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天体物理学家出掌南大曲钦岳1935年出生于山东牟平，1957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并留校任教。他是我国最早在高能天体物理学这一新兴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并多有建树的天文学家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他在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他与合作者得出了关于脉冲星能损率-特征时标的统计曲线，并澄清了国际上关于JP1953是否为中子星的争论；与合作者提出了反常中子星可能是致密星体的一种新类型，并得出了反常中子星的质量极限；提出了某些形态特异的超新星遗迹的理论模型等。1978年，曲钦岳因为学术研究成果卓著、教学效果甚佳而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79年4月，出任南大天文系主任；1980年，他又被遴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时年45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南京大学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84年，中央采纳匡亚明（南京大学）、刘丹（浙江大学）、李曙森（天津大学）和屈伯川（大连工学院）等四位著名大学名誉校长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835建言”①，从七五期间开始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若干所大学。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五校入围其中，而南京大学却未能跻身其列。这一冲击波使得南大人心浮动，群情激昂，工作顿失方向。曲钦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出掌南大。1984年8月，教育部任命49岁的曲钦岳担任南京大学校长。许多人认为他这一届校领导是“受命于困难矛盾之中，任职于改革竞争之际”。  

最初，曲钦岳曾经有所犹豫，不想接任校长，因为他在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研究正“渐入佳境”，如果转到学校领导岗位，无疑会影响甚至中断他所钟爱的学术工作；同时当时南大困难重重，处于低谷，校长之任，极其艰难。“但想到全校师生对学校前景的焦虑和关切，想到把南京大学这所国内外知名大学办好对国家教育事业的意义，想到党和群众的信任，又感到难以推却这副重担。”② 在就任南大校长之际，曲钦岳代表新一届校领导班子表态：“开创南京大学新局面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必须敢于改革，敢于前进，要有革新家的胆略和事业家的气魄，事必断。言必行，行必果。敢想敢干，有所作为。绝不能因为害怕走错一步而徘徊不前！”③后来他又不止一次地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不管个人会有什么得失进退或毁誉荣辱，我们都不后退！”当时出任副校长的地质学家王德滋曾经动情地说：“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这两句话被认为是一种庄重的誓言，是一番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后来被曲钦岳等不断地引用、重申。他们正是以此自励并以此勉人，带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志，遂重铸辉煌之意。  

取法乎上 明确办学目标和治校方略 出掌校政之后，曲钦岳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改变南大的现状，如何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并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他提出“要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他主张“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若取法乎中，则弄得不好，可能得其“下”。  

曲钦岳和他的同事认识到：处在发展低谷的南京大学需要凝聚全校人心，需要凝练发展方向。一个上万人的大学，如果没有一个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成为一盘散沙，碌碌无为；学校领导也难免被大量的日常事务羁绊牵制，陷于被动忙乱、应付眼前的境地 ④。因此，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于1984年12月提交全校师生代表审议。这一规划明确了南京大学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提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团结奋斗，开拓创新”，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与之前的发展规划相比，这个奋斗目标有两处新意：其一是突出了学科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力图改变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文理型综合大学模式”，建成真正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综合大学；其二是强调形成南大“自己的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规划同时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基本建设和实验室建设、对外学术交流、管理改革、后勤服务等等，都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指标和实施举措。 “以卧薪尝胆之心，立再铸辉煌之志。”南京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决心，是在80年代中期借助奋发图强的号召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共识的；而创建一流大学的谋略和思路，也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明晰和确立的。 因为“七五“期间没有列入“重中之重”，南京大学不仅在办学经费上明显地少于北大、清华等校，而且在学校声誉等无形资产方面也有隐形损失。这就增加了南京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难度。因此，曲钦岳校长和他的同事在酝酿南京大学的“赶超”战略时，有一个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首先需要在国内高校名列前茅。必须另辟蹊径，探索南京大学自己的路，发扬南京大学已有的优势，形成南京大学鲜明的特色，向海内外显示南京大学真正的实力和水平。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高校的改革如火如荼，以上海交大和华东化工学院为试点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综合改革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南京大学也先后被国家教委列为高校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1988年）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之一（1991年）。事实上，如何处理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一直是南京大学反复研讨和斟酌的问题。曲钦岳经过慎重思考和反复研究，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教学、科研、管理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并最终获得学校领导层的认同。将学科建设作为创建一流大学的主题和主线，围绕这一主题做了以下“文章”。

