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生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一是“人的现代化”，二是国民性。其实，这两个主题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涉及大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不同的是，国民性研究关注的是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差异，即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国家或民族成员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间的社会心理差异；而人的现代化研究涉及的则是群体心理的历时态差异，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会在怎样的程度上重塑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国民性的理解，一样要放到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变迁角度去思考。 　　尽管国民性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但包括英格尔斯在内的学者一般将1934年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视为国民性研究的开端。在国民性研究的草创时期（1934—1945），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原始民族为对象的，代表作包括《文化模式》、《人的研究》、《阿罗人：一个东印度岛屿的社会心理研究》等，都是希望能够找出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典型性的基本人格。在国民性研究的全盛时期（1945—1955），战争促成了对基本人格的界定向现代国民性研究的转变，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国家都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英格尔斯和莱文森也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发表了研究综述《国民性：众数人格和社会文化系统研究》。自1956年以来，国民性研究尽管出现了整体上的萧条，但在局部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倾向，尤其是出现了一批评价和总结性的文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格尔斯的这部《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1997）。 　　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早期国民性研究文献，如《菊与刀》、《大俄罗斯人》或《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国民性》这部英格尔斯集45年研究之大成的著作确实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国民性研究在1950年代之后的一些新趋势。 　　第一，同早期重视国民性的静态结构分析相比，后来者开始越来越关注国民性的变动。这一趋势的形成可以归咎为二战后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变迁运动，这种变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或国民成员的性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动，而且使研究者们意识到，真实的国民性“产生于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较早对国民性变动进行动态描述。他在1951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美国人的性格经历了从“传统导向”到“自我导向”再到“他人导向”的形态转变，并声称这种转变与西方社会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此后不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简·斯托策尔以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为参照，写成了分析战后日本青年态度改变的《没有菊花没有军刀》一书。再往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国民性变动与“代沟”的生成相联系，创用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等概念，描述了文化与青年群体人格的动态变动过程。该书的作者英格尔斯，更是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性格的变动为题，充分致力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 　　第二，自1940年代林顿和杜波依斯借助现代统计学界定“众数人格”以来，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对国民性进行经验研究与定量分析。如英格尔斯所言，“代表整个人口的大样本取代了早期研究依赖的小型、特殊、完全没有代表性的样本”。比如，1953年布坎南和坎特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欧美9个国家同时进行的有关国民刻板印象的研究；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尔对英美等6国的“公民文化”的研究，研究不仅解决了选样问题，而且设计了测验城市公民个人胜任感的指标；1962—1964年间英格尔斯在阿根廷、智利、印度等6个发展中国家对6000个代表不同种族、阶层、宗教、地区、居住地等重要社会类别的实际测量和比较研究。 　　第三，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往往是在文化的单一层次上展开的（主要是寻找与每一文化相对应的“基本人格”或“主导人格”），那么后来者更为关注从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受二战影响，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对象从简单、同质的原始民族转向复杂、异质的现代国民，也使研究者们发现同一国民在性格方面既存在同一但也存在差异：阶级地位、教育水准、职业、经济状况以及性别和年龄特征等因素，形成了同一民族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性格特征。研究者们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特征的分布并非只有一个“众数”，而是可能有几个“众数”。为此，地位与人格、种族与人格、生活区域与人格、阶级与人格、职业与人格的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英格尔斯更是研究了教育、工厂经验、大众传媒与现代人格的关系。他们都一致认为，只有考虑到不同的亚文化或亚社会因素的国民性概念，才能适应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差异性状况。 　　第四，如果说早期研究是为了寻求有关不同民族社会行为的解释，那么后来者则开始关注国民性与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发达不只是一堆画出社会经济图像的统计指数的集合，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英格尔斯富有远见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经历一种国民心理和行为向现代的转变，仅仅依靠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换言之，社会现代化是包括国民心理现代化或曰人的现代化在内的一个全面发展过程。英格尔斯为“现代人”勾勒了12种基本的心理特质，其中包括：准备和乐于接受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和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改革和变迁，尊重并愿意思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无论这些特征的界定科学与否，他的论述确实为现代国民性研究指出了一条现实与可能的路径。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一书出版已经15年了。也是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进一步深入，并且开始形成影响到中国人人格与社会心理急速嬗变的“中国体验”。我们希望“中国体验”的浮现与进一步的成型，也能够为国民性研究增添新的中国元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