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瘦竹（1909—1990）原名定节，笔名瘦竹，江苏无锡人。1924年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9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1933年7月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编译。1940年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内迁四川江安）任副教授兼编剧组主任，开始戏剧理论研究和西方戏剧译介。1947年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一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并兼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剧协副主席等职。 我的一生 1909年11月29日（清朝宣统元年十月十七日），我出生在江苏无锡东南乡南陈巷农家。我不到一岁，父亲就病死了，哥哥只有两岁，全靠母亲织布、养蚕和做农活维持生活。在那时候，孤儿寡妇不仅生活十分困难，而且经常受人欺侮，幸亏母亲非常勤劳，性格又很坚毅，我们兄弟才能长大成人。我们年纪太小，还不能做农活，就到隔壁一家私塾里去读书。南陈巷有五十多家住户，大都姓陈，只有一个穿长衫的先生，那就是我们的私塾老师。他是五十多岁的瘦长个子，辫子早已剪去，留着八字胡须，一大清早就到两里外的王庄镇上去“吃茶”，大约九点多钟，才从街上回来。他有时买了半斤肉或一条鱼，挂在三尺多长的黄烟杆头上，用肩扛着，走路摇摇摆摆，竹布长衫跟着飘动起来。我们吃完早饭，就进私塾去，老师不在家，师娘代他管教我们。她胡乱敲着戒尺，我们就大声念着《百家姓》或《千字文》等。她去忙家务时，我们就乱玩一阵，碰得不巧，适逢先生回来，那就免不了要“吃手心”（挨打）。我八岁时，进了北庄国民初等小学。我像农村中的孩子一样，除了摸鱼、捉鸟以外还学会放牛、割草、车水、种菜以及其他简单农活。我家门口是一片稻场，边上有邻家的牛棚和两株高大杨树，下面就是一条小河。我很喜欢邻家的那条老水牛，帮着邻家孩子给牛喂草，铡草料，拌豆饼，牵到河边饮水。我还喜欢在春天和秋天夜里跟邻家孩子一起睡在牛棚的搁板上，一边谈新闻讲故事，一边听着水牛反刍咀嚼草料的声音。母亲并不反对我学着养水牛，虽然当时我家只有五亩田地养不起牛，但她总希望我和哥哥长大以后，能够多挣些钱，买田买地，再能养一条牛。因此，我们从小学会养牛，在她看来并非一件坏事。 如果不是因为舅舅坚决主张我们继续升学，我和哥哥在小学毕业以后就一定要在家里种田。舅舅是江阴县顾山镇上初等小学教师，说服我们的母亲让我们以后可以考入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将来出来教书，总比在乡下种田要好得多。这样，我就到顾山进了锦带高等小学，1924年考入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走了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的道路。三师是当时江苏有名的学校之一，注重文史，素以“国学”著称，比较守旧，作文要用文言。但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的报刊、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我随时可以看到，即使学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我还可以到崇安寺附近一家新书店里去站着翻阅。最吸引我的是鲁迅的《呐喊》，当时虽然理解不深，但其中关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却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我还读了不少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品，以及许多翻译小说，这就培养了我对新文学的兴趣。当时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学写小说。我从小就是“望门寡”婶母的嗣子，取名定节，根据族长的意思，要以我来安定节妇的心。学写小说在当时被人当做不务正业，所以我就取个笔名，当时习惯大都采用本名的部首或偏旁，我就用了部首宀竹二字。1928年我在上海《泰东月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习作《红豆》，就用这个笔名。那时太阳社和创造社正在的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江南农村里也曾爆发农民暴动，于是我就写了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灿烂的火花》，描写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焚烧地主房屋的故事，1928年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行。