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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提高三产占比”的中国式尴尬

发布于:2011-04-26    来源:互联网   文章阅读数:

——为什么中国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   现在各地都把三产占比作为考核行政业绩的主要指标,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会助长统计数据的造假,甚至会因为违反产业分工合作原理而失去动态比较优势。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迷惑的经济现象,就是那些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地区服务业比重往往较低。例如,作为经济发展排头兵的江苏,2010年人均GDP达到了7700千美元左右,接近世界银行给定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标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在为自己服务业比重始终处于“滞后”状态而抱憾。   理论上也难以解释的是,诸如工业增加值、GDP增长速度等指标往往是超额完成计划,但是第三产业比重的计划指标却经常拖后腿。2000年,江苏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6.3%;第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7.5%。全省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前一指标要调整到40%,后一指标要调整到33%。但实际结果是到了2005年,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仅为35.8%,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实质性的倒退;第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为32.0%,也没有完成计划。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要提高5个百分点,实际情况是勉强过关。   不良政策倾向需要纠正   上述现象与各地区制造业的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即制造业发达地区服务业比重长期难以提高,因此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江苏人的专利。据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研究员的分析,同样是制造业为主的浙江省也存在着服务业比重长期过低的现实。浙江全省“九五”规划纲要提出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3%,比第二产业高出2个百分点,实际年均增长11.0%,比第二产业低1.4个百分点。“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1%,实际只达到40%。“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2009年第三产业比重也只达到43.0%。由此看来,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现象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发达地区的通病。   对于这个本身并不是问题的“问题”,当很多地区在用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反映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就产生了严重的理论和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理论上把根据市场选择而长期偏向于制造业专业化、集聚化发展的倾向,称之为“制造业偏好”,明显带有贬义,在产业形态上鼓励厚此薄彼的选择;二是在实践上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手段,甚至认为发展制造业就是发展高消耗、高占用、高污染和低附加价值的产业,是粗放发展的“代名词”,是发展方式转换的对象,因而必然使经济政策脱离我国的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和国情制约;三是在政策取向上急于求成,对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往往有过高的预期。我们把地方政府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倾向于提出一个较高的第三产业占比的目标的行为,称之为具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情结”。如江浙两省都对“十二五”规划时期发展第三产业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江苏要求第三产业比重从目前的41%左右,在5年内达到48%,每年平均要上升1.4个百分点,这是江苏历史上发展三产从来没有过的速度。   最近长三角的很多发达地区的地级市、县级市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都在担心目前迅猛增长的第二次产业可能会压制第三次产业比重提高的问题,担心完不成省一级政府所提出的“十二五”期间“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目标和任务。江苏省政府最近就明确提出要“将服务业增速、投资增速、占GDP比重、从业人员比重等重要指标列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部署真正落到实处”,在此压力下目前各地出现了一种不良的行政倾向,就是层层向下分解指标、分摊压力。有的地方,县里面甚至于镇里面都明确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长三角各地区的“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可能依据的是国务院2010年5月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在该规划中,中央从战略高度把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定位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要求长三角地区“围绕培育区域性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显然,国家提出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要求,针对的是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发展思路,针对的是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大都市经济区,而非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更不是如县市层面的行政区域。如果要求各市县甚至各乡镇在“十二五”期间都要形成这种产业结构的态势,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会助长统计数据的造假,甚至会因为违反产业分工合作原理而失去动态比较优势,危及长三角地区把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的选择,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厘清,从实践上给予纠正。   寻求全新区域发展观   众所周知,三大产业结构演化的规律,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继承“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了20多个发达国家100多年的统计数据,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两方面在产业间的配置和转移特征概括出来的。这一规律在分析具有较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演化趋势时,尤其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对独立的大都市经济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的结构演化趋势时,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但是,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也不能用于指导一个经济体系并不完整的、缺少相对独立性的非大都市经济区的结构调整,尤其不适合用来指导一个省内的某些行政区域的结构调整。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大都市经济区发展模型与非大都市经济区的发展模型有根本的差异和不可比性。第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要求,决定了大都市经济区适宜于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而其“周边地区”比较适合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第三,我国很多的非大都市经济区,其产业结构的特性处于第二次产业比重“始终过高”的状态,与它们参与当今经济全球化分工模式直接相关。   现在各地都把三产占比作为考核行政业绩的主要指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三产占比是反映一个地区发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其实,这一逻辑并不成立。确实,在国家经济系统中或者大都市经济区,存在着三产比重随经济发达程度(以人均收入表示)上升而上升的规律,但是反过来并不一定成立,即在非大都市经济区域,三产占比是不是高,与人均收入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不一定就是经济发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高的代名词,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三产占比很高但是经济却欠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性是工业欠发达,人均收入低。我国中西部的某些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服务半径内的物流费用高,因此三产的增加值占比也很高。因此,用三产占比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是有缺陷的。   如果我们把适合于全国经济或大都市经济圈(如珠三角、长三角等)的经济结构调整规律,不加分析而机械地套用到经济体系并不独立的非大都市经济区中,或者误以为三产比重是一个能正确反映一个地区发达程度的标准,要求各行政区甚至镇一级都实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态,等于是取消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取消了中心城市的功能,回到了各地“独立自主、自我封闭”的旧式生产次序。如果我们把偏离这种结构演化的趋势,界定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或发展方式的粗放性,更是违反了区域生产力配置的基本规律。   笔者认为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服务经济的战略和政策,必须基于这些区域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以及我国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背景,去寻求全新的发展观:第一,要像过去我们推进工业化一样,按照规模化和集聚化的要求去推进服务经济的发展。第二,要像过去我们发展制造业出口导向经济一样,按照全球化的思路去推动服务业市场发展。第三,要利用我国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优势,在现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第四,要利用我国在空间上客观存在的东中西三元结构特性,有次序地实现东部地区“退二进三”的进程和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从经济区域总体上而不是各个行政区域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第五,要利用“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加速实施的机遇,以及各地加紧实施的民生发展战略的良机,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服务业。第六,要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内需市场日益扩大的机遇,大力促进服务外包市场国内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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