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同志是一九五七年至一七六三年在南京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的。他离开南京大学已二十二年了。我们是他在南大工作期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离别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们和南大许多教职工同志，思念郭校长之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薄。每当谈及郭校长在南大工作时的情景，对他的教育思想，工作精神，道德学问，以至音容笑貌，举止风度，无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敬爱之情益增。郭校长离开南大后，对南大仍是一往深情，每逢南大校庆等重大节日，他都要寄语南大，表示热忱的祝贺，我们或南大其他同志去看望他，他从不顾重病在身，热情接待，问个不停，谈起来还是那么情意亲切。他没有忘记南大，南大的同志也忘不了他呵！ 一 郭影秋同志是热爱教育事业，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好校长。他来南大以前，是云南省省长。据说，是他主动要求中央批准到高等学校来工作的。在当时，一个省长到大学当校长，是少有、新奇的。消息传开，南大师生无不欢欣雀跃。当然，兴奋之余也不免有人产生疑虑；他是来当省长的，还是来当校长的？意思是他来搞政治的，还是来办教育的。五年多的实践使大家认识到郭校长虽然长期从事军政领导工作，但同时也是一位懂教育，会办学的教育家，是党内一位有学术造诣的专家。他于一九五七年秋季来南大任职时，反右斗争正值高潮，正是“左”倾思潮开始泛滥，“大跃进”的风暴即将来临，可以说是在艰难中受命，在困阻中工作。不难想象，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郭校长不得不花相当的精力去抓政治运动，但是他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认为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主要依靠教师。因此，他到职不久就把精力倾注在教学、科研工作上。他广泛接触教师，或召开座谈会，或登门造访，逐个系的了解情况，亲自过问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他深入课堂、宿舍向学生了解对教学工作的反映和要求，征求意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教学和科研工作总是学校党政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在“大跃进”进入高潮时，政治活动多，生产劳动多，上下左右部门动辄就要学校停课的情况下，他依然清醒地认为，学校还得上课，学校毕竟要以教学为主，假如不上课，还要学校干什么？！因而，他在安排工作时，为减少对教学的冲击，划定了三条防线，确定教学是主线，规定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各占多少时间，三者不得相互侵占，稳定教学秩序，基本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一九五八年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南大兴起后，发生了勤工俭学是仅仅进行体力劳动，还是要结合专业的争论，郭校长果敢地坚持走后一条道路，从实践中摸索到了勤工俭学的三条门路：文科主要从事农业与工业劳动，接受群众教育，体验群众生活；理科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进行工业生产，办工厂，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劳动；地学各系利用生产实习，进行野外工作，把实习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保证了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在校内办起了教学仪器厂、化工厂等等，这些工作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也为学校创造了收入。现在，我校的几个工厂，有的就是那时兴办起来的，有的是在当时办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校长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学校的实际相结合，抓住时机及时地提出鲜明而具体的贯彻意见。一九五九年初，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高校的实际，在当年三月的全校运动会上，向全校师生提出了“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要求学生“不只要做运动场上的英雄，而且要做课堂上的英雄”。这些口号深得广大师生拥护，反应十分强烈。从那时起，南大师生就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中转向了认真读书的轨道，老师认真教学，学生认真读书的气氛逐渐浓厚。事后，不少教职工说，郭校长能在当时“左”的思潮包围的情况下，明确、尖锐地提出了“认真读书”的口号，这既是他敢于面对现实，有担有识的高贵品质，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生动体现。这些口号和随后贯彻《高教六十条》采取的得当措施，如减少劳动时间；规定每学期要进行教学检查；加强教学薄弱环节，抓好学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三基”训练；提倡“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老教师上第一线”等等，对当时稳定师生情绪，克服教学中“左”的倾向，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切，现在看来似乎是平常的、简单的，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些鲜明口号、有力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郭校长所倾注的心血和他善于办学的才能。