我哥哥原名望绅，在上海发表小说时用笔瘦石，我因“宀”字比较生僻，从此改名瘦竹。这年冬天，我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29年暑假，我借了高班毕业同学的文凭考进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因此学名又改为陈泰来。我哥哥同时考进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我们到处告贷，好不容易借了钱各自上学。国立武汉大学是在武昌高师基础上新建的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有不少著名教授，我在英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受过一点严格训练。但我家境贫困，只得抽空写作和翻译弄点稿费作为零用。我经常给《武汉日报》和《新民报》副刊写稿；在上海东亚病夫（曾朴）主编的《真善美》月刊上，发表了《大林和小林》等短篇 小说以及所译高尔基的中篇小说《滚石》。我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过《武汉文艺》月刊，该公司创办人是唐性天，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意门湖》（德国斯笃姆作）的译者，以后给我出版过几本小说。这时我才开始写理论文章，《华兹华斯的诗论》发表在《国闻周报》（九卷三十二至三十三期）上。我翻译的希腊塞奥夫拉斯托斯的《人物素描》三十六篇，发表在《文艺月刊》（1933年）上。1933年暑假毕业后，我被介绍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不久我就和在武汉认识的沈蔚德结婚。她写小说和散文用笔名维特，曾在武昌中华大学外文系肄业两年，1935年进国立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和编剧，创作独幕剧《自卫》（《抗战戏剧》1938年，第8期）等，多幕剧《民族女杰》（正中书局1940年出版）和《春常在》（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翻译苏联凯泰耶夫的多幕剧《方枘圆凿》（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以后和我合作写过不少戏剧论文。直到1940年10月以前，我一直在国立编译馆里审查英文教本、校阅译稿和翻译《英国文学史》。此外我还利用晚间和假日从事小说写作和翻译。我是一个业余作者，和文艺界很少联系，而且家累很重，从来没有想到要冒险去做生活极不稳定的专业作者。但我非常关心家乡农村的经济危机和农民的不幸命运，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苦闷也有亲身体会，就产生了写小说的冲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在《申报月刊》、《东方杂志》和《文学》上先后发表了十五篇小说，以后编为短篇小说集《奈何天》，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我和哥哥合译了英国罗素的《自由与组织》，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翻译的英国小说家本纳特的《文艺鉴赏论》，发表在《文艺月刊》（1934年）上。我还翻译了爱德蒙·斯维斯的《导演和演员》，刊载于《文艺月刊》（1935年至1936年）上。抗日战争后，我随国立编译馆离南京迁重庆，其后又到江津县白沙镇。那时沈蔚德带着母亲和孩子随国立剧校迁往江安县，我就一个人住在沿江的小镇上。我白天在馆里参加关于英国韦伯夫妇所著《苏联新文化》的翻译工作，假日和傍晚经常在江边散步。那时抗日战争正在相持阶段，日寇加紧对沦陷区人民的迫害。我常凝视着滚滚东流的江水，穿三峡，经江苏，奔向大海。我想起故乡在日寇铁蹄下挣扎呻吟，就感到非常痛心而愤恨。村上的人是否都很平安，河边上牛棚里是否还系着牛？报上经常刊载着沦陷区人民组织游击队反抗敌伪的消息，我就想像故乡的男女老少一定会奋起作斗争。自从1938年我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后，曾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抗战的短篇小说；到白沙后，我就写了表现江南人民反对日寇和汉奸的长篇小说《春雷》（重庆华中图书公司1941年出版），后被改为话剧《江南之春》，曾在重庆演出。我将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编为一集，题名《奇女行》（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1940年10月，我应余上沅先生之邀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在生活上我可以和家人团聚，但在工作上却是改行。我过去虽曾读过一些自希腊至近代欧洲剧本，但对戏剧艺术却是一个外行。我开始在该校教英文和国文，其后才教剧本选读、西洋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等课。