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1901—1990）江苏南京人。1922年入东南大学，师从吴梅，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1931年始纂《全宋词》。1934年先后在中央军校、中央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南京通志馆编修、金陵大学教授、东北师大教授。1953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词学》主编等职。 我学词的经历 我在南京读中学时，只读过一些古典诗文，对词曲虽爱好，但涉猎不多。1922年，我二十二岁，考进了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旧址即现在的南京工学院）①，开始从吴梅先生学习词曲。 吴先生初开“词学通论”课，讲授词韵、平仄、音律、作法及历代词家概况，使我初步了解到有关词的各方面知识，引起我对词的爱好。接着吴先生开“词选”课，选历代名著，阐述详尽，更使我在词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吴先生又开了两年“两宋专家词”课，对专家进一步做了深入的研究，这就使我决心踏上治词的路径。 先生教学认真，诲人不倦，要求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写作。我在先生的指导之下，首先读熟《词选》中所选的词，次则完成先生在课堂上所布置的词学写作。春秋佳日，星期有暇，先生常率领我们学生游览南京名胜古迹，每到一处，都和我们一起作词谱曲。明故宫、灵谷寺、玄武湖、扫叶楼、豁蒙楼，常有我们师生的足迹。有时我们师生也“夜泊秦淮近酒家”，作访《桃花扇》里“媚香楼”的词曲，尽欢而散。先生家住大石桥，我们学生常到他家里习唱，玉笛悠扬，晚霞辉映，师生唱和，其乐融融。我们都学会了吹笛唱曲，对词曲源流及其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与体会。先生在校时，还建立“潜社”（取“潜心学术”之意）作词，我与同学段熙仲、王季思、张世禄、周世钊、常任侠等都参加作词作曲，并刻过《潜社词曲汇刊》。 1934年，前辈词家云集南京，吴先生组织“如社”，约缪竹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陈匪石、乔大壮、汪旭初、蔡嵩云诸先生和我参加，每月集会作词。词调由各人轮流出，词题、词韵不限，但词调以依四声为主，取名家创制为准则，如《倾杯》依柳永“骛落霜洲”体，《换巢鸾凤》依梅溪四声，《绮寮怨》依清真四声，《水调歌头》依东山四声，《泛青波摘遍》依小山四声，一词作成，虽经苦思，但也有乐趣。犹记我檃括陶潜《桃花源记》作过一首依东山四声的《水调歌头》：舟逐古津远，绿树蘸波圆，缃桃红浅。一川相映落英繁，花外云山新换。忽入千家庭院，男妇笑声喧。斟酒初开宴，不计是何年。 掩松萝，寻碧藓，乐幽闲。太平鸡犬，浑疑灵境住神仙。归去缤纷两岸，犹记当时人面。啼损隔林鹃。回首溪如练，樵径散风烟。 此词平仄通叶，只有过片三字不叶，其余句句叶韵，可见东山深通音律，能够自设新腔。“如社”刻过《如社词钞》一册，各家亲笔余稿曾在我处，可惜后来未刻，都已散失。 1936年，我爱人病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将三女孩寄养仪征岳家，只身到成都任教。国难家愁，生离死别，我写了一些小词，辑为《南云小稿》，收入杨公庶《雍园词钞》中。 乱离骨肉散天涯，谁家插得茱萸遍。（《踏莎行》） 今宵独卧中庭冷，万里澄晖照泪悬。（《鹧鸪天》） 明月茫茫，一度登楼一断肠。（《采桑子》） 从这些断句中，可以约略反映出我当时的悲痛心情。1939年，吴梅先生病势于云南大姚。噩耗传来，我更心伤，曾作《虞美人》悼念。词云：乱山迷雾姚州路，不道臞仙去。两年避寇走天涯，白发飘萧，日日望京华。 豪情曾击琼壶碎，几度青溪醉。水磨白苎寂无闻，莺老花残，空忆石桥春。 我在学习和后来任教之后，得暇则研究词家得生平事迹、历代词学评论及做宋金元词的辑佚工作。多年来，我编过《纳兰容若词》（此稿原存上海神州国光社，后该社被封闭，稿即散失）、《宋词三百首笺》、《南唐二主词汇笺》、《词话丛编》、《全宋词》、《全金元词》、《宋词纪事》、《宋词四考》、《校注词苑丛谈》、《南宋词简释》、等书，写过《姜白石评传》、《论梦窗词》、《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纳兰容若评传》、《评〈人间词话〉》、《论词之作法》等论文。