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西进贤。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17年入北京大学外文系,1920年赴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转赴伦敦大学，翌年又转柏林大学研究院，二年后又转巴黎大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1927年4月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参加伦敦举行的联合国“文化教育科学组织”会议。1946年任中国国史馆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后在台湾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兼党史会主任。 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飘摇在“易长风潮”的波涛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任的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要求出兵抗日而怒殴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又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曾经做过东南大学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即副校长)的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了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将段殴伤。当局甚为震怒，悍然下会解散中央大学，由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竺可桢为教务长，钱天鹤为总务长。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1919年参加过“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他还最早提出“五四运动”一词。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又转往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当时蒋介石的不少大文章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进行严正交涉，其胆识颇为人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年仅31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为师生所接受，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另一方面，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传奇般的留学经历有关。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始告平息。 “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首先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力挽留原有优秀教师，另一方面及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知名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罗家伦曾经对友人有过这样一段告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一次，蒋介石问王世杰：“志希(即罗家伦)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王世杰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内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定期发薪，绝不拖欠，有时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项。 　　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的有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原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前南高师高材生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张大千，著名诗人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生物学家童第周，化学家高济宇，政治学家张奚若，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瓒、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少长咸集，群英荟萃，盛极一时，令兄弟院校称羡不已。 三山二水一场梦 　　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中大应该拥有更为广袤的办学空间。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等又亟需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极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所能容纳5000－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他的这一大胆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当面首肯(据说，蒋介石曾向为数不多的军、政要人发过晋见他的令牌，有此令牌者可随时随地去见蒋介石，侍卫不得阻拦，罗家伦便有此令牌。)