由于教学需要，我就开始了关于戏剧文学的研究，逐渐产生兴趣，四十年来我断断续续仍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江安是长江上游泸州和宜宾之间的沿江小县，站在十字街的中心可以望见四座城门。城里许多大小地主，大都穿着长袍马褂，互相称呼老爷少爷，几乎每天都有牌局和饭局，深夜归家，总有长工打着灯笼在前引路。晚上九点有人打更，偶尔还有县政府的差役在街头巷尾打着锣，高声喊着“鸣锣告白”，通知如期缴纳捐款或其他事项。在这偏僻的小城里，除了拄着拐杖的伤兵和偶尔发出空袭警报声以外，几乎没有抗战的痕迹，而长江轮船又无定期，只要北门外码头上挂着“上下水无消息”的牌子，来往行人和报刊信件都暂时断绝，真不知道生活在什么年月。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设在城东文庙里，大殿前的院子当做临时剧场。江安偶尔演出川剧，国立剧专迁来以后才有话剧。除本国话剧外，剧专还演出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哈姆雷特》、易卜生的《野鸭》以及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我至今还记得城里许多老爷少爷和老太太少奶奶以及其他市民，坐在院子里的长板凳上，望着以汽油灯为照明的舞台，一直看到闭幕。我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将地主老爷和太太从牌桌上吸引到文庙来？大概是外国戏的布景、服装、化妆和道具，使他们感到非常新鲜吧！我在国立剧专任教，直到1949年秋天，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理论编剧组主任。曾在《文史杂志》、《东方杂志》、《时与潮文艺》、《学生杂志》、《观察》、《时事新报》和《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欧洲戏剧和戏剧理论文章二十多篇。我翻译的外国剧本，有英国萧伯纳的《唐蒂妲》（现已收入《萧伯纳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和法国雨果的《欧那尼》（上海群益出版社，1946年）。我的短篇小说，收集在《水沫集》（华中图书公司，1944年）中。中篇小说《声价》（重庆国民图书公司，1943年）描写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1947年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先生约我到该系任教授，先是兼任后为专任，讲授小说、戏剧和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等课。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内站之后，不仅在军事上渐趋失败，而且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人民生活逐步下降，因此在教育界一个教师身兼两个专任，这是极普遍的现象。1949年4月1日上午，南京大专学生六千多人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隔天晚上，负责宣传工作的国立剧专学生到国立中大操场，演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迫害人民的独幕讽剌剧《群猴》，具有强大的鼓动作用。那时我住在中大，4月1日中午就听说反动军警殴打游行学生的消息，午后我就赶到剧专去。剧专学生在返校途中，卡车行经大中桥时，突然遭到反动派的袭击，有二十多名受伤学生被关在附近大光新村的军官大队里。我就到大光新村去探望受伤学生，并想交涉送他们到医院治疗的事，谁知话还未说完，就被堵在门口的士兵包围起来，恶声责骂我是煽动学生示威游行的人，最后扭进一间小屋里去。我再三抗议，无人理睬。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我被押上卡车蹲着。车上大约还有十几个人，因为天黑看不清楚面目。卡车开动时，我的头被震得抬了起来，随即被旁边站着的兵用枪托打得勉强低了下来。一不小心头又抬起，又是一枪托。卡车开进大院，听说是卫戍司令部。遇见反动官兵，我就提出要求“还我人身自由”，反而遭到凌辱。快到天亮，一个自称科长的军官来“审问”我，我声明没有参加学生运动，但是根据李宗仁关于愿意接受八项和平条件的谈话，认为学生游行并不违法，而且受伤学生理应送医院去治疗。那个反动军官冷笑着，记下我的身份证和住址，说了“后会有期”，这才放我出去。回中大时，遇见中文系学生，他将我被拘留的事报告南京学联，后在南京和上海报上刊载出来。外地亲友见报后都来信劝告我注意安全。南京解放以后，我担任戏剧专科学校接管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后该校迁往北京，并入国立戏剧学院，我被军管会高教局留在南京。6月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回来后，我参加南京市文联并任常务委员。国立中央大学已经改名南京大学，我仍在中文系任教授直到现在，曾兼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想从事专业创作，除参加南京郊区土改外，经常于课余到工厂里去体验生活。