回忆我的治词经历，自启蒙到写作、到校词、辑词、论词，体会甚多： 一是温故知新，由博返约。温固，就是古典文学的基础，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知识，都要懂一点；知新，指古典文学发展的新形势，如文物出土情况，新发现的资料，各种观点的新文章。由博返约，就是基础知识要厚实，面要宽要广，但又不能满足于此，专业还要精深，这样才能有创见、有发明。 二是钩沉表微，贵有恒心。我辑《全宋词》、《全金元词》，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开始。《全宋词》的编纂起自1931年，分四步进行；（一）综合诸家所刻词集；（二）搜求宋集附词；（三）汇列宋词选集；（四）增补遗佚。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1935年，三次印出《全宋词目录》，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并先写成六十家词跋尾，发表在《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上， 后又写成四十种词跋尾，发表在《制言》上，作为准备工作。1937年，全书初稿完成，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因抗战开始，至1939年出版二十册线装书，计辑两宋词人约一千多家，词二万余首。由于当时条件限制，书中还存在不少缺点。二十年后的1959年，我准备重新修订，但由于当时我患风湿关节炎，不能进行这项工作，由我推荐王仲闻先生为我修订。1965年重印出版。记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一千六百余首。最近孔凡礼先生又从清初季沧苇所藏明抄本《诗渊》增补宋词四百多首。《词话丛编》1937年出版，收词话六十种。四十年后又重新修订，增二十五种，共收词话八十五种。 三是师友的切磋支持。我编《全宋词》、《词话丛编》等书，吴梅先生看了极为高兴，都为我做序，期望之殷切，情谊之深厚，我每临风怀想，铭感难忘。《全宋词》初稿完成后，呈汪辟畺先生审阅，汪先生看到我用《彊村丛书》本卢祖皋《蒲江词稿》比毛晋本多七十余首，用明嘉靖本程珌《洺水集》比毛晋本多三首，用李之仪《姑溪集》比毛晋本多八首，用明沈愚本刘过《龙洲词》比毛晋本多三十四首，用明成化本何梦桂《潜斋先生文集》比《四印斋》本多七首，用明吴儆《吴文肃公文集》比江标本多九首，大为高兴，坚持请国立编译馆接受全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果当时无汪先生力争，此稿也早已化为乌有了。同学赵万里、卢冀野、任中敏和词友龙榆生、赵叔雍、夏瞿禅、王仲闻等不弃浅薄，热诚指教，积极帮助，亲切鼓励，也是可感可敬，不能忘情的。1931年，万里出版了《校辑宋金元人词》，精审突过前贤。但他最少需三首才辑为一卷，启发我立有将宋金元词统汇为一编之志，所有一首、二首，甚至断句都加以校辑。万里借我影宋本《梅苑》参考，并给我《截江网》、《翰墨大全》、《永乐大典》中词，皆它处所未见。我辑《词话丛编》、《全宋词》，冀野曾为我多方搜集资料，鼓励我奋勇前进。中敏知我辑《全宋词》，便将他个人所藏诸家词集全部送我，我至今不忘。书出之后，他又通阅一遍，指出错误。他最近拟撰唐艺探微八种，为祖国争光，雄心壮志，不减往昔。榆生从彊村老人治词，主编过《词学季刊》，我和他经常通信论词，对我编《全宋词》积极帮助。他的学生周咏先作《宋金元词钩沉》，朱居易作《六十家词勘误》，对我校宋词都有很大帮助。瞿禅自学功深，心仪已久，我辑《全宋词》时，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渔歌子》五首，《平阳县志》中有石刻宋词，都是他告诉我的。叔雍为况蕙风先生高足，他在宁时，曾为我撰《南唐二主词汇笺》序，并借给我《清初百名家词》过录，我们相约，他见宋词给我，我见明词给他，共同治词，相互研讨。仲闻为静安先生次子，家学渊源。我辑《全宋词》，曾先将目录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他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并把自己所作的宋词长编借给我参考。