 曲钦岳认为，第一，高等学校是以学科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现代大学的三项主要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服务社会，均与学科密切相关，抓住了学科建设，也就抓住了大学发展的关键，能高屋建瓴，带动全局。第二，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学科结构的单一、狭隘，其次在于学科水平较低。第三，在整个社会的观念、机制和政策环境没有明显变革和改善的情况下，把学校工作重心放在管理体制的改革上，难免事半功倍，甚至会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正常秩序。第四，学校人事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归根结底还是为办学主体方面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为学科优化、教学更新、研究提升清除障碍，增添活力。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南京大学始终抓住学科建设这一主线和主题做文章，始终把学科结构的优化和学科水平的提高作为办学的重心所在，没有彷徨动摇，没有迷失方向。 

 其一，从“扬优、支重、改老、扶新”到“两个接轨”。80年代中期南大提出“扬优、支重、改老、扶新”的“学科建设八字方针”，其具体内涵是：“发扬南京大学基础学科齐全的优势，保证和抓好重点学科的建设，同时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花大力气改造传统学科，依托基础学科的优势，通过交叉、渗透、延伸，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发展新兴、边缘、应用学科，尤其注重高新技术和应用文科的发展。”⑤1994年制定的《南京大学实施“211工程”改革与发展规划》，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两个接轨”的新目标，即基础学科、高科技学科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应用学科的科研及人才培养与社会接轨。“基础研究要力争接近或进入国际前沿；应用研究则侧重于高科技和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并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⑥ 

 其二，将“抓好重点学科建设”拓展为依托重点学科“组建若干学科群”。即通过反复论证，择优组织若干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博士点，在多学科交叉领域和前沿研究方向集中学术力量，形成较强的突破能力，以产生集约、互补、倍增效应，力求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特色，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新组建的11个学科群中，“微结构物理及其应用”是发展比较成功的一个。在冯端、闵乃本、王业宁等院士的带领下，以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促进凝聚态物理学和材料科学、凝聚态化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在光电功能材料、纳米材料以及硅基半导体发光材料的研究中取得进展，其中“一维准晶的研究”等被《科学》（SCIENCE）评为“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在2002年初公布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评审中，南京大学有28个学科榜上有名，在没有合并其他高校的情况下，名列全国高校第四。  

其三，尝试通过“学科特区”加快学科的综合化与现代性。1998年，曲钦岳的后任蒋树声校长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促进交叉，提高内涵”的学科建设指导原则，提出了设立“学科特区”的新思维。即在科技前沿领域精选若干方向，突破传统的学科组织结构模式，参照国际惯例，创立全新的用人机制，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构筑人才高地，力争取得某些突破，以期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 。⑦近年来新成立的分子医学研究所、国际地球系统科学所、理论和计算化学研究所等，就是南京大学设立的第一批“学科特区”。 经过十多年的奋发努力，南京大学和另一所七五期间未能入选“重中之重”的大学——浙江大学迅速崛起，跻身中国高水平大学的第一方阵。

1993年7月15日，国家教委颁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若干意见》，决定正式实施“211工程”重点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⑧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国家教委组织专家组，先后对清华、北大、浙大、南大、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7所高校进行了“211工程”的项目预审；一年后，国家计委陆续下达了对这些高校“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通常人们将这7所高校视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方阵”。对于这7所高校，又有“5＋2”和“2＋5”两种提法。前者是指“七五”期间的5所“重中之重”加上南大和浙大的“2所”。而浙大和南大则更倾向于后一种表达式，即清华、北大2所“超强之校”加上其他5所。因为南大和浙大认为自己和复旦及两所交大各有所长，不相上下。1999年教育部开始实施“985工程”，这7所高校加上中科院所属的中国科大和国防科工委所属的哈工大，最早被列入“985工程”并获得了新的重点投资，因而被人们称为“C9高校”。实践证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曲钦岳所提出的创建一流的办学目标以及“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方略完全正确，对策别具匠心，效果也相当明显。 