但是我对工人生活并不真正熟悉，而且学校又不同意我离开教学岗位，因此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我长期在学校里，对于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比较熟悉，而对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思想感情的变化体会较深，但是这类题材在当时似乎不受重视，即使写出也难免犯错误，因此我就放弃了继续创作的念头，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于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1954年被选为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并任江苏省文联常委，1956年被选为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至今，1960年和1979年参加全国第三和第四届文代大会。我于1961年4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研究工作，除了写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作品的论文以外，主要集中在戏剧文学方面。我国话剧运动自1907年开始以后，几十年来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无论创作和演出都有不少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我首先着手关于现代剧作家的研究，曾和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副教授的沈蔚德合作，写了一些单篇论文。其次是关于戏剧理论的研究。除了讨论戏剧的本质和特征以及中外戏剧理论史纲之外，着重探索悲剧和喜剧问题。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收集了不少资料并写了许多笔记，但在十年浩劫期间，不幸全被焚毁。目前我正在设法重新积累，稍缓才能写定。我的著作已出版的有：《易卜生〈玩偶之家〉研究》（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现代剧作家散论》（其中关于曹禺和老舍剧作的论文，系和沈蔚德合作。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此外，在《文汇报》、《人民日报》、《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江海学刊》、《剧本》、《戏剧论丛》、《文艺报》、《文学评论》、《江苏戏曲》、《上海戏剧》和《群众论丛》等报刊，发表的戏剧论文共三十多篇，已编成论文集《悲剧和喜剧及其他》，现正在校订中。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将与沈蔚德合编《中外名剧选评》，同时准备编写《喜剧概论》和《悲剧概论》。我双目患黄斑部色素变性症已有半个多世纪，近二十年来更为严重，视力极差，读书写字都有困难，困此工作效率很低，但我决定在可能范围内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1981年3月1日，南京（陈瘦竹先生已于1990年6月2日逝世） 栽培桃李 披心相付 —忆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瘦竹教授 先生虽然辞世多年！但恩师的关怀教诲和他的声容笑貌，至今见墙见羹！现将铭刻心中的几件铁事，录之于后，寄托我的缅怀！青出于蓝胜于蓝 少年时代，我读完《奈何天》，深深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所感动！突发奇想，要能见到作者，鞠躬致意，该有多好！考进南大，当我发现讲堂上侃侃而谈的先生，竟是《奈何天》的作者，先生身后立刻出现一道光环！倍加敬仰之心，由然而生！当我文章受到先生褒奖时，真是大喜过望，乐不可支。从此，先生经常给我课外指导！我发誓刻苦攻读，决不辜负先生厚爱。大跃进中，因我成绩优秀，组织上启发我贴大字报放卫星，两年过陈先生！我断然拒绝！扬言：“先生名实相对，毕业时，学到他四分之一学问促矣！”这当然属于拔白旗之列！做为典型例证，教育全校同学。谁料先生把我叫我去，谦虚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如果学生都不如先生，教学成果，不过了了？！”先生的肺腑之言，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和专业剧团合作，写出了现代戏《汉府新村》！这是专业剧团首次排演的我处女作！先生看了彩排之后，异常兴奋！连夜为我修改剧本。他紧握一只黑钢笔，奋笔疾书！当时我借古庙毗庐寺写作、条件十分艰苦，夜深了，拿什么来招待先生呢？正在犯愁，先生却从皮包中掏出两个面包来解释道：“我十二指肠馈疡，你不必张罗！”剧本经过删改，剧情奇峰突起，唱词文采斐然！我掩卷三思，从中悟出了戏剧创作的诀窍。凌晨三时，先生伸开双臂，舒展身腰。欣慰地说：“改完了！我眼睛不好，请送我回家！”在洒满银光的小巷中，我问先生，从前写过戏曲没有？“没有！”先生慈蔼又风趣地说：“为了青胜于蓝，我是破例下海啊！”廖廖数语，给我心里注入了多少信心和力量！文艺有教育和认识两个作用 在南大学习时，我是个文艺活跃分子。