他为我重新修订《全宋词》，六年辛勤，全力以赴。十年动乱中，他被迫害致死，痛心已及。以上就我回忆所及，略述我的良师益友对我治词的帮助，没有他们我是不能完成这一部《全宋词》的。当前，古籍新资料层出不穷，令人欢欣鼓舞。欧美日本也竞研汉学，不遗余力，我国老中青同志更应该结合起来，为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刻苦钻研，攀登高峰。 作者 唐圭璋 唐圭璋自述 我是江苏省南京市人，生于1901年1月。父亲是私塾教师，家境清寒。六岁即从父亲读书，刻苦用功。十岁丧父，十二岁母又病逝，孤苦零丁，生计艰难；十三岁始进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一切费用由校长陈荣之资助。我在校勤奋学习，夜以继日。1915年，我小学毕业，获南京市会考第一名，同年秋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到校长仇埰的赞赏和鼓励。我在校除开读自然科学及英语外，特别爱好古典文学，自《诗经》《楚辞》以下，文史哲的书籍也都尽可能浏览。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了。我积极参加南京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罢课游行活动。有一次，游行队伍到三山街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殴打，我也被军警的枪托打伤。这时期，我很爱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那些揭露批判封建礼教的文章，使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1920年秋季，我师范毕业后，在六合县西门平民小学任教两年，1922年夏考进了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这时，吴梅教授从北京大学来到东南大学教书，我即从吴先生学习词曲。吴先生初开《词学通论》课程，同时开《词选》课程，对词学知识、词学名著、词史、词家作了系统的讲授，使我打下了词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以后进一步续开《两宋专家词》课程两年，更使我踏上深入研究的途径。在曲学方面，吴先生初开《曲学通论》课程，同时开《曲选》课程，使我对宋元以来戏曲史以及散曲、杂剧及传奇诸名著的思想性、艺术性，也都基本上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吴先生诗文词曲兼长，有诗录、文录、词录、曲录及多种杂剧行世。诗受陈散原先生影响，词受朱彊村先生影响，曲受俞粟庐先生影响，但诗文词都为曲名所掩。吴先生精通曲律，擅长写作，有舞台经验，实兼音乐、文学、戏剧之长。当筵作曲、谱曲、唱曲，并指导演员刻画人物性格，结合剧情，感染观众，吸收明代汤若士、沈宁庵，清代南洪北孔戏剧的优点，写悼念戊戌六君子及秋瑾烈士之戏剧，激昂慷慨，名震中外，对近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极大。梅兰芳、俞振飞都曾请教过他。 由于词曲内容丰富，道路广阔，个人精力有限，不易兼顾，我因与同学卢君冀野相约，他从吴先生专攻曲学，我则从吴先生专攻词学。冀野少年英发，才气横溢，素有“江南才子”之称。所刻《饮虹簃曲集》搜罗善本，嘉惠后学不浅。所作散曲、杂剧，流利深刻，挥洒自如，吴先生以为可以追步元贤；其中也倾注了吴先生不少修改润色的心血。吴先生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努力前进，无微不至。同门任君中敏，吴先生执教北大时之研究词曲学生，南来住龙蟠里江苏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阅书，我因冀野介绍，幸得与之结交。中敏精力充沛，钻研词曲极其刻苦，且多才多艺为世所称，篆书力透纸背，画印无异刀刻，所作词曲也出色当行，时有“任爽卢真”之誉。所刻《散曲丛刊》《新曲苑》也是研究曲学者必读之书。中敏住龙蟠里图书馆时，夜深屋漏，雨滴不止，他撑伞遮雨，坚持抄书。有一次，曾往苏州，住吴梅先生家楼上百嘉室阅书，终日不下楼，抄完所藏善本曲籍，才下楼拜别。此事吴先生常与我言，使我深受感动，决心向他学习。