郭校长鼓励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勉励青年“后来居上”，他殷切地说：“随着党的培养和加强，青年一代必然要胜过老年一代”，“青年的成长并不是自发的，一方面要靠党的培养，一方面要靠个人的自觉努力，如果只坐食前人的成果而不努力巩固和发展前人的成果，那么后来者也不一定会居上”，“树立雄心大志，坚持下去，一有动摇，立即坚持，能这样做，一定会后来居上”。他不仅重视学生的智育教育，还非常强调德育教育和体育锻炼。学校每开运动会，他都自始至终在场，亲自为参加省运动会比赛的运动员作动员，要求他们把运动成绩在原有的基础上“陡升三级”，为学校争取荣誉。他了解到学生文体经费有困难，就把自己写书的一千多元稿费全部拿出来送给学生买文娱器材。他关心学生的伙食，经常深入食堂，了解膳食情况，鼓励炊事员要为学生的健康做出贡献。过年过节，他都要去厨房，向坚守岗位的炊事员拜年慰问，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郭校长极为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把教学和科研作为办好学校的两个中心环节来抓。一九五八年我校科研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研选题达二千七百多项，虽存在战线过长、力量分散的倾向，但为后来科研工作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为了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他同党委同志研究，提出了“教学为主，科研突出”（这个口号是否妥切可以推敲，但强调高等学校出人才、出成果，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在“科研突出”的要求下，根椐国家建设需要和学校的现有基础，确定了科研任务。狠抓尖端，保证重点，利用我校基础雄厚，学科齐全的特点，采用多学科协同作战的办法，组织专职人员与兼职人员相结合的科研队伍，大力攻关。郭校长亲自拟定了贯彻“双百”方针的“十二条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方向，落实了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提高，开始形成了我校科研的特色和风格。在五十年代未和六十年代初，代表这种风格和特色就是被誉为“五朵金花”的五项重大科研成果，即：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规律的研究，内蒙草原综合考察，分子筛研究，金属缺陷研究，大米草的引进与推广。南大这个时期科研成果累累，在高校中名列前茅。一九六二年五月南大庆祝建校六十周年，举行了大型学术报告会和科研成果展览，系统地检阅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确定每年五月二十日为学术活动节，校庆期间举行学术报告会。从此，南京大学的学术空气日益活跃和浓厚起来。郭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不仅号召教师刻苦钻研业务，提倡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身兼校长、书记两职，党政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很多，可是他千方百计挤时间读书，刻苦攻读马列著作，钻研他酷爱的南明史。每天晚饭后，他练了一陈毛笔字后就开始学习，他书房里的灯光十二点钟之前是一定亮着的。尽管那几年他身体有病，失眠严重，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抽时间给师生讲政治理论课，为历史系学生带毕业论文。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那文笔隽秀、鞭辟入里的学术和政治论文以及意新语工的诗篇。他为了写好诗，有时还将诗稿贴在他书房的墙壁上，斟字酌句，反复推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正是在工作头绪纷繁的一九五七年，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利用休息时间写成了历史著作《李定国纪年》。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激励着广大教师更加努力地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郭校长任职这一时期，我校规模有了较快的发展，学生数逐年增加，他来校时学生四千多人，离校时已有六千多人。学科建设也有相当发展，陆续新建了一批新的专业和专门化组，到一九六一年全校已有三十三个专业，六十七个专门化组。教师队伍不断扩大，房屋设备条件也有所改善。 二 “廿年培育费艰难，桃李盈门露未年，浩荡东风凭借力，好花栽与后人看。”这是郭校长在南大六十周年校庆时，为表彰在南大连续工作二十年教职工颁发的奖状上亲自题的一首诗。它表达了郭校长对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感激和尊重。郭校长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很多事迹，至今在南大教职工中还传为美谈。一九五七年是知识分子开始被看成“可怕的”“异己的”力量的岁月。郭校长来南大后，执行了上级的决定，当然不可避免的犯有“左”的错误，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那些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的爱护和尊重。记得那年，正是我校中文系三位学术造诣深、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授：陈中凡、胡小石、汪辟缰七十寿辰。郭校长为了祝贺、表彰他们辛勤执教，对国家培养人才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就在他到职后的第三个月，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三老”做寿，亲自为“三老”斟酒祝贺，使“三老”及其他老教师深受感动，难以忘怀。