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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师生情—社会学家 柯象峰

发布于:2008-04-25    来源:互联网   文章阅读数:

柯象峰(1900—1983)安徽贵池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1930年在法国的里昂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获博士学位。1930—1937年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经济学教授兼教务长。1947年赴英国伦敦考察,继而又赴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及美国人口局从事学习、研究。1948年任金陵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52年后历任南京大学外文系、经济系教授。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长期从事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的教学研究。   


敬悼柯师           

1963年春,我参加名大学社会学系课程标准订定会议,会中遇见张鸿钧先生,当时他在联合国工作,常驻纽约。在会议休息时间中,我特地问他柯象峰主任之消息,他很肯定地说业已去世。我心中悲恸难过,但不知消息来源,因之不敢十分相信,只能将信将疑。若干年来,总极力求证,希其消息不确,但无结果。柯师兼母校教务长十多年,不只本系同学对他熟悉,我想外系同学亦多见之。前年林圣和学长从西德来台,承告柯师尚健在,仍在南京教书,我闻之喜极,几乎流泪。去年十一月我接到在美国定居之友人来函,谓柯师仍住在母校附近,但已半身不遂,卧病在床,将近半年,行动虽然困难,但谈吐仍然清楚。对在台诸校友,表示十分关心。柯师曾问我在做何事,友人答以从事社会保险工作,柯师说这种工作很重要,很有用途。柯师这两句话对社会保险的评价,可谓非常洽当。 

柯师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人口问题,并在该大学之人口问题研究所工作,年已八十三岁,四女一子多就业外在地,原配师母崔夫人几年前已过去(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去世),继配师母俞夫人苏州人,亦年届七十,1982年始结婚,老来有伴,有人照料,亦云幸矣。友人函上并云,为我送去一些水果及罐头,临行请赐照片一二张,以便寄我。柯师母立即捡出旧照三张,均二寸四白照,一张柯师着西服之半身照,尚年轻,似在抗战胜利复员时所摄;一张着厚大衣,半身照,已老了,似在校园内所摄;一张着毛装布鞋,与师母合摄之全身照,在宿舍前所摄,人更老矣。我一面看照片,一面继续读信,本甚欣喜,不料此函报喜亦报忧。信尾附笔称:刚得师母电报,告以柯师已于十月二十三日(1983年)去世,校方将于十一月十五日为柯师举行追悼会,友人想得到周到,立即以我的名义回师母一电,表示悼念之意。读信至此,不觉泪下,本来喜悦之情,忽转为悲伤之态。内人见我又笑又哭,说我发了精神病,我将信递给她看,彼亦黯然,良久不语。我与柯师相处五年半,前四年做他的学生,后一年半做他的部下。1941年我考取母校社会学系,本想另考公立大学。接教务处入学通知书,并嘱去见系主任,我到华西坝打听很久,才知我们的系主任就是教务长兼任,办公室就在教育学院教务处的二楼。我登室求见,柯先生一团和气,问我毕业何中学,我答成都县立中学(此校等于现在台北市的建国中学),他连声称好,我并表示想攻读公立大学,他笑道:“金大来自南京,现在迁到你家大门口而你又姓金,并且你名字中又与校长的名字同一个字,你命中注定应该读金大,你去注册吧!”我想他言之有理,连声道好,鞠躬而退,从此做了柯门弟子。第一年新生纪念周左赫斐院礼堂举行,由柯师以教务长身分主持,因之每周必见面一次。记得第一次纪念周完毕,大家一哄而散,我走到最后,柯师大叫我Mr.金,还习惯吗?我奇怪其记性太强,只见一次面居然叫得出我姓名。以后二、三年级我都念柯师的课,更不敢迟到或不到,因为我被他认识了,躲也躲不掉了。四年级之“社区工作”一课及论文写作,由柯师亲自指导,每周见面次数更多,有几次柯师病了,我骑着“洋马”(自行车)到华西后坝柯府登门求教,准时缴交作业,柯师非常高兴。有一次柯师病愈后,还在家中以茶点招待二十多位同学,以答谢“探病”之意。此情此景如在昨日,而今人天两隔矣,不知在台校友中尚有参加是次茶会者否。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大家欢喜若狂,都希望立刻迁回南京校园,我正念完三年级,更希望随校复员,以便漫游江南。可是由于返乡准备工作及交通工具成问题,学校宣布明年四月学年提前结束后再搬迁,当时我正好毕业。柯师于四月底第一批返京主持教务,临行嘱助教书一函介绍我去沪工作。我本拟去华西坝为柯师一家送行,可是将日期记错一日,赶到教育学院门口,始知柯师已于昨日出发了。我非常遗憾,特寄航空信一封至南京,报告即随教务处同仁同车到京转沪。一个月后我也到了南京,立刻到柯师办公室问安,柯师很高兴说:“你也赶到了!”并问我何日去上海。虽然与柯师别离仅一月余,但总觉违教日久矣。在沪时常向柯师函报工作情形,柯师也常嘱办一点小事,或代他去某处开会。半年后与友人去南京一游,当然立刻去教务处拜谒柯师。柯师说:“我正要找你,教务处Miss范去美国念书,你来接她的工作,快回上海搬行车来。”我答:“记我考虑一下。”柯师似有不悦之色,于是我只好应允,当晚即赶回上海去。第一天在教务处上班,柯师面训我说:“做事要诚与慎,不可虚伪,不可大意。”此二字教育了我下半生,以后担任任何工作,都想到柯师此语,虚心涵泳,切已体察,尤其是与钱有关的工作。我也将此语转告我的下属,有如薪火相传。我经办的工作与我主管的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就靠柯师这二名训辞。我在教务处工作年半,适柯师应邀赴英国讲学,而台湾省社会处又需任用社会学系毕业学生,我因不是教育系毕业的,做社会行政应是我的本行,因而向代理教务长魏景超先生辞职,要去台湾工作,魏先生说等柯先生回来再走吧,我说柯先生回来就走不了啦!当时硬着心肠到台湾,谁知竟与柯师永别了。 1948年5月底到台湾后,柯师于十一月左右才由美国返回南京,以后邮寄数函问安,并说明当时离开教务处之意,柯师也能谅解,最后在1949年3月接到宁美大师妹一函,说明南京情况不好,柯师在信末亲笔写了一句:“象峰附笔问候。”以后与柯师就终断了音讯。柯师待我,如徒如子,耳提面命;我尊柯师,如师如父,惟命是听。二十几岁的我。能远离四川,独闯京沪,游遍江南,甚至渡海来台,都是柯师之赐!我能在柯师最后一周的生命中,找到你,孝敬你点吃的东西,不仅表达了我三十多年的心愿,也显示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师生缘份,希望来生能再受教。 