吴梅先生教学认真，从不迟到，不早退，寒暑不间，风雨无阻，书本讲理论，唱曲讲实践，尤其鼓励学生熟读名作，勤于写作。先生每周出题写作，批改细致，往往一字之易，使人心悦诚服。先生自作示范，英风豪气，洋溢行间，令人惊叹。我之所以能略窥写作门径及写作之甘苦得失，无不由于先生之深切教导。 我在大学读书时不仅作词唱曲，而且开始汇辑《纳兰容若词》，记得朱彊村题纳兰词云：“解道红罗亭上语，人间宁只小山词，冷暖自家知。”把纳兰比作李后主及晏小山，评价很高。后来谭献、王国维、梁启超无不推尊纳兰词。纳兰三十一岁即死，我爱其词，怜其死，因思为他的词作笺注。刚巧友人张惠衣作《纳兰容若年谱》（载北大国学季刊），极其详尽。我因据以考证纳兰的生平及其诗作，凡画像、书法、印章、交游、评论统汇为一编，吴先生为之作序，交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不幸，神州国光社一度被捣毁，原稿散失，序也无存。1928年秋季，我在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即去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教国文，同时又在南京中央军校教历史。我在教学之暇，继续研究词学，并于1931年开始编纂《全宋词》。1932年，中央研究院出版了同学赵君万里所编《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书共五册。由于他只将有三首词以上的作家才录为一卷，因此我即有将宋金元词统汇为一编之志，即所有一首、二首，甚至断句都加以校辑。中敏本拟与我合作，后来他致力教育，把有词集都送给我，我乃从四个方面进行校辑工作：一、结合诸家所刻；二、搜求宋集附词；三、汇列选集；四、增补遗佚。此外旁求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等书，钩沉表微，以存一代文献。1933年，上海民智书局印行《词学季刊》，我结交了龙沐勋、夏承焘、赵尊岳诸君。龙为朱彊村门人，赵为况蕙风门人，夏为林半樱门人，三君词学造诣都很高。龙写论文，夏撰年谱，赵辑明词。相互切磋，我受益很多。时叶恭绰尚在，极力支持《词学季刊》。叶氏三世工词，辑清词于香港出版，但叶氏已逝世，未能看到。他们对我校辑宋词也有很大的帮助。友从朱居易作《六十家词勘误》，周泳先作《宋金元词钩沉》，他们继赵万里之后也供给我很多新的资料。友人郦衡叔重价购得毛斧季校本《六十家词》借我参考，也是幸事。 1935年，我经汪辟疆先生介绍，任国立编译馆编纂（馆址在今山西路南京图书馆前）。汪先生竭力敦促馆中收印《全宋词》，当时馆长辛树帜认为这是不急之务，不同意印。但馆中人文组组长周其勋特地请教汪先生，问此书能印与否。汪先生坚决主张要印。因此，周先生尊重汪先生的意见，决定接收付印。事先曾三次印成《全宋词》目录，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我并先写成六十家词跋尾，发表在《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上，后又成四十种词跋尾，发表在《制言》上。1937年初稿完成，吴先生欣然作序，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同年8月因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商务印书馆迁香港继续排印，1939年在长沙发行《全宋词》线装本，惜吴先生于书出之前已在云南大姚逝世了。该书所辑两宋词人约一千余家，词约二万余首，但印数极少，流传不广，而且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书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但即使是这样，如果当时没有汪先生竭力主张印行，此书终于不得问世。后来此书出版，我敬赠汪先生一部，他也非常高兴。在编辑《全宋词》的同时，我在1934年完成并出版了《宋词三百首笺》和《南唐二主词汇笺》，同年与吴先生及廖忏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陈匪石、乔大壮、汪旭初、蔡松云诸老辈组织“如社”作词，刻有《如社词钞》。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只身随军校西迁。