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为界限，程千帆先生的后半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此之前，从1957年到1975年，程先生非罪遭谴近20年，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便被迫退休，1977年妻子沈祖棻先生又不幸遇车祸去世，眼看着一个人就要孤苦伶仃终老于武汉东湖的荒屋之中。而在此之后，从1978年到1995年，程先生经殷孟伦、徐复和洪诚三位先生的推荐，由匡亚明校长聘请到南京大学任教，在南京大学也恰好又工作了近20年。在这近20年当中，他争分夺秒，发愤著述，出版了20多种著作，同时精心培养了一批名扬海外的程门弟子，并带领大家把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成为学界公认的一流学科，从而赢得了人生最为辉煌的20年。 由上述经历可知，即使在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程先生在武汉与在南京的境遇也仍有天壤之别。所以在程先生心中，匡校长是给了他20年学术生命的人，故对他特别地感激、尊敬。据张宏生教授回忆，程先生曾对他说，在南京，有两个人来看我，我是一定要送下楼的。其中之一就是匡校长。程先生对匡校长的特别尊敬由此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在思想和学术上，程先生对这位于自有恩的领导始终保持着自觉的独立、平等意识。程先生在《劳生志略》中讲：“我没有对他（按：指匡亚明）特别地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曾任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协助匡校长组织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吴新雷教授为此提供了一个切实的例证：匡校长与程先生关系非常好，但在做学问上两个人都非常认真。匡校长有一个习惯，自己写的稿子喜欢请别人看，有一次他将一篇稿子交给程先生帮助修订，程先生马上在走廊上又读又改，还加了几句批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以致匡校长说，这个程先生，也太厉害了。 这与其说是在乎面子，倒不如说是闻过则喜。因为匡校长一向尊重甚至偏爱象程先生这样身有锋棱的人。在任时，匡校长不仅克服障碍礼聘程先生重返母校，而且经常看望程先生，甚至把程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意见书发至各系教研室组织学习讨论。这种非同寻常的举措，充分体现了他对程先生的特别器重。匡校长后来调任省人大，仍对程先生记挂在心。记得在1986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时任基金会会长的匡校长吩咐我赠送程先生一本，还一定要写封信，打印出来（当时还是铅字印刷），然后装进信封再送去。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严格细致的要求却让我体会到在匡校长那里，敬业与敬人原是互为因果，相互统一的关系。所以，如果不敬业也未必真的敬人，如果不敬人也未必真的敬业。 可以补充的是，在新时期之初，匡校长不仅为中文系引进了程千帆、张月超两个“右派”，还为中文系引进了一个“叛徒”――陈白尘先生。笔者入校时，在中文系举行的迎新仪式上，这位前系主任竟然讲系主任不是人干的。这并非矫情的牢骚，而是传神的坦言。因为他只担任一届系主任就不再连任了，从此开创了30年来中文系系主任只任一届的不成文制度。这一不成文的制度也许不具有普遍性，但却是深得人心促进中文系蓬勃发展的创举。匡校长与陈白尘先生平时接触并不多，却有很深的默契。一次笔者陪同匡校长到省人民医院病房看望他，事先也没通知，说去就去了。见了面，握手、致意、入座，匡校长便开始问长问短。但也许是病情所致或心情不好，陈白尘先生竟不予应答，只是默坐。匡校长于是也就默坐良久，然后才握手道别离去。虽然自始至终两人几乎没有语言交流，但都是那么自然、平和，没有丝毫的勉强、尴尬。也许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师才会给领导冷遇，而只有匡亚明这样的领导才能接受教师的冷遇。所以，虽然是默然无语的场面，却让人深感二位老人的心心相印。 程千帆先生评价匡校长是一个大人物，诚为相知之言。所谓大人物，乃非常之人。必待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功。大师如此，执掌校职者又何尝不是这样？显然，正是因为匡校长的有容乃大，程千帆、陈白尘这样的点点劫后火种，才能够在南京大学熊熊燃烧起来。 近年来民国时期一位大学校长的话常被引用：“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原是由大学校长来说的，而如果一般性地谈论大学之大，那么，虽然大师比大楼更具本质意义，但只着眼于大师，不免失之片面。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建国后近30年，中国大学也未尝缺了大师，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飘风骤雨，让大师们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十年浩劫之中，臭老九们有几人没有蒙受被赶出课堂或驱进牛棚的屈辱？当然也有因为加入“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等机缘而一时获荣者，但他们不得不付出牺牲学术乃至丧失自我的沉重代价。如此尊卑荣辱，纵使大师云集，大学又如何大得起来呢？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野。”古人早已明言中国从来不缺人才。故韩愈才会深深地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要成就大学之大，期待伯乐才是要害所在。不过，如接着韩愈的话再细作分析，那么结论也许是千里马常有，知马者也常有，不常有的乃是既知马，又能够托以生死、让千里马骁腾纵横的人。故而大学之大的最难处恐怕不是大师之大，而是大人物之大。由此也就可知，有程先生这样的大师，又有匡校长这样的大人物，二人相得遇合，真是学校的莫大幸运。 程先生说：“我始终是个儒家，也信马克思主义，但儒家是本体。”他在严酷的政治迫害面前顽强不屈，又能在特别亲近的领导面前坚持己见，不留情面，可见已得儒家和而不同原则的精髓。而匡校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非常了解并敬重孔子，他能够坦然接受属下的批评和冷遇，也同样已得儒家和而不同原则的精髓。所以，程匡二人的相得遇合，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高尚的思想境界为基础。 在人生的暮年，程先生要抢回养鸡放牛的18年光阴，匡校长要把80岁当作18岁来过，二人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虽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规律不可抗拒，匡、程二人已先后离我们而去，但他们树立的榜样必将是南京大学永葆青春活力所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