经常登台表演。特别擅长喜剧小品，逗得师生哈哈一笑！没想到先生对我的即兴表演倍加赞赏！有次除夕夜，先生到学会宿舍来看望大家，所到之外，立刻给爱激动的青年人掀起欢乐的高潮！女同学瞎起哄，要我出洋象，把先生逗乐！我死活不肯，朗诵了一首苏联短诗《共青团证》，使欢乐气氛顿时凝固！事后，先生问我原故。我说：“卓别林的滑稽表演笑中含泪，寓意深刻；我出洋象，只能搏取廉价一笑！没有社会内容。在先生面前，怎敢放肆！”先生连连摇头：“不尽然，不尽然！文艺有教育和认识两个作用。表演一段知识性，趣味性的小品有何不可？师生同乐，愿饱眼福！你自编自演的《老太婆打岔》。风趣幽默，让人捧腹大笑！大家很欢迎嘛。”这段教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走上文艺岗位，协助曲艺团、滑稽剧团挖掘老段子，指导思想就在于开拓文艺的认识作用！相声《风铃塔》有丰富的古塔知识；滑稽戏《火锅为媒》有健康的笑声。公演后，受到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我从实践中看到文艺认识作用的深远意义！滑稽戏《财迷》公演后，暴满三十余场！领导和我的思想都比较偏激，过多指责内容上的庸俗！先生则认为：“演员的表演松驰，生活气息浓烈！继承了我国戏曲的优良传统。内容稍做修改，便是好戏！”他的真知灼见与前线话剧团大导演漠雁不谋而合。最后谆谆告诫我：“笑声是否庸俗，调查后再下结论，我看很多情节是健康的笑声！”受先生启发，我走进剧场，对不同层次观众的笑声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结论与先生基本吻合！慧眼一点，拨开云雾！我立即向光明日报发稿，报导了《财迷》盛况空前的演出。此后，经常参加该团创作，和老艺人一起切磋琢磨、得益非浅！《无所谓》上演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当先生得知有个噱头系从我亲身经历演化而成时，畅怀大笑。鼓励我到生活中去挖掘笑的因素，让观众从笑声中认识生活的真谛！戏剧要竖起来看 郭老压卷之作《蔡文姬》问世后，受到一致好评！我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讴歌大作之后，提出作品有瑕疵，值得探讨。郭老的历史剧大多穿插歌舞。《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蔡文姬》等历史剧中都有歌舞场面。一是雷同；二是戏剧演到此时，矛盾冲突停滞不前；三是有戏不够，歌舞凑之感！老师和同学都很欣赏我这个观点。引起热烈讨论。唯有先生不同意。他说，你的治学态度很严谨。为了一部《蔡文姬》，看了郭老全部历史剧。又能独立思考，初生牛犊，大胆提出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你是纸上谈兵。戏剧作品要竖起来看效果。文词很美的台词有时不好演，看似雷同的场景经过导演不同的处理后各具特色！当时南京市越剧团正在排演改编的越剧《蔡文姬》。杨颀大导演刚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学习回来，按照人艺焦菊隐导演的处理手法，导演了《蔡文姬》。文化局和越剧团对我们师生两种意见都很重视。彩排时把我们师生都请去观摩。演出中我发现，焦菊隐老师的导演手法匠心独到！歌舞场面精彩纷呈！座谈时我心服口服地理解了先生的真知灼见。 1959年江苏省筹备中国话剧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南大业余话剧团演出的《雷雨》和《玛申卡》，曾轰动一时！因此特邀南大参加纪念活动。郭校长和陈先生都很支持。先生建议排演郭老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而且推荐我演侠肝义胆的男主角聂政。艺术指导著名昆剧老师徐子权和导演，在众多人选中试角色，从外形，气质，声音，理介四个方面比较，我也是最佳人选。但我在学生会是话剧团团长，要抓全盘工作，无暇顾及排演。换了一位人选，徐老很有意见。先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得到徐老先生的赏识，当然很激动，也很想演好这个角色。但戏剧是综合艺术。除了演员之外，还有服装，布景，化妆，灯光，音乐，效果……。我得一件件去落实。因为只有我和省市文艺界最熟悉！所以我只有牺牲自己，放弃演出，去搞繁重的后台工作。先生哦了一声，极为惋惜！后来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不仅表演受到专家称赞，灯光布景效果也赢得好评！陈先生亲自到后台祝贺。演员们把我推出来说，因才是无名英雄，要记头功。他写的演出说明书上，介绍我们，但一个字也不写自己。我说，布景化妆灯光效果都是省话剧团支援的，他们今晚出动了十三名工作人员，才使我们演出圆满成功，省话剧团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先生立即向省话剧表示感谢，我们全体演员鼓掌向省话致意。 先生请我吃夜宵时兴奋地说，我听说了，你这次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曲，也不争角色。戏要竖起来才能看到人物的光彩；你在工作中竖起来让大家看到了南大名符其实的优秀团员。希望话剧六十周年时，看到无名英雄的佳作！ 一股暖流直落我的心田！四十年来我笔耕不辍，就是先生所说“希望看到佳作”这句话在鼓舞我。