郭校长深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尤其要发挥党内专家的作用，必须把那些有政治觉悟的优秀的党员专家提拔到党的领导班子中来。为此，在一九五八年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党代会时，经他推荐，大会选举了两位教授党员为党委委员，这是解放后南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有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参与党委领导。对担任领导职务的非党知识分子，他也很尊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并把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倍加爱惜。一九六二年暑期，他患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听到副校长、著名化学家李方训教授病逝的消息，极为悲恸，不仅发来唁电、挽联，而且抱病赶回南京参加追悼会，亲致悼词。他那诚挚的感情，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郭校长不只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宣传、统战部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亲自动手，为大家做出榜样。他善于同党外同志谈思想，谈工作，交朋友。尽量抽出时间，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生活。每逢过年过节，他都要到一些老教师家中拜访，问寒问暖，促膝攀谈。三年困难期间，副食品供应紧张，教师生活不好，郭校长要统战部门出面，举办副教授以上教学骨干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联欢会，破例用学校农场生产的副食品给每个与会者做两个大肉包子，大家济济一堂，边吃边谈，给联欢会增添了不少乐趣，有的教师只舍得吃一个包子，留下一个带回家。尽管这仅仅是两个包子，但在当时却充分体现了学校领导对知识分子的用心与关怀。而且每逢这种联欢会，郭校长总是和教师们一道娱乐，谈笑风生。别人要他出个节目，他从不推辞，爽快地站起来为大家唱段京戏，亲密无间。不少教师和干部有什么问题都乐意找郭校长。无论是到他办公室或家里，他都热情接待，随即交谈，全神贯注，从不打断别人讲话，不管你讲多久，或是缺乏条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倾听，有时还作记录。在听完意见后，他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人心悦诚服，愉快地离去。有一次他要在中午去无锡会见一位老战友，但行前二三个小时，来了位教师找他汇报工作，他随即放下手头工作接待，谈话时间很长，可郭校长从未提醒对方他中午要外出，交谈中没有流露任何不耐心的神色。到谈话结束时离开车仅有半个多小时，险些误车。 郭校长爱护知识分子更主要的表现在他对教师的培养和使用上。南大是所老学校，老教师比较多，他们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其中有些人是蜚声国内外学坛的著名学者，但大都体弱多病，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继承和发扬，这是郭校长经常思虑的问题，他同党委同志说：“这是抢救遗产！不能不急，不然来不及啦！”他提出要尽快为学有专长的老教授配助手，采取“对号入座”的办法带徒弟，“层层挂钩”，老年带中年，中年带青年，促使中青年教师迅速成长。后来，学校便陆续为一批老教授配上了助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他勉励青年教师虚心地向老教师学习，练好基本功，把他们的专长接过来，鼓励青年教师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要求各级组织帮助青年教师结合教学和科研有计划地进修提高，制订赶超老专家的规划。他主张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一方面压重担，另方面为他们创造条件，尽快地培养出一批教学、科研骨干。由于各级领导重视，措施得当，青老合作得较好，中青年教师在业务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南大的师资队伍素质不断得到改善与提高。三 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都称道郭校长是一位可敬可亲的校长。他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敬重和爱戴，不仅是由于他为南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由于他那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有几件事，我们是耳闻目睹，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九五九年夏天，我校东大楼发生火灾，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学校工作受到影响，他心情异常沉重，立即向省委和中央写报告，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职，主动请求处分。省委认为他来南大工作努力，有成绩，对这次失火事件已作了检讨，吸取了教训，请求中央免于处分。可是他却更为不安，多次在全校干部会上作深刻检讨，表示要以加倍工作来弥补损失，使干部和教师深为感动。事实确如他所说的那样，郭校长在南大的几年几乎是拼命地工作着。三年困难期间，他健康状况不好，浮肿，肝肿大，可是他既不休息，也不愿去看病，仍然坚持工作，加班加点。这个情况被省委负责同志知道了。记得是一九六○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党委正在开会，省委书记陈光和宣传部长欧阳惠林等几个同志突然来到会场，落座后，陈光同志开门见山地说：“省委听说影秋同志有病，决定他立即休息。