。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 　　罗家伦最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因为那里山林起伏，布置起来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又宜于防空；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教学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方山，登高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罗家伦还特邀曾为苏联五年计划设计学校建筑的德国专家来南京察看，也认为地点很是适宜。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5000块大洋，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动工。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建，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殊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炮火炸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罗家伦在《忆南京》这首诗中抱憾地呼唤着的一场梦： 我又想到雨花台南， 岗名石子， 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呵， 大江雄浑， 秦淮澄清。 这二水三山的中间， 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柏溪新生爱听校长演讲 　　柏溪是中央大学西迁期间的分部所在地，一年级新生全部在这里。所以，进了中大门，先到柏溪来。中大由于院系最全，拥有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具有良好的学风，加之因地处陪都，交通也比较便利，所以报考大学的学生都向往着中大。一旦被中大录取，都是兴高采烈地来到柏溪。 　　柏溪位于嘉陵江北岸，在中大本部沙坪坝(自二年级起在本部上课)上游，两地相距十多公里。柏溪本是一个小渡口，原无地名，但却是芭蕉丛丛，修竹青春，溪水潺潺，恬静幽雅，所以罗家伦选中这个地方后，便为它取了“柏溪”的名字。 　　新生到了柏溪，除上课、自修和课外活动外，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听罗家伦校长讲话。罗校长每一、二周要到柏溪来一趟，每次都利用晚饭后的自修时间，召集同学在饭厅，作一、二个小时的演讲。内容包括时事评述、校务概况、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等。罗校长学识渊博，辞藻华美，消息灵通，口若悬河，讲话中又时有幽默的话语和风趣的故事；虽然声音嘶哑，但是麦克风足以弥补这一缺点，所以新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如沐春风。 《玉门出塞歌》引出一段佳话 　　罗家伦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写了许多音韵铿锵、热情奔放的诗歌，传诵一时，有的还被音乐家谱成歌曲。例如中大人最为熟悉的校歌便是罗家伦校长亲自作的词： 国学堂堂，多士跄跄； 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 器识为先，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增加人类知识总量。 进取，发扬， 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罗家伦还作过一首《玉门出塞歌》，因词句优美、气势磅礴而被谱成歌曲，流行一时，并被选进高中二年级的国文课本：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风光好。 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砂施落照， 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 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 …… 　　40年代初的某一天，四川省眉山中学教国文的陈老师正在讲解这首《玉门出塞歌》。对其中“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作了望文生义的解释：“瓜田，是一个地名，以产玉而闻名全国；马群，是一条河流，所以举目一望‘白浪滔滔’。”老师的解释引起了一位学生牟少玉的怀疑，他立即翻字典、查地图，然后举手发言：“陈老师，这句话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瓜田’不是地名，因为新疆并没有瓜田县；以产生闻名的是和田县。‘马群’也不是河流的名称，在新疆省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叫‘马群’的河。”老师自己对于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实无把握，但是为顾及自己的面子，还是板起脸教训起牟少玉来：“那是你的地图太小，内容不详。你应该多多查看，好好学习!” 　　课后，同学们争议不休。牟少玉提议直接写信请教词作者。当晚，他便代表全班给大名鼎鼎的中大罗校长写了一封信。时隔不久，罗校长真的来信了，两张信笺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来信先是把用心钻研的牟少玉夸奖了一番，接着又对歌词中提及的汉唐声威远播新疆、张骞出使西域和班超勇于冒险的精神作了概述和赞扬，然后才针对牟少玉等人的疑惑进行了解答。信上写道：“哈蜜瓜和良种马是新疆的两大特产，因而经过哈蜜瓜田时，看那尚未成塾的青瓜，便像堆堆碧玉在田里；而遥望远处奔跑的马群，则宛似在大漠中翻滚着滔滔白浪。这样的笔法，主要是用以引发读者的联想，去想象那塞外风光是如何的优美!”