柯师,我接到你逝世的消息时,含着眼泪一一以电话告知此地社会学系的同学们,安息吧!柯师,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 金初裕 

1998年寄自台湾  


回忆与柯象峰恩师在一起的岁月 

1942年秋,我在成都考入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当时,柯老师任金大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从此,我追随老师左右有十年时间:1942年秋至1946年春是在成都华西坝,1946年秋至1952年秋是在南京鼓楼原金陵大学旧址(现南京大学);前六年我是社会学系学生(其间曾上前线参加抗日战争一年多,至日本投降),后四年我是社会学系助教。由于1952年秋经过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撤消了社会学系,我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柯老师虽身兼教务长和系主任,校务繁忙,但仍坚持亲任社会学系基础理论课《社会学原理》的讲授。记得我首次聆听柯老师讲这门课是在成都华西坝的明德楼,当时社会学系在学校算是个大系,四个年级总共也不过三十多人,可那时选修该课的足有四十多人,许多外系同学也都闻名而来。《社会学原理》理论性很强,柯老师讲来深入浅出,常结合理论讲一些实例,风趣动人。有一次,他讲到在一座寺庙里,有一位老方丈在接待来客时,根据客人的不同社会地位,对小和尚招呼暗示:茶,上茶,上好茶。真是看人“下菜”,区别对待,说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出家入禅的老方丈也要深受社会世俗的影响。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例子是:古时有三个举人同时进京考试,曾到一位算命先生处算卦,问他们三人中有几人能考中。算命先生坐地不语,只是伸出一个食指微笑。柯老师解释说,这一个指头包括了所有慨率:一齐都考中;只能考中一个;有一个考不中;一个也考不中。说明迷信不可信。柯老师不但重视理论教学,还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有一次,他亲自带我们一些学生到成都青羊宫一个村镇调查了解群众生活,并部分村民座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大决定于1946年春天始分南北两路复员返回南京本校。南路是取道重庆顺长江而下,北路是先乘汽车到陕西宝鸡,然后转乘火车到南京。当时柯老师举家经北路返回南京,我和社会学系一些同学正好与柯老师全家同车而行。记得在卡车上还有位教务处的陈乐山先生。这次艰苦不寻常的旅行,增进了我们师生间的相互了解,这对我以后跟随柯老师的学习生活是很有影响的。初到南京的那些年,许多同学背井离乡,柯老师很关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记得每当周末,柯老师曾多次邀请全系的同学到他家做客,柯师母每次都是以茶点款待,师生们一起欢聚交谈,或是唱歌游戏,总是尽欢而散,我至今还能记得送走我们时,柯老师夫妇在金大小桃园寓所门廊灯下招手相送时的音容笑貌。大家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下,社会动荡,物价暴涨,人民生活维艰,我们在学校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每学期缴纳高昂的学费都有困难。我当时只有一方面力争能获得学校设置的各种奖学金(我于1947年曾获“复兴奖学金”);另一方面,每当寒暑假期间,我都曾在教务处参与招生工作,这些已成为通过勤工俭学以补充学费以一个经济来源。记得那时,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逝世葬于他献身平民教育的南京晓庄师范旧址,当时主持祭典仪式的是沈钧儒,还有董必武、罗隆基、田汉等人,他们都具代表身份专程参加了这项仪式,我当时去参与了摄影工作。后来,我选修柯老师主持的“社会实习”课时,就曾选定南京中央门外晓庄的一所小学作为实习基地,我们每周二次前往义务教学,以提高我们参与社会和社会实践的能力。这些,都一再证明柯老师的思想和教学,都是符合时代前进调的。1949年1月,我在金大社会学系毕业后,经柯老师举荐留任为本系助教。