著书立学为妙 先生是惜时如金的学者。我与先生相处三十余年，谈话内容大都局限于学术范畴。虽然茶余饭后也说轶闻遗事和国际国内形势，但从不涉及人际关系！只有一次例外！市文化局董局长受批判下台后，宣布先生来当局长。同志们和我开玩笑：“这下你要红得发紫了！”我气急败坏地赶到先生住所。先生亲切地说：“总算把你盼来了，讲讲文化局情况。”我直爽地说：“我奉命来问先生哪天上班，局里派车来接！但我不主张先生去当局长！”先生吃惊地问：“文化局到底怎么样？”我优心忡忡地反问先生：“从肖一武到董昌达、党内党外、哪一任局长有好下场？！先生去当局长对我当然有利。但为先生计，还是在南大著书立学为妙！”我详细地介绍了朝令夕改的文艺政策和文化局里鲜为人知的内幕！先生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谢谢！我三思而后行！”我则兔死孤悲的补充一句：“我分管十一个剧团的剧目。很多意见我说了算。想想将来我的下场，真是不寒而栗！如有可能我愿回母校教戏剧。”一周后，局里宣布：“文化局长人选，另有安排！”先生是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一个月后，他请省剧协凌副秘书长给局里打电话：“如果市文化局肯放，南京大学和省剧协两个单位都欢迎朱煊！”一股暖流直扑心头！我深切感受到天地间最无私的真情，莫过于师生！春天会来的 五十年代人们常说喜剧是中国的禁区。我这个初生牛犊偏偏想闯一闯！根据我参加全校寝室卫生大检查得到的素材，挖掘了喜剧因素，自编自导了讽刺喜剧《文明寝室》。当时集中全校演员的精华、同台演出。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演出结束后先生满面春风地到后台来向大家祝贺！特地走到袁璇身旁，表示慰问！袁璇扮演的角色只有三句台词，她的墓后戏是未曾出场，被人家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然后带着一腔“怨气”上场，对男朋友又是撒娇又是发火！在台上那娇态、那委屈，那哭腔……堪称一绝！先生夸讲她表演精彩！“你的表演说明一个真理——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三句台词一声哭泣，把戏推向高潮！难能可贵。”看她水湿淋淋地冻得上牙打下牙！握着她的手说：“你吃苦了！找编导算帐！”“啪——！”袁璇真的在我脊背上打了一巴掌！引起哄堂大笑！先生和我们青年人共享成功的喜悦！当时，兄弟院校当场发来邀请，我们也欣然接受！先生鼓励大家：“先演几场，听听反应！”可惜好景不长，同学中有人提出该剧歪曲了大学生形象！我年青气盛，建议在校刊上展开争鸣！捍卫讽刺喜剧应有的地位。先生拧眉深思，反问我道：“如果批评文章发表后，不发你的反驳文章，可奈何？中国往往一边倒！你不能拿前途当儿戏！”看到我神情沮丧又劝道：“不要灰心，春天会来的！”我从事专业创伤后，曾将刘树德小说《归家》改编为越剧，颇受好评！剧中描写老教授那段情节，借用了先生的习惯动作，又写了几句令人捧腹的台词。先生听到此处、拍椅大笑，指着我笑骂道：“大不敬，大不敬！”对我语言上的进步，大加赞赏！谁料风云突变，原小说受到不公平的批判！越剧《归家》只好搁浅！半年心血，付之东流！我怅然若失，先生再三安慰我：“放放再说，春天会来的！”七四年省创作会议上，我创作的话剧《珍珠岩》引人注目！先生神彩飞扬地向我祝贺！连声赞许：“不容易，不容易！百花调残的时代，你象寒冬盛开的梅花！”我说：“那是省话剧团张辉、田野两位的功劳，他们呕心沥血，把戏导得很有生活气息！”先生再三叮咛：“好好向人家学习！”一年后修改剧本时，我暗然神伤地向先生诉苦，矛盾冲突要改写路线斗争，对立面改为走资派还在走！我找不到生活原形，也不想卷入旋涡！……！剧本是社会财富，我准备交出……！先生脸朦翳色。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许久才说：“祸兮福兮！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捷之内！还是交出去为好！”最后又用那句老话安慰我：“春天会来的！”历史把“四人帮”押上审判台以后，我创作的木偶剧《砸烂四人帮》和《东郭新传》由专业演员和业余结合，在玄武湖公演。盛况空前！几十万观众争看木偶戏！不仅报上报导，还招待了外宾。先生连连点头：“没想到，没想到。我们终于等到了春天！”我们师生俩人浸沉在喜悦之中。春天终于被先生盼来了！可惜先生却匆匆离去！也许先生是化做春泥，栽培桃李！痛失良师，谨赘往事，愿潸潸泪水，化为一股清泉、祭奠于先生墓前，鸣呼，一代师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喜酒——喜酒不知先生找我何事？急匆匆赶去，刚坐下先生笑盈盈地问我：“你们何时剪烛西窗，请我喝喜酒？！”啊——！婚姻纠葛已经惊动了先生，我手足无措！考进南大虽说红尘多情！但我立誓先立业，后成家！直到毕业前夕，才和一位女同学立下山盟海誓，不幸又在误会中痛苦地斩断情丝！等到云开雾散，我已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因此对先生一番好心，无言以对！更没想到素有学者风度的先生，也有当红娘的雅兴。 “为了你，她已从福建老家调回母校。我见过她，对你一往情深！”先生雅兴正浓“我也打听了她的人品！德才都不错！形象也好。你不要学奥赛罗，受埃古的骗！”我怀着愧罪的心情只好老实交待：“她是党的书记！现又补选为总支委员！这形象高不可攀！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又有说不清的海外关系。