从现在起大家不要找他谈工作……他去青岛疗养事，由省委负责联系。”郭校长没有表示意见，大家以为他“服从决定”了。时隔不久，他没有向省委报告，只身前往青岛，象是去疗养，哪里知道他是去青岛参加教育部召开的重点高校科研工作会议的。开完了会，他也就“疗养”回来了，照常坚持工作。在生活困难期间，他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不要学校对他的特殊照顾，送上门的东西也要退回去。相反，却经常送点副食品给身体不好的干部。他父亲因生活困难从苏北农村来到南京，他立即动员父亲返回农村。平时，凡属外出办私事，他绝不用车，更不容许家属乘坐公家的车子。郭校长这些严于律己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我们在他身边工作，深受教益。 郭校长对下级在工作上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发现了问题，从不含糊，从不马虎了事，既严肃地指出问题所在，也给你指明具体办法，以培养干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他不容许干部职工在工作时间内嘻笑打闹，擅离职守。记得那时的校部机关确是严肃安静，秩序井然。当然，郭校长也决不是那种严肃死板的人，他平易近人，饶有生活情趣，爱学习，好活动，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有丰富的业余生活。他能打一手好网球，每逢周六下午下班之后，就经常看到他穿上白色球衣，手执球拍，与当时在省委工作的彭冲等同志对阵，活跃在球场上。逢到学校盛大节日，他穿上西装，兴致勃勃地与全校师生同乐。在校运动会上，他既是领导又是记者，挂上相机，摄下了健儿们的英姿。象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不论是秘书，还是打字员，公勤员，他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办公室秘书包仁娟同志结婚时，郭校长在百忙之中，用精致的信笺，特地抄录了吴天石同志的一首词《生查子?咏红豆》，并附上两颗红豆赠给她，祝贺她新婚，勉励他们要珍惜青春，奋发努力，有所作为。她对郭校长的教育和情谊至今不忘，常以此自励。因此，可敬的郭校长在师生员工的心目中同时又是那么可亲。可敬和可亲是那样协调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形成了他那独特而又完善的风格。我们感到他的这种风格或者叫情操来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四 郭校长在南大辛勤工作了五年八个月。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南大克服了各种干扰和困难不断前进，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经过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学校的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南大跻身于全国著名的大学行列。在分析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时，我们不能不看到郭校长在南大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建树。他那坚强的党性原则，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精神给南大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很多同志说，郭校长虽然离开了南大，但他为南大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郭校长兼任学校党委书记。他是党委一班人的好班长。他能团结来自各种不同岗位的同志，齐心协力搞好工作。在党委内部，他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重大问题拿到党委会上集体讨论，不个人说了算。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在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再作出结论。遇到意见分歧，能够耐心地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甚至等待时日，力求弄通思想，尽可能取得一致。工作取得了成绩，他不居功，有了差错，他不诿过。放手让党委和部门的同志大胆工作。为了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他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和务虚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不准背后嘁嘁喳喳，他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议论领导班子中的问题或是流露出对某个成员的不满情绪。由于他以身作则，处处起表率作用，他受到了党委其他同志的尊重。党委班子由他刚来时的涣散软弱，逐步形成为步调一致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带动了全校各级组织和全党的团结。在那几年，党委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召开为期一周的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上级文件，回顾总结工作，统一全党思想，明确今后任务，既务虚，又务实，从理论到实践，武装骨干的思想，从而带动了全党的一致，使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有力的推动了学校的工作。郭校长离开南大后，加忆起在南大的这一段工作，他深有感慨地说：“当时要不是党委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党员骨干的团结一致，在那几年情况复杂、困难重重的局面下是很难做好工作的。” 