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在人民的“获得感” 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把改革看作是制度变迁，那么其路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属于利益诱致性改革；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际上也是经济利益调整。 在过去30多年自下而上改革基础上展开的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因此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新时期的改革新动力仍然必须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没有变，必须要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改革新动力的培育就是要惠民生。人民群众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能自觉参与和支持改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利益，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改革的动力源泉所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公平正义突出权利的公平。需要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这两个领域入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服从于效率目标，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实际上给提高效率从而推动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需要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分配来解决。在收入分配领域坚持公平原则，既要坚持分配的公平权利，又要促进收入分配结果处于社会公平的度。这两个方面结合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相应的改革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首先，针对以权谋私，不仅要通过反腐败途径惩处以权谋私者，更要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其次是反垄断，只有将其垄断收入收归国家后进行收入分配才真正体现公平正义。第三是推进教育公平之类的公平权利的全民享有。 第二，缩小收入差距。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们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在这个背景下，建立以民生改善为着力点的收入分配体制的重要方面是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对象是过去的改革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就是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过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在体制上解决推动GDP增长的动力，现在解决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的成果。为实现公平性分配，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是讲效率，也要讲公平。在资本、劳动、管理、技术投入都参与收入初次分配的条件下，须建立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机制。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和环境是居民直接影响居民的“获得感”的公共品。享用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城乡差距根子在体制。在现行体制下低收入群体实际上不能平等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是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均等配置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需求方面是享用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费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横向公平（谁享用谁付费），还要纵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使低收入群体也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前一时期改革中，市场化的范围过大，把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了，如卖医院，卖学校，卖公共交通，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职能。现在这些公共服务应该通过改革还给政府（不排除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公交作为补充），以保证低收入者也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根据这个要求就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指出两点：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和体制是多要素的，体制的各个部分变化的速度有快变量和慢变量之分。已有的改革基本上是改的快变量，慢变量不是一放一改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培育和成长过程。例如，企业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快变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慢变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取消行政审批是快变量，完善市场体系是慢变量；城镇化，取消城乡户口限制是快变量，农民市民化是慢变量。经济体制是快变量，政治体制是慢变量；治理体系建设是快变量，治理能力提高是慢变量。可以说在所有领域的体制改革都会存在这种快变量和慢变量。改革的成效恰恰是由慢变量的到位来确定的。因此改革的系统性就在于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的关系，在快变量的改革取得成效时，致力于慢变量的改革，使改革真正取得整体性成效。 第二，在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系上，已有的重点突破的改革在局部环节易于进展，但局部性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就会同体制的整体出现不协调。就像进行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利益关系突出了，社会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就会造成社会矛盾的突出，全社会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社会的价值观就出现缺失。在此背景下从改革的整体性考虑就要把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到日程。再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群体，牵一发动全身。有可能产生“跷跷板”效应。这就要求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有系统性观念，需要统筹兼顾。这就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指出的：要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通盘评估改革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利益变化，统筹各方面各层次利益，分类指导，分类处理。进一步说，要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既要公平又不能影响效率。（该文摘选自洪银兴教授7月23日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