这封信坚定了牟少玉报考中山的决心。 　　不久，牟少玉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政治系。数十年后，牟少玉成为一位著名作家，出版了《黛绿年华》、《花自飘零》、《寒雨》等8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集《红衫泪》、散文集《翡翠谷》、励志小品文集《我如是说》等。 作者 王运来 百年南大 － 岁月留痕 － 校史钩沉 － 罗家伦 | 罗校长的黄金十年 我是罗先生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于民国二十八年秋进入该校政治系的学生，他于三十年八月辞职离校，两年时间接触虽不多，但因正处对日战争最艰困的年代，同学们对国事和校事都十分关心，从而对一校之长的种切，也就特别留神注意。 与罗先生接触频繁，是民国三十八年入台以后。四十三年秋我担任国民党总裁蒋先生的新闻言论秘书，他是党史委员会主委委员，由于工作上关联甚多，加之蒋先生有些文字史料方面的事，有时要我问问罗氏的意见，因而师生情谊，日见亲切。 不过，今日为纪念罗先生而来谈论他，仍以我个人亲身体察，看他如何主持中央大学校务，将一所并非顶尖的大学，于不到十年时间，一跃而为战时中国最有名的第一所学府。 罗氏就任始于二十一年八月，离职为三十年，九年之间，以春秋正富之龄，的确为全校兴革与师生教学投注下无限心力。即使他离职并不是十分自然而愉快的，然而他对学校的贡献，绝对是斑斑可考，功不可抹。 如果说是我国教育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谁曰不宜? 在与罗先生私人谈话中，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办中央大学是一生引以为荣的事。事实上，追述罗先生平生的学术事功，亦必然以此为基石，而他真正留给后代、留给历史，乃至留给他自己的，似乎也以那一段年期最关重要。倘使说：那是罗家伦的黄金十年，应不为过。 罗先生究竟是怎么办中大的呢?当其上任之初，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曾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个概念，如假以时日，他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有教无类的综合性大学，并以之为实验场和发祥地，来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 他除了提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的特色，并订定“安定、充实、发展”三个时期的治校方针，希望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方针一旦确定，跟着实践力行。当其到校之时，正当日本大举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那个时期反日情绪激昂澎湃，校园青年血气刚强，自是反应最敏锐的场所；加之中大处于政治中心的南京，一些外在因素也影响校内安定，于是学潮迭起。 国民革命军对老百姓的态度和张作霖、张宗昌的部队显然有极大的不同，所以他们友好的心情亦就充分的表露出来。就在馒头庄我们找了二个老百姓做向导，问由泰山山脉边缘的路线直奔泰安或泰安附近的铁路线，因为我们预料总司令部的列车一定是向南开的，泰安是可能的目的地；但又很可能在泰安以北的任何站停留。可是我们一入泰山山脉以后，便感觉到夜间在崎岖的山路里攀跋的困难，尤其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况且饥饿与口渴交迫而来。到夜间十二点左右，在一个山坡这边看到一个茅蓬内有微微的灯光。我就要去敲门，天翼阻止我；他说，我们是外埠的口音，夜间敲门，里面人是一定不敢开的，不如让向导去敲。天翼是对的，果然向导一敲，门就开了，里面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儿子出门去了，一个人住在这里；她为我们烧了壶水，又在床下一个小扁桶里，极脏的破棉衣底下，拿出三个膜来，咬下去其硬如铁；但是略用开水在口中溶化，顿觉其味无穷，这坚实的馍我们每人吃了一个，还有一个天翼要我放在口袋里，以备途中不时之需，走的时候我们送给这个老太婆二块银元，她感谢的心情可以从她眼眶的泪痕充分的表现出来。二个向导不能引完我们全程，所以只有在沿路一站一站的更换。又在路上遇到一个散兵，背上背著一杆抢，于是我们收容他为同路人。又在山脚下遇到一个连哨，问到了当夜的口令。在另外一个山角里，又看见了红枪会在晚上自卫的守望方式。我们先在这几十家的村落的墙角上，看见一个老者，穿了老棉袄拿了一枝有红缨的枪，蹲在墙下，几乎使路过的人看不出来。他和我们接触以后，立刻鸣锣通知本村睡眠中的人；于是来了二十三个壮丁，问明我们的来历，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是要报告蒋总司令发兵来救济南的。他们顿觉兴奋非常，要派人护送我们一程。在两三点钟的时候，月亮渐渐起来了。我们走到一个地方，远看有：一座小的铁桥，知道这是津浦铁路上的桥，乃向桥边走去；可是究竟我军现已退到何处，此时亦无法决定。当时心里想。若我军退到桥的南边，那么这道桥也可能在敌人手中。我们行列进行时彼此间保持相当距离，轮流派一个人像放哨似的前进，等到快到桥下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士兵大叫一声“口令”！我们立刻用路上所遇连哨告诉我们自己的部队。这道桥，就是张夏车站附近的桥，张夏离济南八十里，我们从党家庄进济南，又从济南走许多迂回路进入泰山山脉，在二十小时左右的时间大约一共走了一百三十四里的路程，我们再走一段到达张夏车站，看见车轨上停了两列餐中火车：一列是中山二号，一列是中山四号。他们都是从党家庄退回来的，士气非常激昂，希望再开向济南作战。这时张夏车站防守的部队长已经接到泰安的命令，说是有熊罗二人到达任何地方，务派专车送到泰安，于是我们就坐了中山二号向泰安行驶，在早晨七时左右，到达泰安，仍与总部会合，将一切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导，当我们八日从党家庄出发的时候，蒋总司令已将此行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到九日上午，南京还不知道我们回到泰安的消息，所以我们两人的死讯已经纷传。到下午三时，我们回到泰安的电报到达南京了，大家方才放心? 