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潘菽公费留学，“原想去学教育，希望回来后能对国家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但在选读了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之后，尤其是受到正在攻读心理学专业的蔡翘、郭任远等朋友影响，潘菽对心理学逐渐有了兴趣，觉得美国教育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如学一种与教育相关但更具根本性的学问即心理学。于是，他决定转学心理学，踏上了献身心理学的“不归路”。为此，潘菽在国外学习了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终于在1926年拿到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  

潘菽回国时，中国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一直在该校工作到50年代中期。由于获得了较好的对口工作，潘菽刚开始很是满意，“以为此后就可以安定下来专心一志钻研我的心理学了，至于社会上的事自有别人去管，用不着我去不务正业”。作文，著书，讲课，成立心理实验室，指导学生通过科学实验研究心理学问题……潘淑埋头于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当时只是个小系，有时一年只收一二个人，但潘菽一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解，从不草率。一位学生回忆说：“潘先生宜兴口音很重，听他的课开始不易听懂，但不要多久，就能适应，而且尝其智慧之甘果了。他讲课的特点是清晰而有系统性。他从一个观点出发，缓缓地一步一步地推演下去，叫你不得不记下他讲的每一个字，不得不珍惜地听他每一句话。”潘菽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学生都愿意亲近他，有事找他谈心，有困难找他帮助，有学生结婚还找他当证婚人。他从不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影响学生，有学生后来回忆说：“我说不出潘先生是怎样教育我的，可是他又确实是时时刻刻地教育着我。” 1933年5月14日，潘菽的哥哥潘梓年——时任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潘菽为营救胞兄奔走呼号，拜请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施加压力。同时，潘菽又以家属身份，前往探监，不断送去药品、食品，传递外界消息，终使潘梓年在1937年6月被营救出狱。在营救兄长潘梓年过程中，潘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设法营救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了党，对党的纲领、性质及艰苦斗争的情况逐步加深了认识，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我认清了应取的方向，摆脱了纯学术的道路，决心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菽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由于刚开始对战争估计过于乐观，潘菽没有把家属接去，整个抗战期间单身在渝。“在这八九年紧张生活中，心神自难安定，一天到晚关心的是抗战形势的变化。前半阶段，敌机时常来轰炸，有时夜里也来，使人日夜难安，自然很难谈到研究工作。心理学教学工作则不能不坚持下去，但也只能把旧的知识一次一次重复着教。备课时间倒省了不少。夜幕垂下以后，总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听听、谈谈。”如此，因为“总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听听、谈谈”，潘菽开始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走上左派道路，创建“九三学社”，成为著名的“红色教授”。

起初，在长兄、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介绍下，潘菽参加了郭沫若组织的“中国学术研究会”。“这个组织并没有成文的章程，原来也没有名称，它通过新华日报社和我的长兄潘梓年与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党团结科教界进步学者的重要纽带之一。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定期聚会，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提高思想认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常邀我们座谈会的同志去参加各种座谈会或联欢会、庆祝会。” 因为长兄的关系，潘菽经常去《新华日报》编辑部，了解一些抗战或延安情况，也参加《新华日报》组织的一些活动。“学校里有几个可以相接近的同事听说我时常到新华日报馆去，以为我对延安方面的情况以及八路军的抗战情况一定知道得较多，要我和他们一起谈谈。他们当然对抗战局势的发展情况都非常关切，对延安方面的政治情况和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尤其关切。大家都仰望着延安，寄希望于延安。在一起谈了一次，大家觉得这样谈谈很有必要，约定下一次再谈。这样就形成一个经常的自发的校内座谈会，一共七八个人。不久，相邻的重庆大学有一位同志和附近两个单位各有一位同志参加了进来。因为要尽量不让人知道，故此后在重庆时一直没有再增加人。这个座谈会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名称，直到后来因为要和外面联系才称为‘自然科学座谈会’，因参加的人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这个座谈会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的亲自授意，打出的“科学与民主”旗号也获得周恩来首肯。 