(柯老师已由英、美回国)这时,柯教师高瞻远瞩,深知原来的社会学已不能符合新中国的需要,力主将社会学系改为劳动系,并开始了一些新的举措。记得是1950年的暑假,柯老师经过联系亲自带领我们几个中青年教师到南京近效六合县的原永利铔厂前去学习和实践,主要是学习和收集有关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的实践经验和资料,并借此机会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们就住在厂内的一所小学的教室内,拼几张课桌就是我们的床。柯老师虽年事已高。但一点也没有架子,也从未叫过苦,完全和我们几人打成一片,每每想起,总是从心底里升起一种敬重之情。没有想到,在后来的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终于还是撤消了。社会学系的师生们从此各奔东西,分散多年,音信互断,竟不知恩师已去世多年。现谨以此文,寄托我对恩师的哀思。

作者 吴寒光 北京经贸大学教授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北京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和金陵大学的西迁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已考进初中,对一些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已经能够理解和记忆。南京当时作为首都,对战争局势的发展特别敏感,又正值学校放暑假,有些教职工便送家属去老家。特别是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前几天就开始对南京飞机轰炸,教职工送家属回老家的就更多了。因为我的父亲柯象峰是教务长(从1930年至1947年在任),暑假里他比平时更不能离开学校,必须留在校内主持招生工作。母亲不放心父亲的安危,不愿回安徽贵池老家。父亲安慰母亲说:“招生考试工作在北大楼地下室进行,相当安全”。结果采取折衷办法: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和老母亲随亲戚到距南京很近的采石矶镇上暂住。从南京只须乘个把小时的火车便可到达,这样两边在需要时呼应方便。8月里的一天,傍晚时采石矶火车站传来消息——南京火车站正遭日机轰炸,火车不通了。父亲已几个星期未能来看我们。本来约好这天傍晚来采石矶。母亲听到了日机轰炸南京火车站的消息,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过一天火车通了父亲到达后说:日机轰炸时他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因事忙赶火车走得迟了点,反救了他的命。父亲说:“看来美国和日本还未进入战争状态,金大校园内可能比火车站要安全。母亲考虑后决定带我们先回贵池老家暂避战乱。”局势越来越严重。8月13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抗战血战了三个月,终于给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国民政府决定西迂四川重庆作为陪都。金大校董会开会决定金大西迂到四川成都的另一所教会大学——华西大学内,向华西大学借一部分校舍继续开学。金大在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勒令外国校长退出教会办的学校,由中国人任校长。自此金大就由一位中国人任校长,校长主要负责对外——禀承国民政府教育部和金陵大学校董会的旨意办学。(美国的教会之一设有金陵大学教育基金,由他们派人常驻金大管理,所以金大会计室一直是由一位美国女士-Miss Priest 主管)。在校长的主持下,校内教学行政工作由教务长和文、理、农三院院长分工负责主持。所有校舍等的修建管理工作则由齐兆昌工程师负责。金大的各级领导均无副职,因此领导机构紧凑,因而他们每个人的责任就很重大了。在学校西迂问题讨论中,决定由教务长打前站,沿途组织随学校西迂的教职工及家属,(办学首要的是要有教师),以及一部分随校西行的学生。并争取先期到达成都,与华西大学商量借校舍,准备按时春季开学的各项工作。校长及院长在南京做好学校结束工作,随后赴成都。齐工程师则留守南京负责照管金大校产。 

