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的南京高校，人文气氛十分浓郁，名师荟萃，贤者毕集。程先生曾经受业于黄侃、吴梅、胡小石、汪辟疆、商承祚等名师门下，这样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是令后辈学子望尘莫及的。后来尽管在文革中遭受困厄，学术生涯一度中断，但因为有早期打下的扎实的学术功底，加上孜孜不倦的努力，遂有了程先生晚年的辉煌成绩。 有趣的是，程先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的，也因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他相信自己无论选择哪一专业都能够学有所成。他说，如果当初学了化学，“成了戴（安邦）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这等志气实在令人敬佩。 接受现代教育（节录） 1928年的秋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二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1932年8月我升人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常常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悯的问题。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门徒，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受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他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果（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头表达力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金陵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看，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问的态度，教会学校的那种严格的那种严格对我大有好处。我1978年回到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有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已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法律，便都是自已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令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位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莹、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 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我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做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五毛钱一千字，一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发表了，十二块钱，差不多一个牛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六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八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 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一个月有个五、六块钱，最好有个十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那时我父亲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我不可能得到家里的接济，所以我就向各种地方投稿。我也写小说，写小说的最好成绩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 了。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学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那个时候已经同沈祖蔡恋爱了，想结婚了。她是研究所毕业，我是大学毕业。我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的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到燕京大学去，到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锤翰这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他们审查了我的作业，说你的英语不行，过来补一年英语，第二年录取你。当然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洪业，还有陆侃如他们，当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给黄季刚、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讲起。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份上就很占便宜。的确是的，比如任老(二北)是我的前辈，但他同我说起来是师兄弟，他写信给我也是这样称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