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王德滋 地质学家、岩石学家。1927年6月出生于江苏泰兴。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后留校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起兼任行政职务，曾任副教务长、副校长以及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高校地质学报》主编。他长期从事花岗岩与火山岩研究，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岗岩”这一新理念，结束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将火山岩和花岗岩人为割裂的倾向。他率先发现了S型火山岩，破除了国外同行认为不存在S型火山岩的观点。出版专著、教材、译著13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1997年，王德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德滋院士今年81岁整，头发白了，皱纹深了，但身体仍十分硬朗，背不驼，眼不花，讲话不急不慢，思维清晰、活跃。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6点起床，在家中打一套太极拳，看看电视里的早间新闻，吃一点简单的早饭。然后从南秀村出来，穿过南大校园，到校医院看望老伴。9点钟时，他一定出现在病房，风雨无阻。他的夫人洪奉青是南大离休干部，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住在校医院接受治疗。他俩认识至今已整整经历了60个春秋，相濡以沫，病中的妻子对他更有一份深深的依赖。王院士说：“有一次我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她在病房里询问：怎么王德滋还不来啊？” 不过，下午和晚上整块的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看书、思考、备课、写文章，王院士说，要趁现在脑子不迷糊、行动还方便，为学生、为科研再多做一点事。
（一）
和王德滋院士约见的当天恰好是教师节，话题自然从教师谈起。最令王德滋院士怀念的有三位前辈，他们是他的学术研究引路人：
丁文江——清末留学日本和英国，是我国地质学的先驱。1936年丁文江沿着粤汉铁路调查煤矿，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49岁，死后埋葬在长沙的岳麓山。丁文江是江苏泰兴人，和王德滋是同乡。王院士说：“丁文江去世时我才9岁，还在小学读书，我到了高中时才知道他的事迹，对于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感到非常自豪，从而立下了要从事地质科学的志向。”
李学清——老中央大学地质系首任系主任。他是丁文江的嫡传弟子，丁文江曾拿出自己的薪水资助李学清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学位。王德滋大学毕业后，留校做李学清的助教，言传身教之中，更是感悟良多。王院士说：“李教授亲自给学生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基础课，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我给他带实验课，他每次都亲临现场，亲自指点，非常负责。”
徐克勤——徐先生十分爱国，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一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可算是最早的“海归”了。他长期担任南大地质系系主任，扣除文革十年，前后整整担任了25年。徐先生的科研贡献尤其卓著。60年代中期，南大的科研成果有“五朵金花”盛开，其中一朵金花便是徐先生领衔的“华南花岗岩研究”。嗣后，这项研究不断地开拓创新，成为南大长盛不衰的科研特色之一。
王德滋是“华南花岗岩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和传承人。王院士说：“80年代初，我在浙江莫干山地质考察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山麓是大片的花岗岩，山顶却为流纹岩，二者之间无明显界限，而是逐渐过渡。后来我在浙江桐庐又发现类似现象。这引起我的深思，感到花岗岩与火山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于是，我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岗岩’这一新理念，并在《中国地质》刊物上发表了这一观点，这成为我科学研究的新起点。从此，我除了继承徐克勤先生的科研方向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火山岩。”
正是在以李学清、徐克勤、郭令智等前辈的努力下，南大的地质学科成立早、起步快，发展得愈来愈强，并成为南大的一大学科特色。王德滋颇为自豪地说：“1982年，南大首开先河，主办了‘国际花岗岩地质和成矿关系学术讨论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大学独立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希腊、日本、英国、美国以及国内代表100余人出席。我担任了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的秘书长。”
回忆恩师，王德滋深有感触：“教师是一份神圣的职业，传道授业，薪火相传。”作为一名南大人，他曾向校领导建议，一定要做好年轻教师的选留和培养工作，因为他们是南大的未来，现阶段特别要培养一批优秀的70后骨干教师，南大这一步棋走好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保持领先。
（二）
王德滋的科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50年他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多年间，学校的气氛常处于一种“红”与“专”的迷惘状态之中。
作为一名已有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王德滋在1959年时却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了重点批判。主持批判的人甚至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批判你，一直要批到你放弃当教授的念头为止。”
回忆这段往事，王德滋诙谐地说：“当时有个说法，两只兔子在前面跑，你只能抓住其中一只，另一只必然跑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比喻，也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红’了就不可能‘专’。但是对此我并不信服，认为这是一个时间安排问题。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应该比别人多辛苦一点，多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做到教学科研与党政工作两不误。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当教授的念头，那时大学里的职称提升已经停止不搞了。我不过是出于对地质科学的无限热爱，才会不惜牺牲休息时间，孜孜以求，却被歪曲为追逐个人名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南大第一个被打倒的是匡亚明校长。王德滋因为是教务处长，被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多次陪匡校长受批斗，被关进“牛棚”写检查。没有多久又被下放到溧阳农场参加劳动。在农场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干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如插秧、耙秧、施肥、收割、种蔬菜以及烧大炉（老虎灶）等。面对种种不公，这位毕生研究岩石的科研工作者也像岩石一样坚硬，对于经受的所有屈辱，只视作人生道路上小小的曲折而已。
