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优势，主要在于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其实，拥有劳动力禀赋优势并不代表就取得了出口的竞争优势，如印度、孟加拉、越南、缅甸和靠近发达国家市场的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国家都具有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但为什么它们不能利用这一优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因此，简单地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出口奇迹未必准确。而准确理解中国所具有的独特出口优势，是深入理解中国出口优势能否维持的核心所在。 特殊制度安排与产业竞争效应成就中国出口比较优势 劳动力成本优势与独特的“二元”城乡分割制度的结合是中国独特的出口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的农民工作为中国企业出口的劳动大军，他们所具有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能赚钱养家就心安的传统精神特质和能够“自愿”长期接受低水平工资相结合，使得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稳定且有效率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灵活的用工形式，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老一代农民工为什么能够“自愿”长期接受这种低水平工资，这与中国“二元”城乡分割制度的长期存在密不可分。在该特殊的制度条件下，农民工都拥有一定的土地经营权，这是他们生存与养老的主要保障和来源，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外出打工收入只是作为其收入的一个补充，而非替代效应。这种情形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只是他们生活成本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土地经营权所赋予农民工的一部分收入，降低了他们从事打工活动的工资收入生存保障线，这就是中国老一代农民工为什么能够接受如此低水平工资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产业集群之间及其内部的竞争效应是中国独特的出口比较优势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产业集群形态的生产分工体系密不可分。国内集群与集群之间、集群内部企业之间近乎残酷的竞争，使中国本土出口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进程中能“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际”，是对中国本土企业以产业集群形态参与全球出口竞争过程的最形象写照。同时，集群内广泛的产业链、各生产环节纵向非一体化所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体系，有效降低了各个环节零配件与组装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得依靠集群形态生产的产品具有强大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这种集聚形态灵活多变的供货能力和大规模定制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出口贸易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对国外客户快速变化需求的反应速度，降低国外客户的搜寻成本以及中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壁垒和沉淀成本，促进企业的出口扩张。 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当前，中国本土企业所依靠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业部门的经济收入得以不断地提升，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减少了劳动力短期市场供给。 其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不断增加，一般劳动力工资收入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我国始于1996年的教育产业化式扩张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而技能型人才培养明显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 最后，从劳动力来源和劳动力的价值观变化来看，新生代的农民工正在逐步成为劳动力主力军，他们与老一代相比更容易适应城市化生活，对现代化城镇生活的追逐动机更强。在这种情形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所提供的具有生存保障性质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不再愿意依附于土地，他们对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外出打工的收入和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不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是一种替代关系。由此，本土企业所依赖的低劳动力成本出口竞争优势将逐步消失，迫使我国重新思考以出口导向拉动发展的政策取向。 外部环境因素“压迫”中国企业选择出口 一是金融因素，即信用环境恶劣和金融发展滞后的影响。由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处于构建之中，本土企业在进行国内市场销售的过程中，普遍会面临处于下游的企业和多层代理商的货款拖欠问题，导致企业无法获得维持生产运转的稳定现金流。而且，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困境。这两种因素的叠加，激励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不是选择本土市场。 二是市场因素，即市场分割和城乡、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直接导致国外市场进入成本低于本国外地市场进入成本，造成本土企业既无法依托国内市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又面临高昂的地区市场进入成本，激励中国本土企业普遍选择出口而非本土市场。此外，中国城乡与地区间显著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直接造成本土市场的“哑铃型”的需求结构特征，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中国国内中高层次消费者的需求空间已经被跨国公司的产品广泛占据，这就使中国本土企业被挤到具有“价廉物美”乃至“价廉质次”的低层次消费者需求空间。在这两种因素叠加下，企业在选择开发国内市场时，既面临高额的国内市场进入交易成本，又面临利润空间狭小、以低价格战为竞争特征的中低层消费者需求空间，结果就是在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地区中，生产效率越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越偏向于出口。而大国所拥有的区域分工和内部贸易规模经济并未得到充分发挥，阻碍了地区间正常的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限制了中国本土企业利用国内市场容量实现规模经济与快速成长的空间，迫使企业利用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 三是地方政府间的GDP竞争和财税竞争的因素。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指标竞争，对进行出口贸易的外资和本土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扭曲了出口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具体表现为：发达地区为了保持自己的出口优势，靠税收返还来对企业进行补贴；而落后地区为了发挥“后发”优势，靠消耗环境和资源进行补贴。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资本进入，过度赋予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利润的支配权，而忽略了作为社会消费者主体的劳动力在分配利润中的话语权，事实上加剧了社会的收入不平等。虽然受到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压榨，但是在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对出口企业的各种“隐形”补贴下，实际上使得出口部门的利润率至少不会低于一般国内生产部门，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内企业投身到出口生产部门，这就使得大量的生产要素从一般生产部门转移到出口生产部门，从而抑制了针对本土市场的生产部门的发展空间。 大买家主导的出口扩张带来双重效应 过去，中国本土企业依靠贴牌或者加工贸易的出口方式，切入到主要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者国际大买家所组织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这种由全球价值链中大买家所主导的出口扩张，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的效应是综合的。一方面，国外市场稳定且规模较大的低端需求空间，为中国企业形成稳定的生产能力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国际大买家对出口企业近似于苛刻的质量、价格和交货期等要求，逐渐形成了中国企业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快速的市场和生产反应能力。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出口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竞争能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来自于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与组织管理方式的改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使中国企业面临研发（被掌握核心技术和专利标准的跨国公司提高专利授权费用和关键零组件价格）及市场（被掌握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压低投入品价格）两端力量的挤压，从而迫使企业的利润积累能力减弱。代工企业为了满足发达国家迅速提升的技术标准和快速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必须不断地花费巨额费用，及时向发达国家持续引进迅速升级换代的关键生产设备，由此降低代工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并不是依靠打造自主品牌来获取出口优势的，相反，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本土企业广告投入和自塑品牌的意愿，使得出口企业无法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出口并没有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绝大多数行业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研发意愿和能力，拉大了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 内需成为持续发展关键因素 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实现外需和内需的平衡以及逐渐由外需为主转向内需为主，对转换发展方式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一，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出“未强先大”的特征，大量低端产品进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引发了尖锐的贸易摩擦。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适时地调整贸易结构和实现外贸结构升级，不仅可以缓解上述问题，而且还可以稳定中国的经济，避免在危机后出现大批出口企业停产倒闭以及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 第二，依赖贴牌和加工贸易的出口方式，不可能促进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培育。有效地利用高速增长的中国本土需求市场空间，培育和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品牌与营销终端渠道等高端竞争优势，是中国企业今后塑造竞争能力的主要任务。积极寻找符合中国背景的政策措施，消除中国企业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障碍，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三，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层次的升级，可为企业提供新的市场机会。这是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和新兴产业兴起的良性循环机制。其具体机理有二：一是“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消费者购买创新产品→企业收回创新投入和适当创新风险溢价→企业重新进行创新研发活动”；二是“企业通过创新活动盈利增加→消费者（工人和资本所有者）收入增加→需求市场规模扩大与消费能力升级→激发企业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现实证明，一味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阻碍了这两条互动良性的内部循环机制的运转。因此，消除中国企业在实现贸易结构升级中的各种障碍，这可为扭转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方式提供政策操作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