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家庭年收入6-50万元的南京居民家庭的比例大约为45.7%，6万以下占54%，50万以上占0.3%。”这意味着，如果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南京收入达标的中产阶层家庭可达45.7%。 为什么很多已经达到中产的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说，实际上英文的“middle class”直译过来，并没有财产之意，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中间阶层。 中产在不远的过去是个敏感的词，这个词最早的后缀是“阶级”，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阶级”是中国的主流词汇，由此而产生敏感，甚至心有余悸是很正常的事。而近年以来，中产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国家领导人和学者都在关心和关注与中产有关的话题。这一次，这个词的后缀是“阶层”和“收入者”。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建设“纺锤型”社会。社会有更多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的阶层，才能稳定。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而学界的观点是，一个由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是最合理，也是最稳定的。 谁是中产？南京的中产阶层的现状如何？日前，快报记者走近南京的社会学家，走入南京的中产小区，走到中产人士身边，对这一新兴阶层进行了深入地探访和了解。 国家统计局之前曾设定和公布了“家庭年收入6万至50万之间”的中产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快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所获最新数据显示，在2009年，收入达中产阶层标准的南京家庭占比达45.7%！ “我们被中产了。”就像一位接受采访的南京市民说的那样，大多数南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太过出位的数字。 45.7%的南京家庭 中产，还是被中产？ 有房、有车、有一定数量的存款（投资），有一份收入颇丰的稳定工作，衣食无忧，定期参加朋友家庭聚会，每年出门甚至出国旅游，提起中产阶层的标准，这些差不多成为了公众的共识。这也是很多人生活的目标，但是这个标准老百姓说了不算。 中产阶层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现在流行着几个标准，首先就是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发布的标准：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这个家庭即可为中产阶层家庭。这也是一个广受诟病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2001年时全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已达15%，而到了2006年再次统计调查时，这个比例扩大到了23%。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按此标准拿到了2009年度的南京家庭收入情况汇总：“2009年，家庭年收入6-50万的南京居民家庭的比例大约为45.7%，6万以下占54%，50万以上占0.3%。”这意味着，如果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南京收入达标的中产阶层家庭可达45.7%。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因为按照学界的共识，一个“纺锤型”社会的中产阶层比例为60%，45.7%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比例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6万起步标准是2005年发布的，五年来，虽然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一路高企至今，但这个标准却并未作动态调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个标准是一个全国标准，没有在意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月入五千在南京可以活得不错，在北京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南大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说。 另外在学术界出现的还有几个“大同而小异”的标准。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春玲以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指标，来综合认定中产阶层。即一个人是白领职业、中等以上收入水平、同时消费观念和能力也是中产，同时主观上又自认为是中产的，才是中产阶层。与李春玲相对应的，是周晓虹教授主导的观点，他具化了中产阶层的标准：一、经济上月收入达到5千元；二、在职业上为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三、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上。 在采访中，周晓虹对第二项即职业标准作了具化：“简而化之，就是与老中产阶层相对应的、所谓的新中产阶层。”他解释，老中产阶层即为小企业主、小商业主等拥有生产资料的经营者，而新中产阶层则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如公务员、国企领导、律师和会计师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等，这都是公认的新中产阶层的职业划分。” 而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获得的数据，月收入5千以上的人群占南京市城市居民的比重仅为6.2%，这与家庭年收入6万的45.7%占比形成鲜明对比。 周晓虹教授强调，他反对以刻板的收入指标来划分中产阶层。和李春玲一样，他希望加入更多的标准于其中，包括职业和教育背景，这又与中产阶层在社会学上的定义和功能划分密切相关。他估算，现在符合他所设标准的南京中产阶层家庭约占四分之一。“月入五千元的官方统计口径，实际上回避掉了灰色收入一块。” 他向记者描绘了南京一个理想的三口“中产之家”应有的形象：“首先要有120平米左右的精致住房；有一辆不一定天天开的私家车；主要收入者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家庭总收入每月1万5；职业白领；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业余生活倾向于文化、艺术和旅游，不会在茶馆里打扑克。” 