这辈子怕难入党。非常群众如何能与党的领导结婚？即使当初没有埃古挑唆，也难成婚配。”“不必顾虑”先生笑了“她是经过学校组织批准的。你是市级机关干部，又是团的书记，也是建党对象！怎么不行？社会关系再复杂，总比我们老头子简单吧？！”先生看我沉吟不语，又追了一句“说实话！”我只好打开心扉：“文化局原有三十多位创作干部，反右斗争倒了半边天，反右倾又倒了半边天！他们改造回来后还是摘帽右派！位子、妻子、房子、孩子统统丢光。看到他们想到我自己，一但犯错误，她是党的领导更难处理、离婚吧，我将重演右派悲剧；不离吧，她这辈子怎么办？”说罢我凄楚地望着先生。先生吃惊地望着我：“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好端端地怎么会为右派？这不是杞人忧天吗！”“我不想犯错误，许多右派也说他们主观上不想犯错误。但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世事难料，谁能想到批来批去批到艺术大师梅兰芳头上。旧京剧改革时，他提出‘旧瓶装新酒’和‘移步不换形’的主张。中央批评这是改良主义。考虑到国际影响，没有宣布。更没有向下传达！梅大师绝对不想犯错误，更不会想到死后盖棺而不能定论！”先生倒吸一口寒气“你这消息准确吗，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南京市委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都不知道。我是从华东局俞铭潢付部长那里听来的。市领导大为惊震。最近宣传部也从大参考（华东通讯）中查到根据，但只登了一条极短的消息。据说这是主席夫人定的案。他将主持京剧改革。原来以为分到文化局专业对口，没想到坐在风口浪尖里。我非常喜欢周书记，也很敬重她的为人。如果我和她结婚，很可能酿造的是杯苦酒。”先生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一语不发！我很心酸，先生喜酒没喝到，反而尝到一杯苦酒。百花齐放 实力雄厚的南京市话剧团决定排演《雷雨》，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放到南京的七级大导演金犁执导。人艺的《雷雨》是全国的榜样。大导演金犁自然是驾轻就熟。全团一致认为市话剧团的演出，只能是人艺的翻版。我则认为南北可以风格各异。比如著名演员石挥所演的鲁贵就别具一格，堪称一绝。市话扮演鲁贵的演员可以走石挥的路子，不一定照搬人艺风格。在人物理介上我和金导也有分歧。金导认为周萍是周仆园的影子，和他父亲本质一样。把四凤当玩物，和继母乱伦，对她的感情不负责任。他对俩个女性都没有真挚爱情！我不敢苟同金导对周萍的人物分析。周萍是个放荡公子，身上有周仆园的影子，从发展趋势看，也有可能将来发展成为第二个周仆园。但当时他的本质还没有坏到父亲那一步。对四凤感情也是真挚的。否则他不会开枪自杀。其实家中应该自杀的是周仆园，一切恶果都是他造成的，他是万恶之源。儿子有勇气结束生命，他则没有？可见周萍尚未完全丧失理性。我这个观点使金导很惊讶！也感到新鲜！另外，我认为大少爷周萍可以穿西装，金导认为绝对不行。这是封建家规决定的。其实南北方不一样。我家和周家有点相似。也是个封建大家庭。百口旺族之中，唯爷爷之命是听。我爷爷象周仆园，但比周仆园更威严；我二叔象周萍，但比周萍更放荡；我三叔象周冲，但比周冲更进步。是中共地下党。我们这个诗礼之家，簪英之族！每逢过年和有红白喜事，大人孩子都必须穿长袍马褂。平时可穿西装。因为我们是南方世家，靠近上海，受海派影响，对衣着服饰，爷爷网开一面。我详细介绍了我的家史后，得出结论——周萍若穿西装，有生活根据。我们南大演《雷雨》时，周萍就穿西装。南京是人才翠荟的大都市，南大文科有许多国际知名教授，专家教授看了我们的演出，并未提出疑意！可见南北可以因地而异。我这个西装观点，引起金导深思。徐步市长在三十年代是江苏四才子之一。对市话排演《雷雨》极为关切。听到我和金导的分歧后笑问，这是你的论点还是陈瘦竹教授的意见。我答是我的一孔之见。但受业于先生，这是从先生教学中悟出来的观点。徐市长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可以深入探讨。金导希望听听陈教授意见。我请先生来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先生侃侃而谈三小时，但没有涉及到我和金导的分歧。演员们佩服不已。连金导都赞许地说，南京人才济济！事后我问先生，为什么回避我和金导的分歧？徐市长对此很感兴趣。很想听听先生高见。先生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但导演有权按自己的理介处理人物关系，发挥自己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嘛。你是局里业务干部，要特别注意尊重导演。我没想到金导把先生的报告记录和我的发言都寄到人艺，曹禺大师带来的口信只有四个字“百花齐放”！ 作者 朱煊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关系史，也应该是这个城市的历史整体上的一个小构件。我和南京没啥直接关系，我没有在那里当过居民，也没有读过书，更没有做过事。但又有些关系，它是老社会的执政者国民党的首都，而我却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吃过这个政权的两次政治官司，几乎送了命。所以在历史上，一提到这个城市我就会泛起一股强烈的憎恶情绪；但在五十年代以后，我却结交了一些在那里居住和工作的同行朋友。