 另辟蹊径 

 在“学术榜”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1987年起，中国学术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评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实绩。根据国家科委新技术局的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首先采用三种有国际影响的大型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评论索引》（ISR）和《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对1983—1986年间中国科技论文被收录、索引的情况作统计分析，排出中国各高等学校和研机构的“学术榜”。这其实是中国科学研究评价和管理领域的全新的变革。 南京大学首先对此有所响应。理论物理学家龚昌德教授当时刚刚出任南大物理学系主任，他力图通过变革管理机制、组建创新团队来赶超北大、复旦和中科大物理学系。上任伊始，他就提出：“物理学系的讲师晋升副教授，必须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有研究论文发表；而副教授晋升教授，则要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这样的国际核心杂志上有研究成果发表，而不仅仅是《物理学报》上发论文。”⑨ 

龚昌德教授主张采用SCI等国际权威检索系统的数据来评价教师的研究业绩和博士论文质量。因为SCI数据库收录经过严格遴选的、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具有独特的引文索引功能，一般认为能够较好地反映基础研究状况。曲钦岳校长关注并赞同物理学系学术评价的新思维和新机制，建议在校内其他理科院系推广。这一决策对南京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引起了数学、地理等部分学科教授、学者的质疑和反弹。因为SCI的来源期刊存在学科差异性，数学、地理等学科占比远远少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曲钦岳校长召开了多个座谈会，在充分听取不同学科教授学者和系主任意见的基础上，调整了相关政策，将理科院系区分为基础研究A和基础研究B及应用研究等三类，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办学主张。 

 2006年，笔者访谈了曲钦岳老校长，他追溯了当年决策的经过，并陈述了南大率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和教师评价的初衷：首先是“强化争第一”的意识。他认为：“无论从国家的需要来说，还是从学校的发展来说，南京大学当然都应该在办学上瞄准更高的目标，进一步办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同时也担当着国际学术中心之一的大学。”基础研究只讲国际领先，不讲“国内首创”。南京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教授，必须有能力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竞争。其次，SCI等国际检索系统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采用这些指标进行评价，能够更好地反映大学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真正水平和创新活力。其三，SCI收录学术论文存在学科差异性，如物理学被收录的论文约占1/4，而农学、数学论文却仅占百分之一、二。因此，在引入SCI、EI等指标时，需要因学科而异。其四，SCI所收录的期刊影响因子高下不一。“我们的设想是，如果一般的教授都可以发表SCI论文，则高水平的教授必然会努力争取在更高水平的杂志，甚至在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这就会收到‘水涨船高’的效应。”⑩ 

 曲校长取法乎上、赶超一流的雄心和实事求是、分类实施的设想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也产生了明显和积极的政策效应。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所收录的论文首次超过200篇，居国内高校第一（未统计港、澳、台的大学）。《光明日报》在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1995年12月7日出版的Nature杂志第378卷刊载了关于中国科学研究的专题文章，该文章中包含有一篇标题为《南京大学：努力追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的短文。该短文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南京大学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间的迅速崛起：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南京大学甚至于都排不到中国高校的前十名。南京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冯端说：‘我们那时非常地失望。’但是现在，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起，位居中国高校的前三强或前四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功。”? 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这一项指标上也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业绩。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从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的持续而艰苦的努力，在SCI等若干评估指标上超过北大、清华等名校，不仅在校内提振了信心，鼓舞了士气，向国内外学术界、高教界显示了南大的学术水平和办学实力，而且确立了一种勇于争胜、敢于到国际学术界去比试的气势，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形成一种力争上游、公平竞争的局面。