1937年11月下旬,母亲在贵池老家接到父亲来信,告知金大准备西迂,他要先行去成都筹备开学,没有时间来接我们,要母亲带我们于11月底到达安庆和他会合一同前往四川。母亲带我们四个孩子和行李箱笼,雇了三部人力车,路上起旱走了两天方到达安庆,幸而当时社会治安不坏一路平安。我们到安庆后在码头上等了几天都上不了轮船,因逃难的人太多。后来好不容易才上了一艘大轮船后面的木拖船(拖船上也人满为患)。船到汉口,父亲为了便于进行工作,渡江到武昌,在东门坡租了一间房主的厢房安顿我们,(因为这里距华中大学——另一所教会大学很近)。然后又急忙赶到华中大学商量借到了该校的体育馆,让从各地来武汉会合的教职工及家属暂住,以等待交通工具去四川。因母亲要忙于照管三个小的孩子和我们的食宿问题。父亲便让我陪同一起到华中大学去看望已到达的金大同人。我看到诺大的体育馆内几乎都住满了。各家按自己家庭人口的多少,在细木地板上铺开了宽窄不一的地铺,从东到西有三排之多。记得当时有好些金大的教职员及师母见到我的父亲来看他们,便过来和父亲打招呼。他们讲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见面都很亲热。接着父亲又忙着一趟趟地跑轮船公司和轮船码头。打算包租一艘小火轮,好一次全解决到达武汉的金大同人的西行交通问题。当时正值冬天水枯季节,也只有小火轮方能往上游经三峡去重庆。武昌市内当时已开始作战时布署。第一趟我陪着父亲去的,只见要道路口已拦起刺铁丝的路障,所以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跑路。因路远我走不动,所以以后都是父亲步行各外一人去办的。大家上了小火轮已是12月中旬了,上船后父亲到同人们中看望他们,提出为了妇女儿童们的安全,在船泊岸时是否须要有人值班巡视。金大教职工一向相处融洽,遇事都会热心上前。当时一些青年教师热情表示他们来承担这个任务。他们主动地聚在一起商量巡视工作的安排和分工。记得物理系陈守株老师当夜轮他值夜班,他特别负责拿着手电筒绕到跳板边上巡查,一不留心滑到船外江边水中,大家惊慌一阵将他捞了上来。第二天他抱着孩子见到我父亲,说起来他自己也好笑。小火轮两天后,于上午到达宜昌,码头上已站着两位金大毕业的校友,他们是打听到金大包的船快到了,便赶到码头上等候见见老师和校友。金大校风淳厚,师生同学之间情义之深由此可见。这两位校友是郎舅关系,他们两人是先些日子一同带了家属大小十多人,由南京到达宜昌,已租住了一幢二层楼房。见到我的父亲便迎上前来,一定请柯老师全家到他们家里吃午饭。到他们家后,我见到房间时空荡荡的地,只有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和几张椅子、凳子。他们自己忙着请老师和师母坐,家眷便去厨房忙午饭。吃饭时只有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寡姐坐着吃饭,其他人都是站着吃。他们的真情实意至今我仍清晰记得。

