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年于湖北省浠水县。在北京求学期间,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的熏陶,逐渐成长为一个民主主义战士。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起程赴美留学,并致力于诗歌创作。1925年5月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27年受聘于第四中山大学为教授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45年因在”一二· 一”惨案中牺牲的李公朴殉难报告会上,发表了《最后的讲演》,并在记者招待会揭露了李公朴暗杀事件的真相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青岛的闻一多
闻一多曾居青岛,故居一多楼前,有塑像在。 这一座二层小楼被上午的阳光抚照着,虽在严冬,那红色瓦顶仍熠熠闪耀着热情的亮色,并不古老陈旧。闻先生当年住在楼上,内外两间套房,独自一人,他教书,写作,研究诗经、唐诗,钻进古书堆里。屋子里到处是书,就连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也堆满了书,有客人去才将书搬开。闻先生是诗人、学者,后又成为民主战士。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睿智铸就了他的人格之本。在青两年,全身心钻进古典,有时一连几天都不下楼,抗战后流亡到云南蒙自,仍浸润在图书馆不肯“下楼”,有位教授给起了个名字,叫“何妨一下楼主人”,有一点善意的调侃意味。去昆明后因形势变化,在书斋坐不住了,终于“走下楼”来,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之悲壮殉身。“上楼”和“下楼”,构成他诗人、学者、战士的完整形象。“下楼”作战士乃形势所促,在楼上写诗做学问,则是他孜孜不倦、终身以赴的事业。
读过一点闻先生的学术文章,他将深厚的文化修养,独到的见解,奔放的热情与潇洒的文风相结合,读来意气天成,毫无枯燥之感。这或是他诗人学者气质结合的结果,也是性格的自然流露所致吧,对《诗经》的解读,使用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法;读晚唐诗,则和后期印象派画联系。为了系统研究唐诗,曾为主要诗人一一撰写“列传”,可见治学之谨严,功底的深厚。我读过其中的《杜甫》、《贾岛》、《孟浩然》三篇,无不是神采飞扬,颇具卓见的评传结合的文章。 闻先生的《红烛》、《死水》为二十年代名作,其后“诗潮”冷退,转向古诗研究。在青岛却又奇迹般写出一首诗风独特、造诣精深的《奇迹》,被朋友们誉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杰作。诗作以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显示出特异风采。是写爱情还是写理想?亦或兼而有之吧! “我爱……青松和大海”,《口供》中的这一句诗,虽非写于青岛,但他在青期间的生活,却可为之作证。
他是在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的邀请,来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初来,住大学路,因房子光线幽暗,未几便迁到海水浴场附近的一栋小房子,临近沙滩,夜深人静时,于枕上倾听哗哗海水拍岸的声音,是颇富诗意的。与他同时来青的梁实秋先生是他的挚友,他们曾同住清华园,留美时又曾在珂泉同住一年,相知是很深的。他给梁先生的信中曾写过“请你作我的伴,永远的侣伴……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这样的话。此种情形,居然在青岛得以部分地实现了。他们常结伴而行,两人各“携手杖一根”,在青松与大海间策杖徐行,娓娓而谈,确有一种诗人和学者的风度。闻先生当时还年青,尚未蓄须,但那一只烟斗肯定是衔在嘴角边的。他们也喝酒。教授中有所谓“酒中八仙”,包括杨振声、梁实秋和闻一多在内,这些人常在顺兴楼或原德福聚饮。“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这是梁先生的回忆。据说,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时,见到这种豪饮的场面,忙求“免战”。闻先生却笑呵呵地说道:“不要忘记,山东本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 闻先生写过一篇散文《青岛》,对于这里的山光水色,海天云影,有许多传神的描绘,黄昏时望海上星辰,观栈桥夕阳,“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去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而今,岛上风光如昔,小楼屹立无恙。可先生还在“楼上”吗?我想,应该还在的。“闻一多在楼上”,这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文化的象征!
铮铮傲骨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2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在“一二.一”惨案座谈会上,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闻一多还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镌刻在四烈士墓园的石壁上。3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