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进南大不久，江苏省暨南京市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会，邀请南大陈瘦竹、南师朱彤两位教授做关于鲁迅研究的专题报告。他们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使刚进大学校门的我大开眼界。 大三时，陈先生给我们开戏剧课，课堂上陈先生能准确无误地背诵《雷雨》、《日出》、《北京人》、《屈原》等剧中的成段台词；陈先生引用古今中外文论，尽管文字古奥，语句结构复杂，手无片纸的陈先生在板书时却连标点符号也不会弄错一个。多年后，陈先生告诉我，他视力一向不好，平时读书写字都要靠高倍放大镜，因此不得不熟记强背。这当然是陈先生的谦逊之词。 陈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对学生十分关爱。1957年毕业留校的孙殊青学长，大一时听了陈先生的文学概论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孔雀东南飞》主题思想研究的文章，批评了唐?|的有关观点。唐?|读了孙的文章，非常恼怒，并迁怒于陈先生，认为是陈先生的指使所为。鸣放时，陈先生专门撰文披露了此事，批评大名鼎鼎的党员作家倚仗官势的学霸作风。不言而喻，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陈先生爱才如子，侯镜昶学长于1986年底英年早逝，在南大体育馆召开追悼会时，陈先生是由人扶着进会场的。1987年春我与杨志华去侯家探望，侯镜昶夫人王锦芳非常感动地告诉我们，春节大早，陈先生就亲自登门来看望她和孩子们了。 我得到陈先生的指教帮助也很多，1961年初，我的毕业论文“关于杜鹏程短篇小说的研究”就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从提纲到初稿，从修改到定稿，我到陈先生家里去了多次。当时，陈先生的家在南园的一座平房里，不太宽大，但独立成栋，十分安静，室内陈设简单，最高档的大概就是靠墙的两张沙发了。我每次去的时候，陈先生总是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则坐在一边听我讲话，等我讲完，陈先生很快就一、二、三、四……提出他的看法，意见具体，而且很有针对性。在陈先生的细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顺利地通过了；并且还学会了一些写学术论文的技巧。1986年后我编写出版了几本应用文写作的高校教材，其中有关学术论文的写作部分内容还是较为充实的，这与当年陈先生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1977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新版《鲁迅全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按照分工，南大中文系负责全集中《集外集拾遗》的注释，由陈先生挂帅，叶子铭、朱月瑾协助。1977年春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江苏饭店召开《集外集拾遗》注释审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内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苏州的范伯群、芮和师，无锡的唐再兴等，我与南通的严迪昌也有幸应邀出席。 《集外集拾遗》收集的文章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审稿会”结束前夕，叶子铭特地找我和严迪昌谈话，说陈先生想以“借用”的名义把我们留下来参加后面的工作。叶子铭表示：只要“借用”成功，今后可以设法调回南大。后来虽然因故未能实现，但我对陈先生对我的厚爱深表感谢。严迪昌后来回到了南大，在调动过程中严曾要我写信给徐慧征请她帮忙。据我所知，“文革”以后，徐大姐是做了不少好事，帮了不少人的忙的。 1982年，我们学校升格为高校，为活跃学术气氛，于1984午4月中旬琼花盛开之际，特邀陈先生与夫人（南师中文系教授）一道来扬州讲学。先生的到来，引起了我们学校的轰动，扬州电大中文系师生也闻讯前来旁听。尤为感人的是当我把讲课金呈交给先生时，陈先生却坚决拒绝接受。他说，“我有工资，我外出讲课从来不收讲课金，你不要让我破例。”我向校领导汇报这一情况时，领导深有感触地说：“真不愧为大师啊！” 讲学结束，我陪同先生和其夫人游览了千年古刹大明寺，并观赏了举世闻名的扬州琼花。琼花是我国独有的古老珍异花卉，号称“天下无双独此花”。扬州好几处有琼花，但以大明寺明远楼前院内的一株最为名贵。这株琼花是1709――1719年间，由该寺住持宏禅师所植，至1984年已有260多年历史。尤为喜人的是这一年的琼花开得特别茂盛。只见满树油亮的碧叶托着洁白如玉的花朵，好似隆冬瑞雪压满枝头，璀璨晶莹，赏心悦目，我们陪同陈先生及夫人在这株花树前照相留念。宋代诗人张问《琼花赋》有云：“俪靓容于茉莉，抗素馨于?U葡，笑玟瑰于凡尘，鄙荼蘼于浅俗”。这张照于20多年前的相片虽然已经发黄，但陈先生脸上的笑容清晰可见，说明他此行心情的愉悦。 1990年6月2日，我们的陈先生走了。我接到讣告，按时到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与陈先生告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天来送行的人济济一堂，既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校友，也有不少名流学者。省委领导孙家正是校友兼名流，副省长吴锡军致悼词，这样的高规格也算是对陈先生家属的一点慰藉吧！ （曹文彬 原载中文系1956级学友会刊《金牖》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