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发表了一本专著：《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国戏剧出版社），当时颇得学术界的好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新的生活感受常常迫使人再去反思历史，这反思叫我越来越觉得过去对陈白尘作品的经典性和现实性，我们的理解还相当肤浅。作为一位戏剧史的研究者，我有一种“欠债”感。这次《陈白尘文集》出版，主其事者曾约我作序，尽管迟迟至出版前不久才告诉我，但我想“还债”的机会到了，便欣然允诺。不料他们要赶在1997年底把书印出来，不想突破年度计划，而我又不愿仓促成篇，不得不作罢。想想与陈老二十多年的忘年之交，怅然若失之感铅块似地久久压在心头。 陈白尘的一些代表作（如《升官图》、《岁寒图》、《云梦断忆》等等）可以说既有经典性又有现实性。所谓经典性，是拉开时间的距离来讲，指他的作品经过历史的考验已经进入了“文化传统”，得到普遍的认同，在文学史、戏剧史上获得了一定的权威性。这种经典性，表面上看似乎是时间的赐与。但是时间老人从来不是对每一个作家赐与这一机缘的。事实上许多作品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就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即使因“御批”、“钦定”而红极一时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们或则与大众无关，或则于“道”于“技”均未提供什么新东西。与此相反，陈白尘的一些优秀之作尽管在解放前曾被官方查禁，却被历史擦洗得越来越有光泽。现在，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不能不讲陈白尘，讲陈白尘不能不讲他的政治讽刺喜剧，尤其不能不讲他的半个世纪之前问世的《升官图》。这就叫经典性。这种经典性不仅在国内得到了认同，在国外的汉学界也是得到承认的。最近一位韩国博士生来访，他的学位答辩论文就是陈白尘喜剧研究。如果把中国现代戏剧放在世界戏剧史的格局中去考察，要找到中国式的莫里哀或中国式的果戈理，当首推陈白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出于我们“贵远而贱近”的文化心态，也由于极左思想下对文艺之批判功能的漠视，我们自己对陈白尘却研究得很不够。 　有现实性的作品不一定都能获得经典性，但有经典性的作品一般都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现实性。所谓现实性，是面对当下生活来讲，指作品的精神内涵仍然有着顽强的、活泼的生命力，当它与当今社会现实相碰撞时仍能放出耀眼的火花，叫人觉得作者似乎在面对着“今天”、面对着“我们”说出他心灵的感受。《升官图》是40年代之作，讽刺的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之风。但去年为纪念话剧90年在宁演出反响仍然十分强烈。剧中有一句以“中国的特殊国情”为遁词替受贿之风辩护的台词，被误认为是导演针对当今现实新加进去的，某领导要“查一查”，结果一查原著就有。只要腐败之风不绝，《升官图》就永远叫人觉得是指向现实的。高明而清廉的政治家将会欢迎此剧发出的那种令一切贪污受贿的官僚心惊肉跳的笑声，而惧怕《升官图》在今天演出，难道不是出自一种贪官心理吗？ 把陈白尘作品的经典性、现实性结合起来考虑，我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往往是浅尝辄止或者是讳莫如深的：第一，陈白尘作品中那种强烈的喜剧精神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深远意义？其历史的、美学的价值何在？第二，陈白尘作品中那种强烈的“刺官”意识即一贯的批判官僚政治的精神，其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何在（单从题目看，他的作品如《升官图》、《新官上任》、《天官赐福》等，就离不开个“官”字）？第三，陈白尘在把喜剧的斩妖伏魔之剑刺向腐败之官的同时，他还经常以悲剧的情怀歌颂中国知识分子抵拒物质诱惑的坚贞自守精神，抨击文化人见利忘义、失节移志的市侩主义，这种文化守护主义与人文精神（如在《岁寒图》一类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今天处在市场经济包围中的文化人来说，有什么启发意义？对这三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当八卷本《陈白尘文集》出版发行的时候，我把这些问题再次提出。我想，我们在对陈白尘作品的新的解读与阐释中，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回答的。 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