介绍前人在传统音韵学上的成就,著有《中国声韵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出版)、《中国古音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12月出版)等书,以及《朱翱反切考》(载1944年《说文月刊》第4卷)、《杜甫诗的韵系》(1944年《中央大学文史哲学丛刊》第2卷第1期)等论文。一方面又积极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著有《语言学原理》(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语言学概论》(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语音学纲要》(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等书,翻译了英国斐尔司著的《语言学通论》(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瑞典高本汉著的《中国语与中国文》(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语词类》(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著作。在教学和著作中力图采用西方语言学方面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强调中国语学若要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吸收西方语学理论,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作指导。同时,我还积极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著作有:《广韵研究》(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音韵学》(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音韵学史》(上、下册,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这里,我谈谈自己治学的经验和道路。我认为,要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切合实际的情况。从事汉语研究,必须切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在现代研究汉语,一般要引进西洋的语言学和各种语言学说来作借鉴。但是哪些要求符合西洋语言学,哪些要求不符合西洋语言学都需要依据汉语的实际情况来衡量、审择。换句话说,那些切合汉语实际情况的,就采取过来;那些不切合汉语实际情况的,就舍弃。 汉语的字音代表汉语的音节结构,可以根据西洋的拼音学理来分析。西洋拼音字母分成“元音”和“辅音”两大类,我们可以采取过来分析汉语的音节结构。汉语的音节结构,最多可以分析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起首辅音”,也叫做“声母”;第二部分是“中介元音”,叫做“介母”,或者叫做“韵头”;第三部分,是“主要元音”,也叫“韵腹”,就是韵母的中心;第四部分是“收尾元音”,或者是“收尾辅音”,总称为“韵尾”。汉语的音节结构,第一部分是声母所在,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是韵母所在,至少必定包含第三部分,就是“主要元音”一个最简单的韵母。汉语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就是指这种音节结构的比较:“双声”是指两个音节的起首辅音相同的,或者没有起首辅音而中介元音相同的;“叠韵”是指两个音节主要元音相同或者有韵尾而韵尾又相同的。
有了西洋语言学和语音学作借鉴,不但汉语音节结构可以得到精确的分析,而且传统语言学上许多引用的名词 、术语,也可以得到明白的解释。例如在声母方面,用辅音的发音部位来解释“五音、七音”之说,(“喉、牙、舌、齿、唇”为五音,再加“半舌、半齿”共为七音);用辅音的发音方法来解释“发声、送气、收声”之说(塞音、塞擦音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分,不送气的叫“发声”,送气的叫“送气”音,鼻音、边音等为“收声”);用辅音的带乐音与否来区分声母的清浊(带乐音的为浊音,不带乐音的为清音)。在韵母方面,用元音的有没有圆唇化作用来区分“开、合口”(韵母中包含有圆唇化作用的(u)或(w)的叫做“合口”,否则就是开口);用元音舌位的前后升降来区分“四等”(大抵元音较前升的属三、四等,较后降的属一、二等);用韵尾的变化来区别韵母的“阴、阳、入”之分(收鼻音韵尾的叫阳声韵,收清塞音韵尾的叫入声韵,没有收尾音或收其他韵尾的叫阴声韵)。在声调方面,用音量的长短和音调的高低变化来区分平、上、去、入四声(大平抵声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声最短;平、上、去之分,看音调的高低变化)等等。不但这样,而且要说明汉语语音的演变,也必须依据西洋语音学上一般语音发展的规律,例如“音的失落”、“音的增加”、“音的同化”、“音的异化”等等。由此可见,要研究汉语语音,必须采取西洋语言学学理。至于研究汉语的词汇,是不是应当采取西洋语言学的理论呢?
词汇的现象,可以分作三方面来研究:第一方面是词汇的成分,其中包括“基本词”、“一般词”、“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等。可以根据西洋语言学理来研究的很多,但汉语的方言词,有不少与古语词、外来词界限不甚分明,这正是汉语的特点,不与西洋语言相同的地方。第二方面是词义的现象。词义有变化,关于词义变化的规律,如“扩大律”、“缩小律”、“转移律”等等,与汉语词义的变化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第三方面是构词的规则,也有很多与西洋相符合之处。但汉语词汇的构造,有双音化的趋势,这也是汉语的特点,不与西洋相同的地方。因此断定对于汉语词汇的研究,不能一味模仿西洋,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至于语法方面的现象,我认为汉语语法有不合西洋语法学理论的特点。例如词类上的“九品之说”、“主谓结构才成为句子”、“有限动词才成为谓语”等等,都是西洋语法特有的现象,不切合汉语实际的。事实上,要研究汉语语法,不应当一味模仿西洋,更不应当采用西洋语法学理论。总起来说,根据我的经验,关于汉语语言的研究,在语音方面,要多多采用西洋语言学理论。至于词汇方面,就需要对西洋学理加以审择了。至于语法方面,不宜采用西洋学理。我认为,这样就是合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才是研究汉语正确的道路。
50年代初,我国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语言学理论。我感到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汉语语言学是非常必要的。我对语言学研究转移到以汉语词汇为重点,著有:《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195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普通话词汇》(1957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小学语法修辞》(195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代汉语》词汇部分(高校课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初版)。又为教学上的需要,1978年著有《古代汉语》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撰有《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现代汉语的古语词》、《汉语历史上的词汇变化》、《词义和词性的关系》等论文。此外在文字改革方面,著有《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一书(1958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以及论文《汉字的改革和简化》(《光明日报》1955年7月6日、7月20日)、〈怎样正确地认识同音词问题〉(1957年《中国语文》第3期)。
在语法方面,1940年为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发表过四篇论文。1978年在《教学通讯》(郑州)第3期发表《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一文,提出了我对于语法研究的新认识、新观点。在学术活动方面,1934年应日本中国语言学会之邀,曾赴日讲学。自50年代开始至今,先后在上海语文学会、上海教育局、常州教育局、安徽大学、杭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江苏省语言学会、华东师大、山东省方言学会、浙江省语言学会、上海中医学院、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讲学或作学术报告。1956年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1958年参加《辞海》编辑工作,任语词分科主编。1974年参加“二十四史”标校工作。1977年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担任《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中国汉语音韵学研究会、中国汉语训诂学研究会、上海古籍整理小组学术顾问。
今年我已八十有一。回顾自己正当治学、教学有了一些经验,精力尚可振作之时,“十年动乱”便开始了。在这场大浩劫中,个人业务上所遭受的损失自不必说,已无法挽回。如今惟望身体健壮,能为祖国的语言科学再作努力,以尽绵薄之力。目前,我正开始着手进行“自我抢救”的工作,趁有生之年,尽力把语言知识传授给后学者,继续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校内外青年教师,总结治学、教学经验,整理和发表专著及论文,并期望在语言学新的领域里作一些探索。
198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