他解释，那辆不天天开的私家车和社会责任感相关：“即使在亚洲其他国家，车也只是紧急情况和周末郊游的工具，这也是环保和低碳的要求。”周晓虹教授的比喻具化、形象地反映了学术界对中产阶层划分的标准。但事实上，即便达到上述标准的南京家庭，可能真正认为自己——主观认同自己已步入中产的市民也不会太多。 自我认同率低 缘于对更高阶层的向往 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差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很多已经达到中产的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周晓虹说，实际上英文的“middle class”直译过来，并没有财产，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中间阶层。 但1927年中国的相关文献上，就出现了中产阶层的说法，而到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台湾文献中，也出现了这个“中产”的说法。“中产”一词被运用近百年，已成习惯，因此很多人被问到中产阶层时，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财产状况如何。 而大部分的城市中产阶层，选择的参照对象是失衡的。他们往往不和过去比较，不和农村人群比较，而是将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瞄准了城市里的富豪阶层。 周晓虹教授曾在2004年全国五大城市展开过一次中产阶层调查，这五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同时亦对深圳和苏州两市进行过辅助调查。调查中他发现了个有趣的现象，符合中产阶层标准的广州人对自己中产的认同比例为38.7%，低于南京的40.5%和武汉的41.3%，在研究后，周晓虹认为，广州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后两个城市，显然影响了人们对自我阶层归属的判断。“在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南京和武汉，尽管从绝对收入水平上低于广州，但人们能从周围人群中找到心理相对的平衡。” 中产阶层和所谓的“top class”(富豪阶层)的比较，更多的在于消费领域，对奢侈品牌的追求，对高档消费场所的忘尘莫及，对频繁出国旅游、子女教育贵族化的向往，成为中产阶层自我定位模糊的原因之一。 什么才是中产阶层的社会定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一言概之：“中产阶层就是普通人，“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著名的。” 周晓虹教授说，很多人对中产阶层的固有印象，除了有房有车，再想到的只有他们的闲适，实际上除了经济面的存在，中产阶层在社会学里的定义，更多的是他们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 “他们不是世代相传的富二代，他们有着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职业精神，当然，还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他说，自我认同的偏低，实际上也正暗合了错误的比照对象，如果以奢靡的生活方式为目标，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中产阶层的“中”字，纺锤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正是将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吸纳其中的过程，自我奋斗、积极进取是这个群体的路径，也是他们对社会发展起健康作用的根源。“未来，纺锤型社会的形成，必然要求现在的工人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下一代的大部分、农民的下一代的一部分通过良好的教育、地区和城乡发展的均衡，进入中产阶层。”周晓虹认为。 良好的人生态度、敬业、公德感、家庭伦理和子女教育，直至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是由中产阶层主导的主流价值观，也是这个社会的良性催化剂。而对上和对下的中间格局，也使得这个群体成为社会的缓冲剂，缓解着社会矛盾。 “事实上，那些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奋斗而成功的专业人才，确实常常成为普通家庭的父母激励自己子女的榜样。如果这样的榜样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健康而和谐，”周晓虹认为。 而在社会层面，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就意味着贫富差距的缩小，使尖锐的社会矛盾大大钝化。 焦虑的中产 高房价下难有好心情 能有效地成为社会的缓冲剂，前提是需要一个足够规模的中产阶层群体，当然这个过程越迅速越好。 而作为中产阶层主要依附于的城市，培育和阻碍中产阶层产生的环境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房价。这也造成了当下中产阶层的疲惫不堪。在2004年的调查中，周晓虹和他的团队特别针对五大城市的中产们的作息时间进行过问卷访问。调查显示，“收入、职业、学历”都达标的标准中产们，日均的工作时间达到了8.5个小时，比被调查的非中产的6.46小时高出整整两个小时。 而收入达标的上海中产们的工作时间最长：8.41小时，广州其次，南京紧随其后达7.95小时。与之相对应，中产阶层的人们睡眠时间也较少，标准中产平均每天只睡7.25小时，比非中产们的7.51小时，平均每天少睡半个小时。 无休止的努力，是因为夹在社会中间有着巨大压力——前面有高高在上的目标，后面是再也不想回去的从前，中产阶层因此存有强烈的“地位恐慌”。为了保持、乃至奋斗至更高的生活水准，他们是社会阶梯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登者。 上述的是各国中产阶层的普遍状况，而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近十年来疯涨的房价，让中产阶层群体快速膨胀，而社会的变速变迁，使中产阶层生活在不安全感之中。“如果你五年前买了房，在南京有一百平米的房子，这五年来，你至少资产翻了一番。变迁太快的结果是，如果你的同事不幸没有买房，那你们的贫富差距会在这五年中迅速拉开，公众的心理普遍失衡，这也是焦虑的根源之一。”周晓虹分析。 因为房价而暴富，因为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都在使新兴的中产阶层们变得浮躁不已。房价会让一个本衣食无忧的中产，在买了房之后资、债持平或倒挂，大起大落的社会阶层的“动态调整”，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房价挡不住中产阶层规模扩大的路，因为社会经济毕竟还是在往前走，GDP还是在高速增长，但会大大减缓这一过程。”周晓虹说，以上海拟开征的房产税而言，实际上对中产阶层的培育就有很大影响。 而速度也是很重要的，快速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是社会能迅速稳定，经济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