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刚之所以将此书谦辞名为《蝉嘒笈中》，想必就是将自己的论点谦比书箱里发出的蝉鸣那样声嘶力竭的聒噪，试图引起同道者的注意。显然，此书既不是《诗·小雅·小弁》中所云的“菀彼柳斯，鸣蜩嘒嘒”美景中的蝉鸣；也不是韩愈《题张十八所居》诗中“蛙讙桥未扫，蝉嘒门长扃”中蝉鸣关闭在门户里的空寂悲鸣；更不是陆游在《思故庐》“柴门入幽梦，落日乱蝉嘒”中的那种惆怅。我却以为这是谢刚从事出版事业和外宣工作几十年来的破空之声，是钟鼓乐之的大音希声。 谢刚少年得志，也勉强算是一个从政者，但其实他的职务一直就是一个出版家而已，乃翰林院纂修阁老一枚。他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洴澼江上》时，请我作序，我曾称其是“游走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学人”。他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接受科班编辑训练，因参与各种百科全书的编撰而与诸多专家学者交往，蒙受泽惠，成长很快，二十七八岁就做了知识出版社社长。跟随我攻读博士时，他也就30岁出头，已经是最高法院一个副厅级的“官了”，我以为他志在仕途，不意他2004年竟离开法院去创办新星出版社了。那年冬天，我在北京开会，他来看我，出于关心，我问出版社在哪里办公？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从背着的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说新星出版社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办公室正在租，很快就会有了。送他出门时，才发现他是骑自行车过来的，过去，他是一直有专车接送的。不过我并不担心，一个人，能放得下，就必然能拿得起。 果不其然，新星出版社很快就脱颖而出，出版了很多颇有分量和见地的学术图书，引起学界关注。他还担任《午夜文库》的主编，他是侦探小说爱好者，这套书应该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新星出版社刚创办时，只有他一个人，也只有不到二百万元的注册资金，现在，据说已经有数亿的资产了。我以为他会在新星一直做下去，毕竟，编书是他擅长的，也是他的兴趣。 2011年底，他到南京来看我，说被上级派驻到香港工作了。我很愕然，也很为他可惜，新星蒸蒸日上，势头正盛，虽然还兼着新星社长，毕竟，工作重心在香港了。不料在香港，他又展现了性格中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的一面，不多久就与港澳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诸多学者交上了朋友。他在香港创办《今日中国》杂志，竟然把饶宗颐、金耀基、李焯芬、黄玉山、张信刚、陈新滋、陈弘毅、程介明、郑培凯等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全搬出来为其撑腰，可见人缘甚好。身兼数职，往来于京港之间，已属忙碌，他竟然还承揽科研课题，几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论文，颇让我感慨。 说老实话，起先谢刚跟随我读博士时，我并没有特别看好他在学业上的进步。到了做论文的阶段，他坚持要做“现当代文学与出版关系”论域的选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同意了他的选题，殊不知，在世纪之交时，人们对媒体与文学的关系认识不足，学界虽有人涉及此题，但是做纯文学的人尚少有涉猎，当他拿出一个章节给我阅读时，我便感到他是一个眼光敏锐犀利的学人，并不是那种官场中混文凭之流的“花瓶”者也。其论断新颖大胆，论据充分，论证清晰，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博士毕业论文顺利通过，应该是他人生学业的一个休止符，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思考，抽出时间来梳理自己的学术：一是不断修改完善其博士论文；二是仍然在出版和外译两个研究领域思考著述。这便是我高看他的理由，因为学术于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功利意义了，但是他却始终将此作为人生精神的一种追求，且笔耕不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对于“文学多元结构的生成和走出去路径的探讨”，就是要厘清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沟通关系，从而回答“当代出版对文学发展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以出版为切口，有效地解释各种文学现象？在文学对外传播中，出版起到了何种作用？……不是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固定的、孤立的精神产品，而是一种现象，它有一个具体的生成过程，由作者、出版社、读者共谋完成”。所以，谢刚主张“力图以出版为核心对这一现象予以还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调在文本形成后的分析解读，把它当作一个先在的东西。出版在文本生成过程中运用了哪些修辞？出版在生成文本的过程中是否在生产一种新的文学趣味？在主流观念、大众文化和文学主体的重围下，出版是如何树立自己的文学观念的。作家和出版者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实现文化的复兴、文学的繁荣……在走出去环节，着重探讨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过程里，作家、出版者和译者是否是完全割裂的？出版对作品的选择是否影响或者‘摆布’了文学的创作脉络？” 无疑，中国文学从古代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就是现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换言之，现代出版业是催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从器物层面走进了人的精神层面，正是由于这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盛，个体作家、社团、流派创作的兴起，几乎无一不与出版媒介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反之，文学界和文化界的许多事件与纠葛，也无不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谢刚的立论根据是可靠而坚实的：“出版使文学被生产、被消费、被接受，进而产生社会影响。作为文学生成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出版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个消极的程序，它有很大的自主性，并以各种独特的方式，来影响甚至左右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走向。从静态的理论上看是这样的，而文学的动态发展也为本文提供了史的依据，过去，我们仅注意到出版对大众文学的引导作用，相对地忽略了它在精英文学史上的影响力。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得益于出版的全力促成，正是出版直接导生了小说这一新的文类，引进了西方的新的参照系，改变了旧有的文学结构，并积极介入文学的社会实践，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经典化等等权利话语的背后，出版在挥舞着它若隐若现的权杖。”是的，从旧有的观念而言，作家作品才是占主导地位的出版基础，但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出版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时代赋予出版人和出版机制更大的施展空间，梳理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学界重要的学术课题。所以我认为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的“共谋”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一方面，出版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架设了沟通、融入的桥梁，因为有了以专司对外介绍推广中国文学为工作范畴的出版机构，给了作家向世界展示创作才能的平台，作家也因此触动了走向国际的憧憬和‘拥抱世界’的激情，这对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包括对作家创作方向的调整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说，由于对外文学翻译对文学流派和作品内容、题材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走向。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翻译语言不够‘本土化’的影响，内容选择上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束缚、导向的局限，加上在海外发行渠道的单一，使得‘以国家为资助人’的对外文学出版未能尽如人意，留下了一些遗憾。从出版的视角来探究当代文学多元结构的形成，有助于了解分析文学和出版之间的辩证生成关系，文学引导出版的繁盛，出版促进文学的繁荣；反之，文学也存在制约出版的因素，出版也有戕害文学的机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母语表达还是多语种传播，这种辩证生成关系无法脱离。”毫无疑问，文学要走向世界，没有这样的前提保证和忧患意识，只能是一种表面文章。 我之所以将题目定为“大音希声蝉鸣赋”，是考虑到谢刚提出这个论断的时间节点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能够在这个领域里的徜徉歌赋者甚少，那时为蝉鸣之声，如今乃成黄钟大吕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