郭校长一贯重视抓党员的思想教育，尤其在生活困难期间，他经常进行深入有力的思想教育，使全党和全校师生员工克服了思想上的消极悲观情绪，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记得在一九六二年元旦，他号召全党、全体师生要发扬坑道的“欀木”精神。他说：“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象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使许多党员受到启迪，振作起精神。如有的党员尽管自己有困难，但还是主动把自己的储蓄捐献给灾区人民，许多党员保证不去市场抢购东西，为了替市场减轻压力，还把发给自己买毛线等票证也作废了。南大的党员、师生员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郭校长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对待上级指示，对待工作，对待同志，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强烈的是非感。在“大跃进”的年代中，他也说过一些过头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一些“左”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如在大炼钢铁热潮中，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给我校的炼铁指标很高，虽经努力还没有完成，批评了学校，并传来电话，施加压力，说：“为了完成大炼钢铁的政治任务，不只废钢废铁要拿来炼，就是好钢好铁也要砸了炼。谁不完成任务，开除谁的党籍。”怎么办？是把正在用的一千张铁床和钢门、钢窗砸掉，还是冒完不成政治任务开除党籍的危险。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他思想斗争是激烈的。郭校长对上级指示和交代的任务向来是不讲价钱的，但这个问题，他出于对党负责的精神，他不能从命，于是立即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都感到左右为难。最后，他表态说：“不能砸，这个事情我负责，要开除党籍就开除我的党籍。”之后，党委郑重地将情况和困难实事求是地向上级作了报告。后来，上级同意了南大党委的意见，在“左”倾思潮泛滥的那几年，南大的政治运动使一些同志受了委曲，这些同志虽然理解是在那样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并没有多大情绪，可郭校长总“耿耿于怀”，感到不安。他不仅主动找有的同志个别谈心，表示内疚，还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干部“甄别平反”会上，公开向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承担责任。就是后来到了人民大学，南大同志去看望他时，他都要问起这些同志，说过去的政治运动使他们受了委曲，请捎话向这些同志问好致意。 深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郭校长的优良作风。他无论工作多忙或是自己身体不好，都要抽时间经常到师生中间走走。他有个惯例，每次外出开会回校后，第一桩事就是要到学生宿舍和食堂看看，了解学生的伙食怎样，自修条件怎样？灯光是不是充足，学生的健康状况如何？发展问题随即解决，学生的庆祝活动和联欢，只要他知道他都积极参加，和学生跳舞，打桥牌，下象棋，共同欢乐。有次他生病在床，学生会文工团的干部请他晚上看彩排，他满口答庆,从头看到尾，看完后，他从剧本到表演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和演员讨论，有的人提议：“那就干脆请郭校长做我们的编导吧。”南大的同志还记得，那几年几乎每个除夕，郭校长都同全校师生一起联欢到深夜，当送旧迎新的钟声敲响时，全校都会听到他向大家祝贺新年的广播讲话。哪里有群众的活动，哪里就有敬爱的郭校长。他还经常应邀给师生讲党课、团课，有一次他给数学系的一个班讲团课，他认真备课，用两个小时讲了两个字“慎笃”，他结合学生思想实际，旁征博引，从古到今，讲得生动风趣，深刻透彻。郭校长在南大期间，给党员、教师和学生作了许许多多这样生动深刻的报告，至今仍有教育意义，令人难忘。他诲人不倦，又虚怀若谷，廉逊自抑，他常常谆谆教育我们要全心全意做好党的工作，又要勤奋学习。他调离南大前夕，秘书潘忠哲同志请他赠言留念，他亲笔写了一段话：“工作好与学习好本来是不可分的，没有一个人学习不努力而能把工作做得出色的。我在学习上不艰苦，在工作上自然也就不够艰苦。人老了，工作学习都没有什么长进，回首前尘，有些失悔。唐太宗说过‘以人为鉴，可以照得失。’希望青年们以我不能坚持学习的例子为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充沛的精力做好党所交付的工作，积年累月的学下去，工作下去，将来一定会得到满意的收获。”这一席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长者的胸怀、情操和对青年同志的循循善诱及殷切期望。 郭校长对人的关心也常常使我们受到感动。有一件事说来很平常。历史系六一届有个毕业生从新疆给郭校长写了封信，说他服从组织分配，由学校分到自治区，由自治区分到州，由州分到县（塔城），县又把他分到文化馆，在这层层“下放”的过程，他思想有斗争，但一想到在校时郭校长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也就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来到文化馆工作，但没有事情好做，组织上只是分配他在周末晚会上拉二胡伴奏。他在信中说：“我以能拉二胡为少数民族服务感到高兴，为党的民族政策做了点事。但我是学历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怎样能够学以致用，更好地发挥作用呢？……”郭校长看到这封信后，立即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满怀激情的复信，一方面热情称赞他，另一方面勉励他在拉好二胡的同时不要丢掉专业，要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意见向上级反映。嗣后，郭校长去北京开会当面向教育部有关领导反映了这个学生的情况。