 回顾历史，人们发现，80年代中期国家科委首先将科学计量学用于科学研究成果与水平的评价，是中国科技评价政策和机制变革的重要节点；而南京大学毅然决然将科学计量学引入科研评价、教师评价领域，像一匹“黑马”脱缰而出，一往无前。进而带动并形成了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群马奔腾”，从而使得中国的基础研究出现了全新的格局。1978年时我国大陆的SCI论文数的世界排名仅为第52，1988年晋升至第17，1998年前移至第12，2008年次于美、英、德国而居全球第4，2009年则一举超越英、德而跃居世界第二，至今不仅连续六年稳居第二且正在不断逼近美国 ?。如此持续而强劲的增长，当然要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蓬勃发展、科技宏观决策正确；而南京大学也功不可没，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从1987年国家科委首先倡导科学计量学，重视SCI等国际检索系统在科研、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已经近30年了。有关“学术榜”和SCI的见仁见智的讨论，也已经告一段落。笔者曾经在2007年西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一个观点：“在肯定南京大学在SCI等‘学术榜’问题上的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SCI等等仅仅是科学评价的工具和指标之一，它相对客观、科学，但绝不是唯一的、十全十美的。SCI也好，EI或ISTP也好，‘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或‘被引频次’也好，都只是从一个方面、一种角度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影响力；它们不能取代科学家们的‘同行评审’，不能取代对研究内容、方法与结论的深入探讨和多方评价。” 对基础研究的质量评价不能迷信SCI，也不能止步于SCI，这是科技界和高教界业已逐步形成的共识。

2006年在笔者对曲钦岳的专题访谈中，曲钦岳既追溯历史发展轨迹、探讨当下面临现实，更展望未来中国前景，进而提出了关于我国基础研究的“四个质量台阶”的见解。 第一台阶：从无到有。80年代中期，当中国近千所大学中每年能够发表SCI论文的高校寥寥可数且产出最多的大学不到200篇时，我们只能首先争取增加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发文量，提高中国科技论文在世界所占份额。南京大学在推动中国基础研究领域采用SCI等指标评价质量，迈上“第一质量台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台阶：从SCI数量增长到在顶尖杂志发高质量论文。20多年后，当半数以上中国高校有SCI论文发表，且有将近20所大学年度发表SCI论文数逾千篇时，我们可以将在Science和Nature这样的国际顶尖杂志发表论文，作为基础研究质量提升的指标提出。第三台阶：取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即在学科的前沿领域取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也就是取得具有相当分量和重要影响的原创性成果。比如，开辟了某个研究领域或重要的研究方向，从而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类研究成果的水平相当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水平。第四台阶：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即由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像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这样的殊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 

 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可能获得的成果，正在印证曲钦岳的设想和预言。 治校理政  探索“大学之道”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既面临着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历史性转折和深刻变革，自身也肩负着发展与变革的双重任务。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实现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国际化等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在有太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曲钦岳在治校理政的同时，始终思考和探索着现代大学的“办学之道”。他始终有一个执着的想法，那就是：南京大学必须先行一步，先想一着，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为国家高等教育的转型与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5年7月，曲钦岳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在首届中美大学校长会议上高屋建瓴地提出：“21世纪的科学泰斗、文艺大师和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将从我们的校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献身的事业，正是直接地创造21世纪的事业。”同年10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要建一批高水平的综合大学》，在反思和剖析我国20世纪50年代除院校调整存在的相关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即“为了培养能适应21世纪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人才，应当尽快建立若干所高水平、多科性的综合大学”；“这类大学的数目不宜太多，例如几所或十几所”，但“它们必须是真正的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应该成为我国高教体系中的骨干工程，应该成为国家科学研究的强大基地”。随后他又在《关于综合大学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中深入探讨了综合大学的涵义、地位、作用，综合大学发展思路和学科建设原则等重大问题。1990年前后，曲钦岳与北大、清华、浙大等著名高校的校长联名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郑重提出《“继续重点建设若干所大学”的建议》，并以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名义撰写《关于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好若干所大学的咨询报告》，深入阐发了匡亚明等老校长“835建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建设‘重中之重’”成为国家意志和战略决策，对90年代先后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做出了南京大学应有的贡献。 