所以现在一提到这个城市，我又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似的。因此，我想写写我和已经过世三年的朋友陈瘦竹先生之间的交游史。我和工先生是由“神交”而发展为“面交”的。那大概是1953年或1954年，在上海举行华东地区作家会议，陈先生从南京赶来开会，我们在这个会议上碰头了，又蛮谈得来，所以在一天中午我约他到距上海作协不远的锦江饭店底楼吃了个便饭，喝了几盅酒，也算少尽地主之谊。在我投身社会以来，每当结交到一位气味相投或相近的朋友，真象当商人的又发了一笔财似的高兴。那次吃饭中谈了些什么，当然无从记忆了，但却彼此畅所欲言，很放纵自己，很投入。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他比我略长，我才三十多岁，可谓都是风华正茂、生气勃勃的好年纪。但从1955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长期与社会隔绝了，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的苦难历程才熬到尽头——告别长期的关押和“苦力的干活”，坐在原单位的资料室里编资料，可以比较自由地和社会接触了。大约在1977年，因为一部现代文学资料集的出版问题，我由一位同事相陪，第一次到了南京。由出版社安排在一家挺不错的宾馆型的招待所住下以后，我们这部资料书籍的责任编辑汤淑敏女士，介绍我认识了她们的总编章品镇先生。我那时虽然头上戴着那顶政治帽子——“胡风分子”，但这两位出版界朋友却没有把我当异类来看待。先是汤女士和我说好，由她先把我到宁的事向她们的总编章先生汇报后，再约好日子，由她带我去看章先生。但章先生却在听到我已到宁的讯息后，就立即跑到旅馆来看我，说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理应由他来看望我，不应该先由我去看他。光凭这番话，我就觉得这位穿中山装、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长者（其实他比我年轻），并不象是一个出版官，而倒是一个很重情义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没沾上官场习气、没变质的知识分子，一位从事出版事业的知识分子，正象我在旧社会上海滩上相熟的那些私营出版社的老板朋友一样。我当时就认定了这位章总编是个应该交的、可以长交的朋友。这可以说是我这次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我在大难之后的又一份“后福”。闲聊中，我问起南京文艺界一些人近况，提到陈瘦竹时，老章脱口说：“别提了！他那年在上海开会，你在锦江饭店请过他吃饭吧？就因为和你吃过一次饭，55年你出事以后，他也惹了一点麻烦……”他这么一说，我只有苦笑，想到在“文革”中学到的那些新知识，比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筷子头上也有阶级斗争”呀之类，再联系到我那次请客竟给朋友带来了一场灾祸，真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之余，我再不敢动去看望他——陈先生的念头了。因为“最高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七八年为一次”吗？……1983年，我和妻子忽然动了外出旅游散心的念头，我们决定顺沪宁线而下，先到南京，再转到苏州。到南京就先投靠新交的老朋友章品镇先生。我们到南京的第二日清早，品镇兄弟就请我们一家人在秦淮河边的“六朝居”用早饭，品尝这一带流行的小吃——干丝、肴肉和小笼包子等。当然是以喝酒为主。我们刚喝了几盅酒，陈瘦竹先生和他的夫人也上楼吃早点来了，我才第一次拜识了他的夫人。多年不见，他似乎发福了。寒暄过后，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陈先生，我这次到南京，没有到府上看过你，你也不知道我要来，当然也没有来旅馆看过我，咱们这是在饭馆里偶然相遇，这个章品镇可以作证明。这样，将来万一又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彼此交代起来就好办了。话先挑明白，你们两位就请入座喝酒，由章品镇请客！”我这么象说正经话又象说笑话的一喝叫，大家马上哈哈大笑开了，一餐饭吃得挺快活……但谁想到，这就是我和陈瘦竹先生的最后诀别！1989年，我突然接到南京大学的通知，说是要趁庆祝陈先生八十大寿时，为他举行一次创作和教学纪念活动，邀我来参加。我接到通知后，马上给南大的叶子铭先生写了信，说我听到陈先生正在卧病，很想趁这个机会，到南京去住两天看看他。岁月不饶人，我们这层年纪的人，在朋友的圈子里，越来越少下来了。随后接到叶先生的复信说，他将我去宁的意思告诉了病榻上的陈先生，他听了非常高兴，盼望我们能再见上一面。……但终因时局动荡，我的这次南京之行竟化为泡影，直到接到陈先生终于因癌病不治，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讣告…现在，陈瘦竹先生逝世已近三个年头了，我灯下补写了这篇小文，算是对故友一份迟到的悼文。同时，我们这两个知识分子间的这段交游“故事”，也可作为一段特定历史时代的“轶闻”、“逸事”，为《南京大观》补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