壮烈惨痛退出济南 说到我们退出后的济南情形，也是非常壮烈和惨痛，日军于五月六日夜间开始猛攻济南，敌方的兵力约一师人，打了两天仍然打不进，而且牺牲很大。到九日济南守军奉到撤退的命令，及退却路线的指示后，就在夜间开始突围出城；那知不到三里，日本埋伏的军队，以逸待劳，把我们第一团全团官兵打死在一千人以上。牺牲惨重的情况，可想而见。到十一日日军方才正式开进济南城。可是我们改变战略以后的国民革命军强大部队，已经分别到达黄河的北岸。在若干渡口强渡时，日军曾分股前来袭击，以图阻挠，但是我军一面分兵抵抗，一面冒险强渡，终使到达北岸的兵力，仍能结合成为平定华北的主流。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南北统一完成。我们这种国民革命的精神，决不是任何帝国主义可以压倒的。我愿意把这段目击身受的经验，据实向大家报告，以表示我对于济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同志同胞们无穷的哀思，无上的敬意。（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在南京、大学院报告，转载中外杂志第七卷第二期民国五十九年二月号） 罗先生以五四健将、过来人的身分，倒是很快将学校安静稳定下来。其时，罗家伦还未到四十，改革企图于安定后勃然兴起。民国二十三年他认为中大地处都市中心，地狭人稠，无发展余地，于是以“建立中大新校址”为职志，事宜上也获得政府支持。新址选定在城郊，广及八千余亩的一个地方。可惜动工不到两个月，对日抗战全面爆发，一切只有改变。建校不成，罗先生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让学校能在炮火下办下去。 罗氏认为校名既然是“中央”，自应跟著政府走，这便是他极力主张迳迁陪都重庆的著眼。方向既定，如何使力，乃是大问题，因为一所数十年，师生二、三千人的大学要大迁徙，真是谈何容易。 凭著他的判断、计划与干劲，在师生共同协力之下，居然不到一年时间，就能在重庆郊区沙坪坝建立起简陋的教室、宿舍与办公房所继续上课招生，弦歌不辍，这的确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 由于这次“大搬家”相当有计划而彻底，图书仪器等固然全无损失，连农学院实践牧场的牛只也迢迢万里，经年余间赶到重庆。这种患难相从的情谊，无形中也增强了师生的向心力。罗校长于是趁机借势，继续求中大的充实和发展。当时政府困难，一切以军事为第一，因此只有克难节约，从自助人助入手。 综其要略，大致为： （一）提升师生的荣誉感，在物质条件远不如原在后方的大学那种情况下，一定要把中大办成全国第一所最受尊重和企望的大学。 （二）网罗全国最优良的师资，借重庆为首善之区等优势条件，让最好的教授都到中大来。 （三）增加院系舆研究所，与战时同盟国如美、英等著名学府作学术交流，提高自身学术地位。 诸如此类措施，二、三午之中，中大果然声誉鹊起。以全国联考（类似今日统考）为例，差不多积分最高的学生，悉以中大各科为第一志愿，无形中默认中大为当时最大最好的学府。随著中大地位的升高，罗先生个人的声誉也跟著增长。 可是人总是非常现实的，办公家事往往是非恩怨特别多，连国立大学亦不例外。况且为政治中心的重庆，“泛政治化”虽不若今日台湾，然亦在所不免。 罗先生正是在此种复杂环境下，慨然于民国三十年八月辞职不干了。 凭良心说，以罗氏对学校的贡献，且当其正好一展宏图之时毅然求去，一则是时势弄人，再则更是学校的投失，此所以罗氏去职之后一、二年，学校又转而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罗家伦先生专攻历史，文学造诣深湛，其才清横溢，爱国忧时，无疑是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有志之士，学成问世之后，更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士人学者，办学如此，问政尤然。 惟其出入学政之间，是非也跟著缠绕，此正所谓“盛名之下，谤亦随之”。但不管怎样来论罗氏，他办中央大学是绝对成功的，而其有为有守的书生本色，应该会为历史肯定而无可置疑。 作者楚崧秋 怀念罗家伦校长 －记沙坪坝中大生活二三事 为了热烈庆祝中大母校在2002年的百年校庆，我特写下抗战期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在校生活中的二三件小事，以襄盛典。 我是在1937年秋考入中央大学政治系的。当时正值“七七抗战”、日寇疯狂入侵，国土大片沦亡之际。我当时的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岁，而且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像被时代的狂风猛卷起来的一颗小小的沙粒，从上海抛到重庆市的沙坪坝，横跨了大半个中国，随风飘到一个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穷乡僻壤、郁郁苍苍的松林坡上揭开了我的大学生活新的一页。 我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经历了60多年的沧桑，当年在沙坪坝生活的很多事情都已经从漫长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但是还有下列几件小事仍然记得很清楚，好像就在昨天刚发生的那样。 第一是我印象中的几位中大校长——第一位当然是要首推罗家伦校长了。罗校长脸形奇特，鼻子特别大。当时在校的同学中有才华横溢的曾留下几首打油歪诗。其中之一：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沙坪打喷嚏，磐溪雨蒙蒙。” 另有一首： “一脸猪狗熊、两眼盯上峰，三技吹拍骗，四维义廉。”当时正流行的一句话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中的“四维”合成一个“罗”字，而“礼、义、廉”恰好缺一个“耻”字，也就是说他“无耻”。 上述诗词，皆系游戏之作，对罗校长也有不恭之处，但凭心而论，罗校长在中大的任期较长，对中大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至少是功大于过，我有下面两点依据： （一）在抗战初期，因日寇入在南京撤退时，他把在南京的整个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都装了几百只大箱长途跋涉地运到重庆沙坪坝，使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构成一个图书仪器比较齐全的后方大学，而且弦歌不断，这一点对罗校长来说是功不可没的。 （二）他到沙坪坝建校以后，大力延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如李四光、吴有训、孙本文、徐悲鸿、傅抱石等都先后来校任教，在当时的大后方俨然构成了一个“后方学术文化中心”这一点也是功不可没的。 到了抗战后四年，罗校长辞职以后，由于经常闹学潮，因此也就经常换校长。在这四年之中竟换了三位校长，这三位校长是顾孟余、蒋介石和顾毓琇。当时我已毕业，担任了系中的助教工作并兼研究生。这三位校长任期都不长，都呆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又走了。其中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蒋介石来校当校长。他有时来学校看看，每次来的时候手里都拿一根手杖。看到学生就喊着说：“校长来了，校长来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希望大家都能对他鞠躬行礼。但事实并不如此，我们大家都远远地躲开了。 第二是我在沙坪坝学生时期的文艺创作活动以及我与罗校长成了“忘年之交”。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离乡背井，流浪数千里，来到了重庆沙坪坝这一陌生的松林坡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带着浓浓的乡愁。激扬成为文字，我在当时写了不少怀乡忆旧的新诗，如《湖堤旧梦》、《忆杭州》、《采茶女的悲哀》等等，到处找刊物发表。当时罗校长主编了一个周刊叫《新民族》。（他的那些文章当时都在每周一的纪念周大会上向全校师生先作讲演然后整理成为文字陆续发表的。）而我当时正约了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如地理系的谢宗亚和中文系的蒲立清（女）共同办了一个墙报叫《野火》——寓意是根据一首唐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是不定期的，但半个月之内也经常能换一个版面。我们的墙报是在学校的第一教室的窗外的墙上立一个“墙报板”来公开发行的。——在第一教室的门前有一个斜坡，中经女生宿舍到达山顶上的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因此在交通上是一个全校师生的“必经之地”。故当时的读者也比较多。在《野火》墙报的带动下由当时政治系研究生方信为首的办了一个墙报叫《政声》，另有一个历史系比较富有的学生庞曾廉等人出面又办了一个名叫《秀野》的墙报，都集中在第一教室门外的过道上。由于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几个墙报，这块地方就自发地构成了当时中大师生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园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发表在我所主编的《野火》墙报上的新诗如《湖堤旧梦》、《忆杭州》、《采茶女的悲哀》等投往学校办的《新民族》周刊，结果都按时发表了。这从当时文学的阶梯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因为《新民族》周刊是由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编，同时也由当时在中央大学执教的第一流专家学者执笔，因此在当时的学术水平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而我的新诗几度在《新民族》上发表，这就意味着是“鲤鱼跳上了龙门”，一夜之间，变成了名作家和名诗人了。何况当时罗校长还亲自召见我一次，真使我“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当时罗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每逢同一一定要到大食堂（可容纳数百人就餐的用竹墙敷上泥巴、十分简陋的学生大饭厅，因为在当时由于抗战期间没有礼堂，便因陋就简地把学生餐厅作为“大礼堂”用）对全校师生讲话。我记得在一次纪念周的讲话中还对全校师生作以下的豪言壮语：“同学们，我们中央大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弹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后就要同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对着干！”罗校长的一席话在当时我们中大的师生中间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当时作为大会记录的是中文系讲师李长之。后来因为李长之另有任用，罗校长便叫我代替了李长之担任了每周一次的全校纪念周的大会记录。这样一来，我与罗校长之间又增加了一层业务上的联系。因此我们已就在无形中变成了“忘年之交”了。在罗校长赴印度担任驻印度大使之前，我与罗校长之间经常有接触。后来罗校长赴印履职。而我则参加了1947年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当时因成绩欠佳未被录取，但通知我可以享受“自费留学”，因此我在1947年的秋季自费到美国留学去了。 世事沧桑，我与罗校长之间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二年中一直失去了联系。但最近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南大校友通讯》1999年秋季号（总第7期），其中有劳远盛写的一篇《罗家伦先生在台湾的最后岁月》的纪念文章，使我了解到罗校长是在1950年到达台湾的。在台湾度过了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在台期间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和“考试院副院长”等职，遨游了台湾的名山大川，写下了不少诗文。到1969年12月25日在台湾因久患肺炎，不幸去世。享年73年。膝下有两个女儿，长女名久芳、次女名久华、现侨居美国。他的墓建在台湾省阳明山公墓的绿树丛中。异日如有机会到台湾旅游，我一定要到罗校长长眠之地凭吊一番，以寄托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