 另外，曲钦岳所撰写的《对高校开展有偿服务的若干思考》一文，1988年7月在光明日报头版刊载，明确主张“从高校的‘职能’着手深入探讨，而不应该把兴奋点集中在高校的‘创收’上”，主张在社会服务时“必须考虑高校人才、智力密集的特点”，“不能舍其长而取其短”，更不能冲击或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这篇文章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对正确理解现代大学的第三职能——社会服务，廓清当时中国高教界围绕“高校有偿服务”的诸多疑虑、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在1994年和2002年先后出版了《大学的使命和目标》与《曲钦岳教育文选》两本书，汇集了曲钦岳担任南大校长和卸任之后所撰写的文章及重要讲话与信函，如实记录了他如何从一个科学家，从一个天体物理学教授成长为成功的大学校长和卓越的高等教育家。曲钦岳重视高等教育研究，重视“幕僚”和“参谋”的作用，他有意识地“借助外脑”，在上任伊始即注意发挥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参谋咨询作用，与高等教育的专职研究人员一起，不断地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新观点和新对策。

《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家办学”的要求。当年的匡亚明、郭影秋等一批老校长是革命家、政治家转变为教育家的典范，而曲钦岳校长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由学者、教授成长为教育家的典范。 肝胆相照  为国建言献策 1986年1月20日，曲钦岳曾经致信小平同志和***总书记，专门就“要不要申请入党”问题袒露心迹。他充满深情地说：“我现年50周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一个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学校长。我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帮助。三十多年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信赖都是坚定不移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让整个中国充满了生机活力，也让曲钦岳倍感欢欣鼓舞，他开始郑重考虑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心中的一个问题：“要不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1985年春率团出访美国、加拿大的经历，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更深一层的认识。当许多华裔学者和美、加知名人士得知他是一个非中共党员的校长时，“都感到分外惊讶：今天，中共竟能对一个非党员知识分子委以如此重任！”曲钦岳体会到：“他们从这个事实本身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心和魄力，感受到国家近来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因此，曲钦岳诚恳地向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我觉得现在如果让我继续留在党外，对党的事业也许更为有利；而且这并不影响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党同心同德，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他还进一步建言献策：“中央是否可以考虑保留一些在事业上已有较大成就、在国内外已有较大影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在党外，并根据他们的努力和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些作用有时是党员不易起到的）。”从这封书信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识、胸襟与情怀！ 

 1995年夏，在进入第三个校长任期第11个年头时，由于椎动脉先天性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曲校长的身体状况不佳，先后数次出现头昏、呕吐现象。他曾经数次向国家教委提出辞职申请。1996年2月，国家教委批准曲钦岳不再主持学校工作而带职休养，由常务副校长陈懿代理校长。在3月5日召开的全校中层干部会上，曲钦岳有一份书面发言，其中既有恳切的表达：“十多年的工作时间，使我深深感到，现代中国大学的领导人（我这里指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所肩负使命的重大和艰巨……”，也有一针见血的谏诤：“现在，在我不再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之际，我要坦率地表达我的最为迫切的心愿：希望各级党委领导尽可能给教育事业多拨一些经费，为学校多办一些实事，解除大学领导们‘囊中羞涩’、少米难炊的苦衷。”更有直率坦诚的大声疾呼：“兴国必先兴科教，如果不尽快改变‘口惠而实不至’的现实，则教育事业的发展将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士气也难免受到影响。‘多给我们一点支持，我们将以十二分的努力去争取更大的实绩！’这不仅是我的肺腑之言，而且也是南大党政领导和师生员工的衷心期望！”?这份书面发言不仅在南大师生员工中反响强烈，而且在网上流传甚广，在大学校长群体中也引起不小的共鸣，因为它真实、犀利、明快，一语中的，揭示了当时高等院校发展的瓶颈所在。 

