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芩1925生于湖北应山县。1944年在湖北联合女中毕业，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1949年全家迁往台湾，曾在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编辑，后任教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中文系。1964年赴美定居，1967年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室”，任该室副主任。   

 记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  

聂华苓的名字总让我联想到遥远的铃声，明亮、轻盈、爽朗。她远在美国，她的名字在国内广为人知，她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不断求新的创作、和丈夫安格尔创办的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国际写作计划”，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我在北京王府井大饭店见到这位个头小巧、笑容温和亲切的75岁的老人，我好像又听到我想象中的铃声，穿越了世事沧桑和命运浮沉，但没有嘶哑。她的爽朗明快的谈吐中透着一种闲定。 经历了大陆、台湾、美国的生活，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聂华苓把自己比作一棵树，她强调说：“我是一棵树，不是像一棵树。”根在大陆，树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去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把她的文章汇编成聂华苓自传《最美丽的颜色》，她笑道：“这不应该叫自传，自传怎么能说是最美丽的颜色呢？”她现在正在准备写回忆录，她的经历涵盖了中国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在回忆录中她不光要描写个人的生活经历，还要通过个人生活经历反映社会历史的演变。她研读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回故土来再重新体会每个时代的气息。她一生经历过坎坷，也获得了事业的成就和家庭的幸福。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是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自己的过去，没有抱怨，即使有挫折也是丰富自己的见识和生活经验。 

聂华苓一直在用母语中文写作，她说：“我用中文写作的时候，一边听着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很平静很自在，好像回到了故乡。”中文语言也在不断变化，这次回来她听作家朋友谈起“酷毙”、“晕菜”这一类新词儿，感到很有意思。她对中国当代文学很关注，能列举出一大串她欣赏的中国当代作家名字，包括年轻的余华、苏童等。她认为文学的主要目标是写人，在语言、体裁、结构上的创新很重要。 

聂华苓大约每隔两年回故乡来探望亲人和朋友，这次她游览了云南和敦煌，回北京来和一些中学同学、作家朋友聚会，还要到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弟弟聂华桐家里住一些日子。谈到北京的变化，她兴高采烈：“两年不见，北京变化真大，机场路上新起了好多很气派的大楼，两年前还没有呢。昨天我和爱荷华来的一对医生夫妇一起逛王府井，那里变化太大了。”她想起1978年和丈夫安格尔及两个女儿第一次回祖国，就是住在王府井的华侨饭店，现在的王府井和那时完全是两个世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了，看上去很悠闲，很轻松，穿得很时髦，一派乐观气氛。她感叹道：“真希望安格尔能看到，他一定会很高兴。” 她的谈话中总是时时提到她的丈夫安格尔，这位在1991年去世的美国诗人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一个是被陈白尘称作“比中国人还中国”的女子，一个是非常美国化的男子，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一起共同度过了20多年的美好岁月，用聂华苓的话说：“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她无限怀恋地谈起安格尔，在她眼里他像一片大海一样宽广深厚。他们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各自的兴趣爱好、各自生活中重要的东西。对中国来的作家朋友他都非常热情友好，因为他知道他们对于她很重要。他喜欢听她和两个女儿讲中文，喜欢看她们在一起说话的样子。每天早上他和她坐在一起边喝咖啡边聊天，然后分头写作，一个写诗，一个写小说，互不打扰。他喜欢看足球，她却不喜欢，有一天他郑重地对她说：“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原来他想看足球。她宽容地笑了，在他看球时还亲自给他端去了晚饭。安格尔去世时她几乎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但她还是坚强地走过来了，就像她每一次用柔弱的肩膀坚强地承受住生活的磨难。她用几年的时间整理完成了安格尔的四卷本回忆录，并写出了回忆他们共同生活的散文集《鹿园情事》。 聂华苓曾说自己悟出了活下去的道理：既然要活，就要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是呵，一个人的天地很小，但心的世界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