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张一兵做客同济大学，围绕福柯展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70周年院庆演讲。 朱奕辰 图)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异宾（笔名张一兵）专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兼涉欧陆哲学和后现代思想，不过南大师生们更喜欢叫他“男神”或“兵哥”。 5月13日，张一兵以学者身份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就福柯、哲学在当下中国的境况娓娓道来：“现在中国社会居主导性的是商品价值尺度，一切都被功利化，遇事一定要问‘有什么用’。但哲学的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 (《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书封) 福柯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 “他不希望人们接触他的时候像我们读《圣经》一样，每句话都是必信的。他的文本之间是发生断裂的，第二个文本否定自己的第一个文本，第三个文本否定前两个文本……每一个文本都是投向他自己的手榴弹。他是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让我们更富创造性地思考。” 张一兵举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述的全景监控主义。“现在很多人的办公环境都是大通间，员工在做什么，管理者都能看到。从空间上说，现代工厂和现代公司里的管理模型就来自福柯此书讨论的边沁那个全景监狱。” “我们讲平等、公正，马克思讲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切都是可辨识的。但福柯说的看不见的奴役，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正的东西。”张一兵由此感慨，福柯之存在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看见不可见之物。 “在我们民族旧式的文化传统中，同一性和同质性是最核心的部分。大家特别想去趋同，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幼儿园，都是听话的孩子有大红花。应试教育把大家的标准答案变成一样。而福柯，让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非同一的异质性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哲学遇冷，中国文化尚未跟上经济快速发展步伐 在国内，读福柯的年轻人并不多，网上也有不少“福柯晦涩难懂”的评价。 张一兵直言，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知识接受层和法国不一样。 “就像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是面向公众的，不是局限在大学里，街上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福柯、布尔迪厄、阿隆这批法国思想界大师，他们讲的内容能被法国受众接受，能够得到传播。” 身为哲学系教授，张一兵对于中国当下的“哲学遇冷”深有感触。他向澎湃新闻坦言自己担任南大哲学系主任时，以哲学系为第一志愿的学生数量，曾连续三年为零。 “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的金店中有手指头粗的金项链，这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明显的拜物教表征。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没有内在东西，就越需要外在东西来表示富有。就像我们现在追求开豪车，还有富二代开四百万、六百万的车然后随意在路上撞坏它。拜物教在中国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步。” “在一些欧洲民族几百年现代化的进程里，它们的文化存在和经济过程是一致的。经济水平到一定程度，它的心理、文化、知识、传统也积淀到一定程度。”他告诉澎湃新闻，“我们是用三十年做了人家三个世纪做的事，这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所有的非物性存在状态仍然是旧的和畸形的。” (同济大学讲座现场。 朱奕辰 图) 现在反而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好时代 张一兵还告诉澎湃新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境况并非一直爆冷。“1977、1978、1979年，那时高校文科的最高分都在文学、历史和哲学系，那时南大还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 在他看来，哲学的冷热和时代密切相关。“毛泽东既是哲学家，也是诗人、历史学家，他治理国家时更关心的是人和生产关系。在那个时代里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出来容易进机关，被关注和提拔。”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正常的。在大家还在为生计忙碌的时候，你让大家去学哲学，这是很奇怪的事。但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反而是中国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 他说，因为像哲学、艺术这样的学科，如果和权力中心或金钱利益搞在一起就一定是伪科学。“你想姚文元、张春桥当时写的文章，那个哲学是什么哲学啊，它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像今天，越在聚光灯下的，越可能是伪科学。为什么呢？它在某种利益的关联中，怎么可能真正去说真话？不可能的。” 令张一兵欣慰的是，学校里真心喜欢哲学的人现在又一点点进来了。“我觉得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足，一个历史时段后哲学会回归民众的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