 尽管不再担任校长，曲钦岳仍然为学校改革与发展殚精竭虑，出谋划策。他给新步入学校领导岗位的洪银兴书记、陈骏校长以及有关副校长写了数十封信函，提出他对学校发展的设想和建议。其中包括“重视人才”“千方百计引进优秀博士”的建议，包括“取法乎上、强化‘争第一’的意识”的建议，“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以及“在职称评审中突出一个严字”……洪银兴书记曾经十分感慨地说：“这十多年来，我每每收到他亲笔书写的书简、信函，都感到分外亲切，分外感动。这些书简，既是及时的提醒，更是无形的鞭策！他继续用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帮助我们集思广益、释疑解惑，在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注入活力和提供对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耳提面命，指导我们如何治理学校，谋划发展，让南大在‘千舟竞发’‘百舸争流’中奋勇争先！”? 除了担任南大校长之外，曲钦岳还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曾经兼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曲钦岳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见地。如1995年他和苏步青、朱光亚、陈佳洱等共11位科学家联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保护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的呼吁书》，提出尽快建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等建议，得到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宋健国务委员的支持，1996年2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1997年所提出的“尽快引进和造就大师级的杰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建议，2008年提出的“举全国之力，加速培养杰出人才的15年计划”设想，2012年所提出的“在继续引进国外留学人才的同时，给予有发展潜质的‘土博士’出国深造的机会”的建议等等，也都得到相关领导的重视和首肯，成为重要政策举措出台的来源之一或依据之一。 

 2004年，曲钦岳曾向江苏省委书记和省长提出：“建议省委、省政府鼓励和推动建设若干个高水平的智囊机构”，以便聚集一批精英人才和高水平专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课题上从事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的研究。他认为，现有的一些研究机构存在着“‘智囊’意识不明确、‘智囊’作用不显著、‘智囊’水平不卓越”的缺陷，必须尽快培育几个高水平的智囊机构。他其实是建立有关国家发展和治国理政“智库”的较早的建言者，显示了他的远见和卓识。曲钦岳还提出在江苏一些地方试点搞“人才特区”的设想，很快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并从2005年即在苏南、苏中和苏北选择了5个试点区域。 现代大学治理要“去行政化”，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专业化”道路，实现“教育家办学”等等，正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业已成为国策且正在付诸实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强调实行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创造有利条件，……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但是，被遴选到大学校长和书记岗位的学科专家（包括院士、博导等等）如何实现向高等教育家的转型和升华？如何真正以治校为志业，在办学实践中把握高等教育规律，探索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之道？依然是需要研究、探讨和实践的重大课题。从天体物理学家到卓越的大学校长，到有实践、有思想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高等教育家，曲钦岳院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尽管他已年过八旬，但他对大学之道的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他依然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建言献策，提供智慧和谋略，我们对他的办学理念、方略和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正在路上”，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①龚放.事业心、大局观、创造性——从“835建言”看匡亚明的战略决策特点[J].南京大学学报，2006，（3）. 

 ②曲钦岳.1995年12月给国家教委领导的信函[Z]. 

 ③?曲钦岳.曲钦岳教育文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25. 

 ④曲钦岳.大学的使命与目标[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99. 

 ⑤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49. 

 ⑥⑧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迈向21世纪的中国高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24. 

 ⑦南京大学战略与政策研究室.关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战略思考——兼论南京大学的发展战略[R].决策参考，2003，（1）. 

 ⑨2007年1月24日龚放访谈龚昌德院士记录. ⑩?2006年12月18日龚放访谈曲钦岳记录. ?Maddox & Swinbanks.（1995）.Science in China[J]. Nature, Vol.378,543. 

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5年中国科技论文SCI统计结果[R].2015年10月21日在北京发布. 

①①龚放，曲铭峰.南京大学个案：SCI引入评价体系对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影响[J].高等理科教育，2010，（3）.

①②洪银兴.《曲钦岳教育文选》序[A].曲钦岳.曲钦岳教育文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①③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 8/201008/93704.html. （文/龚放，南京大学教授。原载《江苏高教》2016年第3期。图片为《南大校友通讯》编辑所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