后来，潘菽联系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大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另一个座谈会，并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邀请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陆续加入，逐渐发展到30余人。刚开始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年9月3日，大家在开会谈到座谈会名称时，潘菽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和平会谈，在张治中寓所接见了潘菽、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教授。潘菽在会见中提问毛泽东：“共产党为什么把自己付了很大代价解放的一些地区让给国民党呢？”毛泽东讲，为了避免内战，达成全国统一，共产党人向来以民族大义为重。随后，毛泽东站起来，在椅子后面退了两步说：“让是有限度的，让一步、两步是可以的，再让第三步就不可以了”，并作了一个还击的手势。“毛主席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及我们党的主张，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益”。毛泽东还特地会见了九三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组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九三座谈会决定更名为“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发表九三学社国是主张。潘菽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理事，此后一直是九三学社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潘菽负责南京九三学社工作，1958年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学社发起人和早期领导人潘菽、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人大多是中央大学教授。因此，九三学社与中央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央大学左派教授的“大本营”，可与西南联大和民盟关系相“媲美”。不过相对于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等民主斗士而言，中央大学的左派教授人数较少，态度也没那么激进。中央大学的九三学社成员，经常互通消息，传阅中共书报刊物，传送解放区广播电台讯息，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四一”大惨案，以及后来反对学校南迁、应变护校、迎接南京解放等斗争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梁希曾在中大校长周鸿经弃职后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中大复员南京后，国共随即展开决战，潘菽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他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活动，为“新青社”保管过一批秘密图书资料。1947年，中央大学中共党支部的组建会议，就在潘菽家中召开。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保释过以“危害民国”罪被捕的中大学生。被保释的学生、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钟季朴回忆道：“潘老师出于他的正义感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和心理系同学会的孙运仁同学，前往南京警备司令部，以他知名教授的身份以及个人生命、家庭财产保释我出狱。我们心理系的其他教授虽也曾在学生和亲属面前表示惋惜和‘同情’，但对营救则亳无兴趣。更有个别人甚至诬蔑造谣，说什么‘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学生是拿了卢布的’，等等。我出狱之后,又受到学校当局的刁难，说我有两门选修课缺考试成绩，不能毕业。实际上我的毕业论文早已完成。潘老师出于爱护青年学子又丈义执言，使我得以补考，完成毕业手续。当时真使我感到恩师之情，温暖无比”。  

1948年5月，南京大专院校开展“五四纪念周”活动。潘菽、梁希、涂长望等教授参加了5月2日举行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在会上指出发展中国的科学，必须铲除阻碍科学发展的封建势力和依附帝国主义的买办豪门，必须有一个民主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制度。他们还强调，科学家不能不面对现实，不能不考虑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服务的问题。5月4日，针对国民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行为，潘菽在“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民主，应当是整体的民主；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是社会改革运动，而不是什么“立宪”，国民党宪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潘菽还曾在报刊上用隐晦的笔调写道：“今天的阴云密布,风狂雨骤，未必就不是明天天朗气清的前奏。冬天已经到了冰封雪融的时候，春天的到来也不会太久了”。国民党政府为挽回败局，曾组织了一个“官兵心理委员”，邀请心理学家帮助军队“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力邀潘菽参加，被他断然拒绝。他也不为当局的《国防月刊》“国防心理”专号写文章，坚决与国民党“绝缘”。  

由于潘菽鲜明的左倾态度，时人称他为“红色教授”。国民党特务机构将他列入黑名单，日夜严密监视他的活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共产党为了确保潘菽、梁希、涂长望三位中大教授的安全，防止国民党败退前对他们暗下毒手，派潘菽堂弟潘汉年将他们护送上海，又转赴香港。4月22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第二天，又将他们从香港转赴北平。不久，应周恩来邀请，潘菽、梁希、涂长望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同年8月，潘淑返回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的接收改造和南京大学的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南京大学教务长兼心理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潘菽接替梁希（梁希出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长）担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上任初期，百废待举，潘菽一方面调整课程，废除原先的训导制，取消国民党党义一类课程而代之以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课程；另一方面相应地调整师资，除原先由军管会聘任的教师外，又由校委会选聘了一部分教师，当然也解聘了一些教师（包括少数自动离职的在内，正、副教授共解聘十余人，讲师、助教多一些。这些被解聘的教师，大多安排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其他高校工作）。新政之初，事乱如麻，潘菽等校领导经常夜以继日地开会，有时吃饭也在会议桌上解决。此外，“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各种运动接踵而至，潘菽总是以身示范做出榜样。“在1952年上半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先生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剖析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作出了知识分子怎样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示范，得到了一致好评。” 在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时，考虑到仪器设备搬迁问题，潘菽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原址，而是搬到了金陵大学校址，将四牌楼校址留给了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后来的东南大学），这是他本人认为的他生平办错的第一件大事。但潘菽也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南京大学做了一大贡献，即保留了全国唯一一个心理系（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55年，潘菽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是当时中国心理学领域唯一一位学部委员。次年，他与南大高济宇等6位教授一批加入共产党，随后辞任南大校长，在中国心理学面临巨大困难和外界压力情况下，毅然提出并率领南方众多心理学家北上北京，促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创建，并担任了首任所长兼中国心理学会会长，为中国心理学的奠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