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1906—1996）江苏省丹阳人。曾先后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和上海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曾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备受迫害，1978年后又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大名誉校长。1983年匡亚明写信给中央提出了在国内重点投资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建议，他的这一思想被中央采纳。1991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晚年主持编写大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校长二三事 　　匡亚明同志任南京大学校长与名誉校长，自一九六三年起，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今将我所知道的若干事件略作介绍，寄托我怀念老校长的一份心意。 　　我自一九五九年起由研究生改为助教，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自八十年代后期起又帮助老校长编辑《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因此一直称他为匡校长。这时他年岁大了，大家都称他为匡老，我却仍不改旧习。但他最希望人家称他为同志，这是参加革命七十多年长期培养而成的一种感情和习惯。 　　他来南大之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学校里仍然困难重重。教学用房困难，教师住房困难；比之其他学校少评了一次职称，好多本该升为讲师的年轻教师仍为助教，而且据说南大教师的工资也比其他学校要低一级，这又必然会给南大师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增加负担。匡校长到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问题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着手解决问题。在一九六四年，补评了一次职称，百余名助教升为讲师，从而与其他学校拉平了差距。 　　匡校长还抓紧解决用房问题，在高教部的支持下，兴建了面积较大的教学大楼，以及几幢学生宿舍，并在校园内铺设柏油马路。以前南京大学校区内都是沙砾铺的道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师生在活动，条件之差不难想见。经过一系列的抢建之后，情况有了改观。 　　但当时正处在极“左”思潮的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六四年时，已经不大可能有所作为，事后大家感叹，匡校长能发挥作用的时间太短，如果能更多的时间，让他有回旋的余地，加上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南京大学的情况必然会有更大的改观。　　“文化大革命”陡起，康生代表“中央文革”首先点他的名，匡校长一家随之陷入了苦难的深渊。那些所谓造反派的残暴，出人想象，真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录。一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人反来复去地去“抄家”，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一家人困居在阴暗的地下室里，长达数年之久。我们教师常说，如果不是他胸怀坦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就无法承受这样残酷的折磨。能活下来，且体质不受影响，真是奇迹。　　“文革”中期，造反派忙于内讧，无力再去看管“牛鬼蛇神”。“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便把匡校长安置在中文系的资料室中，但中文系资料室里的负责人也不敢安排他工作，于是他就抓紧时间学英语，因为这时他还没有资格多读革命书籍。　　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这么多不公正待遇，但我从未听他发过一句牢骚，发表过什么怨言。有位教师参加过审查他的专案组，在他复职后，颇感不安，还曾有过调走的想法，但后来看到匡校长毫无追究过去的表示，也就安下心来了。匡校长的这种作风，也使大家深感钦佩。　　“文革”结束，匡校长在历经磨难之后，终告复职。这时他看到的南大，是一片残破景象，于是他大力整顿教学秩序，建立规章制度，并为“文革”中被定性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文革”之前，他曾把化学系一位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树为标兵，因而遭到过重大灾难，认为这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突出事例。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使他更加深了对人才问题的认识，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培养人才和搜罗人才。这里就有好些生动感人的事例。　　就以中文系而言，今天能够发展到这地步，都与他不避风险，大力吸引人才有关。 　　匡校长商请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出任“文革”后第一届中文系主任。白尘先生党龄长，享有副部长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由中央组织部立案审查，当时还未作结论。这时请他出山，风险很大，但匡校长以事业为重，迎着风险上，特地请他从北京来南京就职。　　程千帆先生在某大学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一直遭到打击和迫害，后且被勒令“自愿退休，安度晚年”，被“下放”到街道上。一九七八年时，有人向我校中文系推荐，系里立即向匡校长汇报，匡校长经过调查，得知千帆先生确有真才实学，立即批示吸收，并命后勤部门申报户口，安排房子接待。当时该大学中还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张月超先生，得知千帆先生要回母校工作（千帆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建国后已与中央大学合并，改名南京大学），要求一起回来。月超先生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匡校长从他原来的老师处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一起接受。这一件事，办得极为干脆利落，可见匡校长办事之果断。　　程、张二先生一到我系，马上面临一个待遇问题，财务处要发工资了，究竟照哪一级的职称计算？因为千帆先生等在错划右派之后，工资大大降低，仅够糊口而已，后虽为之摘帽，但工资一直没有恢复。南大党委决定，每人先按月暂发一百五十元，但财务处仍感为难，此款不知从哪一项名目下支出？匡校长表示：从哪里支出我不管，但每月必须先把这一笔钱发下去，财务处也就照办。 　　当年旧历年底，中央下达甄别错划右派的决定，匡校长立即打电话给中文系总支副书记朱家维同志，要他立即赴程、张原任职的大学办平反手续。时届春节前夕，考虑到去也找不到人，于是改于次年初八前去。之前匡校长已让校办买好了两张飞机票，朱家维与保卫处一干部赶到该校，校方表示，程千帆平反之事不能考虑。磋商多时无效，朱家维等只能返回。匡校长乃将此事告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由他写信给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峰出面干预，千帆先生之事才能圆满解决。 　　凡是经历过这一段艰难岁月的人都能懂得，办成这些事情多么不容易。这时距离“文革”结束不久，极“左”思潮还未彻底肃清，人们大都心有余悸，一些经过折磨重新任职的人大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尤其是碰到有关“叛徒”、“右派”等敏感的政治问题时，更是顾虑重重，不敢轻易表态。匡校长在“文革”中遭受到那么多的迫害，恢复工作伊始，仍然保持他过去的作风，大刀阔斧地干。他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礼请于省吾先生出山任教，为吉林大学培养了大批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学者。至今又不避风险，为南京大学多方吸引人才。他常说，要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地方确是充分反映出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教育家的风范。　　白尘、千帆先生不负众望，努力工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培养了大批人才。我校中文系戏剧研究室和古代文学专业之所以能够争取到博士点，后者并成为全国重点学科，白尘、千帆两先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匡校长礼请他们来校执教，正是为国家挖掘人才。这种行动，受到教育界的一片好评。我想如果有大批的领导干部能像他那样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爱惜保护人才，那高教界定会涌现出更多的先进人才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