后来，据了解这个学生的工作得到了调整。事隔多年，到了“文化大革命”，郭校长自己身陷囹圄还记挂着这个学生，托人打听他的工作是否学以致用发挥所长。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反映出郭校长对人才的爱惜和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郭校长做思想工作，既有言传，更有身教，他动员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他带头实践。一九五九年冬天，市区有关部门要南大学生到郊区抢种抢收，郭校长也要去劳动，并把当时还在小学念书的儿子带去劳动，和学生一道步行到郊区。在劳动中他抢重活干，休息时给学生讲战斗故事。一天劳动结束了，许多学生累得走不动，乘汽车回校，他仍然坚持步行，而且大步流星地走在队伍前头，很多学生都跟不上他，只好轮番跟，一部分跑步跟上，掉队了，另部分人跑步跟上。郭校长就是这样的与学生打成一片，以自己的行动感染、教育学生。 郭校长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深深地感召了南大的广大师生员工，他和南大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离开南大后，不少南大师生经常写信给他，或问候致意，或请教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和折磨，南大很多师生去北京保他。后来听说他身体受到摧残，身患重病，大家更是惦念他，想方设法去探望他。大家都怀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祝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作者 潘忠哲 包仁娟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南京 革命军中马前卒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22岁的郭影秋率领江苏教育学院学生扒火车到南京请愿，蒋介石不得不接见并承诺抗日救国。1932年秋，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郭影秋到徐州市民众教育馆工作，后又到沛县中学教书。其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学生与国民党的卖国行为作斗争，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投入监狱。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郭影秋代表中共打入国民党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抗日救国总动员会，联合国民党和各界人士组织抗日活动，举办了抗日青训班、抗日宣传队，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青年。1938年，日军进攻徐州，在郭影秋的发动与感召下，抗日青训班及沛县中学数百名学生加入抗日队伍，许多人追随郭影秋建立湖西抗日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郭影秋及其战友们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在根据地开办了抗日学校——湖西中学，先后培养了抗日干部一千多名。郭影秋在战争时期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成为学生们敬仰的导师。1939年根据地内部肃反时，郭影秋蒙冤被抓，他上过电刑，坐过老虎凳，他的学生战友被冤杀数百人，但他仍忍辱负重，坚持为党工作；他在前线作战，妻子病危被抬到太平间三天，他没有回去看一眼；他的儿子在战争紧急时丢在老百姓家，淮海战役胜利后他才把儿子找回来。在他的无私精神感召下，他的学生们无不奋勇向前，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革命战争和共和国建国时期的骨干，更有一些学生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从省长到校长 1953年，先后任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川南行署副主任的郭影秋出任云南省第一任省长。身居高位，他始终眷恋着教育事业，眷恋着那塑造学生灵魂、哺育学生成长的教坛。他在诗中写道：“四十年华随逝水，无端抛掉，……学剑不成书误了，……心如绞。”身为省长，郭影秋在本职工作之余，还在云南大学讲授心理学。建国初期，我国的教育事业严重缺乏领导干部，1957年国务院拟派一些优秀干部充实教育战线，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求辞去省长职务去当大学校长。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对郭影秋的选择大加赞赏。1957年秋，郭影秋到南京大学任校长。其时“反右”斗争正值高潮，“左”倾思潮开始泛滥，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异己的”力量。但这并没有改变郭影秋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那些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的爱护和尊重。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认为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培养人才，而这些工作都要靠教师来完成。他与教师们交朋友，同吃同乐，他还亲自为老教授做寿，把优秀的党员教授选进党委会来。他尤其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和使用，给老教师配助手，提出许多“抢救遗产”的具体措施。郭影秋下大力气把学校的工作重心引导到教学科研上来。他向全校师生提出了“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他不仅鼓励教师刻苦钻研业务，提倡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以坚韧的毅力，利用休息时间写成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著作《李定国纪年》。