1939年至1946年，我在重庆中央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一面担任词学教学，一面继续从事词学研究，发表过《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云谣集校释》《敦煌词校释》和《词的作法》《论梦窗词》《姜白石评传》《纳兰容若传》《评人间词话》等论文和著作。在这时期，我曾收集抗战以来自己写的部分词作，辑为《南云小稿》，收入《雍园词钞》。又编著《元人小令格律》一稿，冀野为之作序，由于当时条件，未及出版。1946年秋，我随中大复员迁回南京，不久即失业。后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编辑出版《南京文献》。当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不得不到处奔波兼课。1949年初，我才回到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解放以后，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50年9月，参加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又服从分配到东北教书。1953年秋季，我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调回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对旧版《全宋词》进行校订增补。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又请我的老友王仲闻先生对全稿作了校补加工，他大量参阅北京各大图书馆藏书，六年辛勤，全力以赴，改正极多。由于他的大力协助，修订本《全宋词》乃能于1965年出版。次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彼此音问隔绝，前年始获悉彼遭迫害致死，痛悼无已。仲闻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尤令我钦佩难忘。新版《全宋词》与旧版相比，大不相同。不仅在体例和材料方面较旧版有很大提高，以善本代替从前的底本，而且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六百余首，并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词人小传，增加了若干附录。书后还有词人人名索引，便于读者寻检。近几年来，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我对《全宋词》又进行一次修订、补正；最近孔凡礼同志又从《诗渊》中新获得词作四百余首。 《全宋词》作为一部断代词总集，与前人所辑各种词集相较，它所采用的词集以善本、足本为主。比如，毛晋刻本卢祖皋《浦江词》只有二十余首，《全宋词》根据《彊村丛书》本《浦江词稿》多出七十余首；又如，毛晋刻本程珌《洺水集》四十首，《全宋词》根据明嘉靖刻本《洺水集》增补三首；毛晋刻本李之仪《姑溪词》八十六首，而《全宋词》则据《姑溪集》增补八首；毛晋刻本刘过《龙洲词》四十五首，而《全宋词》则据明沈愚刻本《龙洲词》多出三十四首；又，王鹏运刻本何梦桂《潜斋词》四十首，《全宋词》则据明成化刻本《潜斋先生文集》增补七首。还有江标宋元名家词刻本吴儆《竹斋词》二十一首，《全宋词》据明刊《吴文肃公文集》增补九首。此外，倘原刻文字有脱讹，《全宋词》又据其他善本校订。如江标刻黄裳《演山词》有脱误，则据《演山先生文集》本校订；江标刻林正大《风雅余音》有脱误，则据《演山先生文集》本校订；王鹏运刻姜特立《梅山词》有脱误，则据《梅山续稿》校订；朱祖谋刻王之道《相山居士词》有脱误，则据四库全书本《相山居士集》校订。由于采用了善本、足本，详细考订，择善而从，因之改正了前人不少讹谬之处。 此外，我还编著了《词话丛编》（六十种）、《宋词四考》《辛弃疾》。1980年以来，又陆续出版了《全金元词》《元人小令格律》《校注词苑丛谈》《唐宋词简释》等。尚未出版的有《词话丛编》（增补为八十种）、《宋词纪事》等书。 今天春光灿烂，百花齐放，国务院又成立整理古籍小组，我虽年老体弱多病，但决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发扬祖国词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