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反哺 文化传播的时光倒流 [发布时间：2012-06-08]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核心提示 　　古往今来，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师及徒，但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文化反哺）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亲代与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困惑的议题。 　　“小皇帝”成为家庭中心的文化含义 　　食品以及盛放食品的各种器皿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物质或器物文明之一。人类学家张光直说：“到达某一文化内核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 　　如果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人饮食的变化，大概最初是从尝试进入中国的麦当劳开始的。 　　麦当劳在亚洲及中国社会的扩张，与家庭结构的变迁有关。在工业化或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知识女性就业的普遍化，亚洲社会的年轻一代在婚后开始脱离原先的大家庭独居，而这些家庭又因为生育政策而每家只有一个孩子。这些新的变化必然导致家庭中心的代际倾斜，“小皇帝”或“小公主”们成为家庭的中心。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各种专供儿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业几乎成为儿童工业，饮食的决策权“从长辈转向晚辈”。 　　我们在广州做访谈时，有位农业大学的教授谈起自己的孙子，他对食品变迁和变迁中的代际关系深有体会。“孩子在食品方面是我们家的大全手册，妈妈买食品都是听他的，巧克力要德芙，冰激凌要哈根达斯，就连爸爸抽烟，孩子都会告诉他，你要买焦油含量低的。我们小时候除了吃碗凉粉，吃把油炸豆瓣，还能吃什么？现在，全世界好吃的东西广州都买得到，连我这个作物学教授也闻所未闻呀！” 　　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辈。这样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使得晚辈们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 跟食物一样，媒介播放器、移动电话以及微型电子计算机等花样繁多的家用电器系列，构成了现代器物文明的重要部分。各种电子产品在中国瞬间涌现，在中国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电子世界的迥然相异的两极：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与此相应的是面临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 　　譬如手机，就进一步凸现了亲代和子代这对电子世界的“侏儒”与“巨人”间的智力紧张和水平差异。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告诉我：“孩子使用手机不知道要比父母们厉害多少，我们研究的北京中学生许多人都会‘盲发’。他们有能力在老师眼皮底下建立自己的‘私域’。我原来不会发短信，但是做课题不发不行，学生都发短信给你，这就逼着我向他们学习。”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还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手机是这样，电脑就更是这样。不止一户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但事实上，这比你设法打开孩子们上了锁的抽屉还要难！大多数家长不太清楚手机的短信功能，拨弄半天有时也弄不出来；孩子常常会将手机“上锁”；孩子还有自己的网络和手机语言，你就是看了他们的手机短信，常常也不明白到底说了点啥。 　　文化传承中的“时光倒流” 　　早在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如果社会变动的慢，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变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发生”。 　　如果不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迁将一个完全陌生或崭新的世界提前推到了人们眼前，文化传承的方向和方式本来不该发生上述令人诧异的变化。 　　这种代际颠覆是怎样发生的？ 　　认真分析起来，年轻一代在器物文明传承上的优势，与他们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增加有关。 　　据最近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68%，改革开放后的32年中城市化的年均增长率为0.99%，其中2005－2010年15年间城市化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376%。 　　与城市化相关联，中国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年轻一代自主性的增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率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2.6亿人。这种在地理边界和旧有社会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性流动，“极大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 　　由此，在未成年的年轻一代成为家庭的中心的同时，成年的年轻一代的自主性也前所未有的增强。比如，许多有关“打工妹”的研究都发现，外出打工或就业性流动对传统父权家庭制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迁移、工作选择、婚姻、生育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打工妹们均表现出了对父辈权威的挑战姿态。“做不了年轻人的主”，也已成为父母一代的普遍感叹。 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出现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与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在城市家庭中，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层次已经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更不用说祖辈，而经济收入的增长提高了他们在家庭中的代际地位；而在农村家庭中，年轻人外出打工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也远远大于父辈或祖辈在家务农之所得，这同样加速了家庭的经济权力从老辈向小辈的转移。 　　从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 　　“文化反哺”现象真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吗？从共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中国独有的吗？从历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今日之中国独有的吗？ 　　“文化反哺”现象是一种见诸于全球的新现象，似乎并不为中国社会所独有。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她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又因屡遭内忧外患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封闭、停滞乃至“文革”的倒退后，1978年后突然面临改革开放，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除了变迁的急速之外，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经历了“造反”、参军、上山下乡、返城、下岗和自谋职业等一轮轮浪潮，但大多数唯独没有经历现代高等教育的历练；而他们那些在“文革”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却因受益于这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享有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几乎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代。 　　单单看这样一个数据：1977年，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中国大学招生27.8万人；30年后的2007年，中国大学招生567万人。仅仅30年，招生人数提高了整整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 　　尽管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代的孩子们和他们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相互间的生活差异与“文革”的一代与其孩子们的生活差异十分酷似，但显然美国的两代人之间不存在从“封闭”到“开放”这样巨大的精神裂隙。这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 　　我们再说“只此一时”，在任何时代，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加之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强于老师的现象当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鲜见。但是，这和我们所谈的“文化反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30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以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新华日报记者杨频萍根据周晓虹在南京大学110周年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整理） 2012.06.06 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