他在南大五年多的工作，为南京大学巩固与继承几十年优良教学科研传统、发扬严谨治学作风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南京大学在全国重点大学中的优势地位。到南京大学以后，郭影秋潜心研究教育。在学校里不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人，随时都可以到办公室或家里见他，他总是专注地倾听来者意见，从不打断，只有深夜才是他学习和研究的时间。他感慨道：“学校虽然是个级别很高的机构，但又是个基层，上万人的学校事无巨细，凡必躬亲，比起当个省长辛苦多了。要领导知识分子，既要懂得知识分子，又要懂得如何尊重知识分子。我看一个人当得了省长、部长，未必当得了一个校长。”“蜀云滇海复金陵，十四年间似履冰”是其兢兢业业工作的最好写照。郭影秋在生活上也以平常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1960年到1962年，全国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把自己家院子划为八块，让生活困难的教工来种菜，谁种谁收，而他自己却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和肝病。江苏省委为照顾主要领导干部，从农场弄了些米、面、肉、蛋分给各省委领导，也给他送了一份，但他坚决不收，原物退回。正是由于他能和全校师生同甘苦共患难，1966年“文革”初期他被打倒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南京大学有60多名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央，反对打倒郭影秋。 最高理想 办好一所大学 1962年底，周恩来总理把郭影秋召到北京说：“你在大学几年干得很好，我身边缺一个人，你是否愿意到我身边工作？郭影秋半开玩笑地说：“你工作起来就不睡觉，我跟着你受不了，我还是当大学校长好。”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因内部斗争与矛盾，学校工作停滞不前，为此校长吴玉章向周总理求助，周总理信任郭影秋，遂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革命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文科大学，建校后在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经济管理干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自建校到1963年，学校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后，仅学校领导与教学骨干被批判的就有近百人之多，导致各方面矛盾重重。郭影秋到任后，很快摸清问题症结，正确解决和处理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他勉励受过批判的同志消除怨气大胆工作，鼓励错误地批判过别人的同志主动去做团结工作，全校终于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从此人民大学的教学和工作秩序得到了很大改善，“文革”前已跻身于全国三大名牌大学之列。 1966年，汹涌的“文革”浪潮到来，郭影秋被调往北京市委书记处，任主管文教的书记并参加文革小组。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郭影秋仍想方设法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并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有一次陈伯达向郭影秋面授机宜：“在革命运动起来的时候，群众的意见都是对的，不要和群众对着干。”可惜郭影秋不懂其中“奥妙”。7月16日，郭影秋第一次到北师大去处理学生运动时，就不执行康生的指示，结果触怒了康生，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在批斗“黑帮”的万人大会上，陈伯达质问郭影秋：“我对你说的话你为什么不照办？”郭影秋回答：“我忘了。”造反派为了压服郭影秋，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唆使几个体育学院的学生，在一个地下室里毒打他。郭影秋闭上眼睛任他们拳打脚踢。他事后说：“闭上眼睛不想知道谁打我，以免这些同学日后醒悟心里内疚，他们还都是孩子！”“文革”中，精神万分苦痛的郭影秋患了癌症，人民大学被解散的消息更使他痛苦万分，他想了种种办法以遏止学校师资的流失。一些老同志来看他，邀他康复后去政府机关工作，他说：“你们是要做大事的人，而我就是个教书匠。我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郭影秋急草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陈述恢复教育秩序、整顿教学环境、强化教学质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强烈要求恢复人民大学建制。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终于被国务院批准恢复，郭影秋被任命为筹委会负责人。由于“文革”的原因，军队还占着人民大学的部分房舍，学生们没有住的地方，十分不满。郭影秋拄着拐杖，拖着病腿爬上总参大楼，找他的老首长,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将军，请求军队退还校舍，给学生一块安静的地方。1978年～1980年，复校工作百废待兴，郭影秋常常拄着拐杖到学校工作，但病情却逐渐加重，以致于不得不长年卧床，有时只好在医院的病房里开党委会。 1985年，郭影秋在北京去世，时年76岁。他临终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但仍有几百名师生闻讯后自发赶到八宝山为他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