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王德滋热爱地质科学，他始终牢记丁文江的两句名言“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他身体力行，终生不渝。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高校的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平时党政工作繁忙的王德滋只能利用星期天坚持搞科研。宁镇山脉是中国地质研究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但是煌斑岩研究却是个空白。瞅准这一空白，王德滋独自背个背包，携带水壶、干粮，清晨乘最早的一班火车从南京出发，出了火车站再步行十几里到达工作地点，然后独自一人翻山越岭，一面进行地质观察，一面采集标本，傍晚又背着沉重的岩石标本乘最晚的一班火车回来。就这样连续放弃了十几个星期天的休息，他终于把整个宁镇山脉里的煌斑岩几乎都调查清楚了，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室内研究，最终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江苏高资下蜀地区煌斑岩研究”，发表在1957年的《南京大学学报》上，这就是他的处女作。
下放农场期间，白天八小时强劳动后，晚上没什么事。王德滋觉得这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就利用农场每月放假回南京的机会，带回一些英文的地质专业书籍。开始时候不敢公开看，就拆成散页夹在《红旗》杂志里面，悄悄地看，后来被周围的同志发现了，他们都能谅解，也就敢于半公开地看业务书了。农场夏天蚊子又多又大，他就躲进闷热的蚊帐里面坚持学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戴在王德滋头上的“紧箍咒”也消失了。1978至1984年他担任南大的副教务长，1984至1988年担任南大副校长，工作异常繁重。王德滋给自己定下的要求是“双肩挑担不歇肩”，一副是学校党政工作的重担，必须认真挑好，不能有任何松懈，因为这关系到南京大学整个事业的发展；还有一副是轻担，那就是自己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主要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轻担虽轻，却从未放下，做到常流水不断线。60岁以前，他异常辛苦，每天至少要工作12小时以上。到了1988年，王德滋61岁了，按照规定卸下了副校长的担子，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科研了。正是在这一阶段，王德滋的科研成果获得了丰收。
1997年，王德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谦虚地说：“尽管我很努力，但由于自己花在科研的时间毕竟相对较少，所以比我的同龄人还是慢了一拍。”
（三）
在当选院士之后，王德滋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成因与地壳演化”。他组织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团队，开展了四年锲而不舍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2003年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不过他清醒地认识到，毕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旺盛期是在25岁至45岁之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将不断趋于衰退。他决定从学术的第一线逐步向学术的第二线转移，并给自己重新定了位，就是要当好“伯乐”、“教练”、“参谋”。
作为“伯乐”，王德滋院士以发现优秀的年轻人才为己任，力荐贤才。现在，王德滋所在的南大地球科学系已有了一批40多岁的学科带头人，他们都奋战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作为“教练”，王德滋从自己几十年从事地质科学积累的经验出发，充分利用自己了解国内外科研动态的优势，在年轻人向科研高峰攀登的过程中及时为他们指点迷津。作为“参谋”，王德滋热心咨询工作，常常主动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几年来，王德滋在江苏、浙江、福建先后作过十几场专题讲座，五千多名听众接受了一次“自然、资源与人”的科普教育。
采访当中，王德滋又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最近正在进行的两项工作。
其一，促进本科生教材的建设。2006年春，有一次他到地科系实验室听课，竟然发现学生仍然在使用他1974年版的《光性矿物学》，而且是影印本，字迹模糊，但学生仍然当个宝，他们多么渴望有一本好的教材啊。这件事对王德滋的触动很大，决心再次修订该书。他不顾年事已高，在研究生谢磊的帮助下，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修订工作。原先书中200多幅图是手绘的，不够精确，在新的版本中，全部用计算机绘成。最近，该书（第三版）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不仅如此，在他的推动下，地科系有8本面向本科生的主干课教材的编写工作都已陆续启动。王德滋认为应当充分调动老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应该动之以情，让他们在编写本科生主干课教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其二，为南京市建设出谋划策。从19岁来到金陵古都求学到现在81岁，秀丽的南京城已经成了王德滋的第二故乡，他深深珍爱着这片家园。他曾在一次院士论坛上建言：南京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应该积极发展四大板块，即紫金山板块、汤山板块、幕-燕-栖滨江板块和老山珍珠泉板块。这四大板块建设好了，南京就能成为一座享誉世界的大花园。2005年夏天，王德滋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冒着高温酷暑与小组成员三次赶赴浦口，对浦口的交通状况、城镇建设、旅游资源和科技教育进行调研，之后他亲自动手完成了一篇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浦口》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
今年，王德滋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南京市委组织部为了培养一批优秀干部，请院士与年轻人结对培养。王德滋的培养对象名叫王军，是南京园林研究所副所长，40多岁，很优秀。王德滋认为培养年轻人需要靠科研项目来带动。为此，他与我校生科院钦佩教授合作指导王军从事“南京幕燕滨江风光带生态恢复研究”，在治学方法上进行传、帮、带。
和王德滋院士面对面坐着，采访更像是聊天。眼前的他正微笑讲述着一件件要做的事，宽厚、从容、朴实。人生旅程中，他坚守自己的科研目标和道德取向，在晚年更是努力散发出光和热，凝练成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精神。
1997年，王德滋当选中科院院士时，他的学生张以诚写了四首十六字令，表达了王院士的人生取向，现录于后：
（一）
地，大地求索五十年。
风共雨，谁知辛与甘？
（二）
山，平生立志万山间。
魂梦牵，神州山外山。
（三）
岩，山石磊落自成岩。
苦钻研，快马更加鞭。
（四）
人，青山踏遍志未残。
热血沸，为霞尚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