 第二天轮船做好准备工作便开船了。我们是白天过三峡的,父亲带着我站在船头甲板上,只见两岸山崖陡立,夹着狭窄的长江航道,水流湍急,江水成漩涡迅速向下游流去。轮船逆流行驶得十分小心,缓缓前行,只见下层轮机舱的水手用两根长竹竽在船头伸向左右两边,探测航道及轮船行驶中和两岸的距离。我站在船头看到前面被一座高山挡住轮船去路,一转湾高山又到旁边去了。长江自此在崇山中曲折而下。见此景我真正体会到古诗句的意境:“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重庆了,我们是在朝天门码头上岸的。那江岸石级之高陡亦是我从未见过的,真是若戴着帽子在下边抬头向上看,帽子就会落到身后去了。上岸后,山城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我们这些“下江”来的孩子从未坐过轿子。不知道起桥时,是前面先上肩。我和二妹三妹三个小姑娘坐一乘轿子,突然被向后掀起,三个人倒成一堆,骇得大叫起来,现在想起蛮好玩的。到重庆后,大家分别住进“青年会”招待所(教会办的)或租间民房暂住,等待有长途汽车由公路到成都,我们一家住进青年会家庭房间,一间房里两张单人床,我们三个比较大的小姊妹便在地板上打地铺睡。半夜里我们的母亲突然惊醒坐起来打开电灯,原来是只头尾有一尺多长的肥大老鼠,见电灯突然亮起来,就惊慌地在房间内飞沿走壁地满房间乱闯,一下踏着我母亲的头飞闯过去,真骇人。从此知道了“四川耗子”的厉害。第二天父亲出去打算包租长途大客车,以便已到达重庆的金大同人能同路去成都,在路途上可以彼此互相照顾。因为教职工们几乎都带着家属,拖儿带女地中途还要在内江歇一夜。可是当时人多车少只能分批走。记得和我们家一起第一批走的有数学系叶南薰老师一家。叶老师年轻的妻子手上抱一个小女儿还挺着大肚子怀孕在身。父亲便照顾他们坐在驾驶室里,路上可颠簸得好一些。即使这样叶师母还是感到不适,途中几次要求停车让她下车呕吐。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忍了好久,实在忍不住了。”大家都善意地笑起来说:“呕吐怎能忍得住呢”?到成都后,大家分别住进旅馆,当晚叶老师便到我们房间来看望我的父亲,谈起叶师母方二十二岁是南京汇文女中毕业的。只见他们谈话时师生情谊溢于言表。第二天父亲就去南郊华西坝与华西大学商量借校舍问题,碰巧遇见董教授,他青年时是在北平读书,讲一的口地道的北京话,当时刚到华西大学任教。他说:华西大学给每位教授一幢花园洋房居住,他的住所就在足球场南边林荫道旁的第三幢。目前家属还未到,他即去接家属,这期间可以暂借给我父亲一家住,可住到开学时他们一家来到时。父亲回到旅馆高兴地说:“这下更好了,就住在华西大学校园里和华西大学商量工作,太方便了,马上就以可开始办公。”果然,父亲很快就和华西大学商量好先借一部分校舍作教室、实验室以及教职工家属和学生的宿舍。以后再根据需要调整和增建校舍。1938年春,金大在华西坝如期开学了。教务工作是我父亲的职责所在,他对读书、对工作一贯有强烈的责任心,当时又正当年富力强,干劲很足。八年后日本侵略者投降。1946年暮春,我父亲又打前站第一批回南京筹备招生和开学工作。我们到南京时,齐兆昌工程师已将金大所有的校舍包括家属住宅修整一新。(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等教会大学曾收容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当时金陵大学校董会指派历史系教授贝德士——Dr.Bates.留在南京主持金大留守工作。)诺大的校产(南起广州路,北到鼓楼,西自上海路,东达小粉桥、百步坡。这广阔的区域内绝大部分都是金大的校产),保管得完好无损。金大师生员工们一回到南京,就能安居乐业——开学上课。金大传统——团结、务实向上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金大西迁的过程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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