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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社会变迁导致“全民焦虑” 精神漂泊伴随中国人

发布于:2013-05-02    来源:互联网   文章阅读数:

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人情绪和心理,成为一种社会病,而我们,则是身处在一个患上了“全民焦虑症”的时代,这会给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带来哪些显著的影响?   周晓虹: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焦虑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人们觉得社会转型和变迁很慢,恨不能一步走到头;认为个人生活的变化也很慢,希望能有迅速的改变,往往生出一种深切的期待,期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自己的行动发生快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产生较深的焦虑感。而社会上上下下,无论是发展得快还是慢的群体,无论是发展得快还是慢的个人,都有一种巨大的超越别人或是怕被别人超越的精神压力,从而就演变成为“全民焦虑”。   焦虑使我们全部的行为方式都有一种“当下”的特点。因为非常焦虑,怕被别人赶上,于是一切行为的逻辑,都是以赶上别人或者不被别人赶上为前提的,而对其行为的未来、长远的后果不会去考虑。身后被人追赶着,以致于无法停下脚步来思考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这必然使得行为有一种目光短浅的特征。   社会从宏观层面上发生了变迁,变迁带来了焦虑   人民论坛记者:您从社会变迁的视角下解读全民焦虑,但很多时候,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是因缺乏社会规范、社会保障而焦虑,如何解释这样的焦虑感?   周晓虹:这个实际上还是要摆在变迁的背景下来看。三十年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不完善,但为何三十年前我们没有那么深的焦虑?因为没有变迁,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但是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如果你努力一点,似乎上升能力就会强一点,由此产生出一种斗志,这种斗志就使你觉得要好好去发展,要好好地找出机会,要好好地攀登上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换言之,当我们一方面感觉到人生有危机,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有能力、有把握来克服这种危机的时候,焦虑感便油然而生了。这两个方面,缺了任何一个,都不会产生焦虑。所以焦虑一定发生在既有危机、也有机会,个人觉得抓住机会就能改变的情形之下。   不仅如此,社会缺乏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变迁的产物,并不是社会缺乏规范,而是说社会发生巨大的变迁,原有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我们若继续遵从原有的规范,又不足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我们感觉到社会缺乏规范。的确,人们的行为似乎不再有成法可遵从,比如说在过去的社会中,我知道如何举手,你知道还以投足,我们对这个规则非常了解。现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我举手,你不知道我下面是什么动作,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于是产生一种焦虑。总体上讲,我觉得就是一点,社会从宏观层面上发生了变迁,变迁本身带来了焦虑,带来了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支撑这种社会秩序的原有的制度,也受到了挑战,这样的情况下,又生出越来越多的焦虑。   焦虑感的中国烙印   人民论坛记者:是否每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都会遭遇突然爆发的焦虑,中国当前的这种焦虑心理是否也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   周晓虹:这个问题实际一面是说其是否有普适性,一面是说其是否有特殊性。对于别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是否也会遇到同等的焦虑,我认为这个是肯定的。司汤达在1830年就曾讲过,在法国,因为一个上尉忽然变成了皇帝,就使得很多人生长出了对无限上升的期望。这时候,所有的人包括少年都已经丧失了平常所具有的安乐的本性,一步步生出很强的功利心理,走一步,看三步。   个别人的人生经历使得全民都产生腾飞的感觉,这个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样的变化甚至让所有的人以为变得还不够,应该变得更多、更快。反过来想,如果有这样一个社会,一切都是慢吞吞的,那么惊恐自己落后的这种焦虑就不会产生了。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若一代一代都是如此,作为个人,无论在未来或是在当下都不会倾向于折腾;但如果父辈的今天不是你的未来,甚至兄长的今天与你的未来都可能迥异、几岁几年都会发生变迁的话,巨大的焦虑感就产生了。   那么中国的烙印在哪里?我觉得中国的烙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迁的广度,一个是变迁的速度。从广度上来讲,可以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何时出现过事关十三亿人的巨大变化?无论是美国、欧洲抑或日本的现代化,充其量就是1亿到3亿人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至于速度,在1949-1978年的三十年间,我们因为制度的刚性的问题、学习苏联体制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变迁非常慢,虽然社会一直有各种的政治运动,但是其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增长、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的变迁并不大。所有的变迁都发生在1980年以后,短短三十多年间,我们经历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变化。若是西方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突发的焦虑,那么我们以数倍的人口和数倍的速度经历现代化发展时,我们这种焦虑感肯定是别人的数倍。   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漂”的问题   人民论坛记者:焦虑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那么随社会变迁的继续进行,焦虑感也会自然地化解吗?   周晓虹:不是说随着社会变迁的进行,焦虑情绪会有所化解,而是说,当中国这种巨大的变迁,有一天能够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这种焦虑感就会减少。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漂”的问题”。巨大的变迁使得我们产生精神上没有依托的感觉,我往往会从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精神的二元性、漂浮性、不定性。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们应该做到“安其所,遂其生”,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变迁不能够停下来,要解决“安其所,遂其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变迁持续,精神的漂泊就会伴随着中国人。   欧美的发达社会,相对来说焦虑感要低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大的变迁已经进行完毕,对于更大变迁的驱动力也相对较弱。在欧美社会,机会要少得多,一个人在短短的生命中间,变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而一个现实的人脑子里要去挣钱、要发财、在短暂的一生中光宗耀祖的冲动小得多。到欧洲去看那些街头咖啡馆里坐着的人,时间就是用来打发的;而我们,到今天信奉的还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人民论坛记者:您比较关注中产阶级,具体到当下,在中国社会各个群体中,反而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度非常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晓虹:中产阶级的焦虑感为什么高?一者跟中产阶级的地位有关。中产阶级处在社会中不上不下的阶层,希望能够再往上爬一些,可是没那么简单;如果不奋斗,可能就要因“落后”而掉下去,其地位并不稳定。因为这种不稳定,就更加容易陷入深深的焦虑。相反,在很多落后的地区,在山村里生活的人,对于改变自我境遇的动力不强,在生活中也少有相关的资讯来帮助其改变,有时反而会产生一种贫困文化,乐天知命。   二者跟中产阶级的知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有关。如果在一个小村子里面不出来,你的比照对象就是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人的生活一般来讲也甚少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就非常懵懂,并不知道很落后。但是中产阶级则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强,文化知识也比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在海外接受过教育,与外围世界一比照的话,对自己的地位就会不满,因此焦虑感也比一般的人更强。   第三,中产阶级已有一定的财产、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对失去的担忧也比一般的、最普通的草根阶级要强烈,当变迁持续进行的时候,他就更易产生对自身地位的惊恐,去维持这种地位的焦虑感会更强,也会更难以停下来,逼迫自己必须不断地往前走。 2013年3月20日 人民日报 张潇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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