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老辞世后，我去看望匡老夫人丁莹如教授。她向我讲述了匡老发病之际仍然牵挂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些情景。我对她说：“匡老是为《评传丛书》耗尽了最后的心血。如果不是这套丛书，他的晚年也许会活得更安逸一点，更长久一点；然而，如果不是这套丛书，他的晚年也就不会如此充实，如此的有意义。”丁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答道：“是这样。”　　对我国悠久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是匡老的宿愿。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愿望历经40多年，一直未能实现。匡老每与我议及此事，便感慨不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拨乱反正，全面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学术研究也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宏观环境。对此，匡老十分欣喜，更十分珍惜。1982年，他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职务后，便立即把这一酝酿40多年的设想付之实践。短短几年间，他不仅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著《孔子评传》，而且着手筹措通过“人物评传”的方式，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和总结的宏大工程。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阶段的辉煌冲刺。他不顾年逾八旬的高龄，亲自登门，多次向中宣部、国家教委、江苏省委等领导机关申述自己的主张，呼吁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频繁地组织和出席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广泛地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他奔波于全国各地，遍访专家、学者，共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盛举。　　对于匡老这种急切的心情和只争朝夕的作风，开始我并未能深切地理解，只是认为，这是老人多年的愿望，“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加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紧迫自是情理之中了。后来，在和他越来越多的交往及深谈中，我才深深地理解他这种“迫于使命”的急切心情。人的一生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辜负的，而最不能辜负的，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匡老正是把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学术研究工程，与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紧密相连。他思考历史，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改革开放给长期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他衷心拥护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国家的兴旺而欢欣鼓舞。同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使他预感到，如何科学评价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又一次摆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特别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更加引起了他高度的警惕。他在给省委的信中写道：“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不能回避而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他明确地表示：“将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央的方针，对历史文化，批判其消极的东西，吸取其积极的因素，以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来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古为今用’和‘继往开来’，以便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健康贯彻。”后来，思想理论界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他的远见和卓识。　　作为一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匡老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高屋建瓴，洞察秋毫，但同时他也反对简单粗暴地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他始终认为，学术问题，应该通过学术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又长期从事领导工作，但在学术界，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的学术工作者的位置上。他勇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和让步，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和谦和的态度对待学术上的争议，包括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批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通过《丛书》的工作，把一大批在中外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吸引、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的学术群体。　　从80年代初开始，因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工作，我有幸经常地与匡老见面。每次见面，几乎没有第二个话题。一谈起民族文化及《丛书》的事情，他便神采飞扬，兴致盎然。他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许多真知灼见，使我深受教益，特别是他关于传统思想文化中蕴涵着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见解让我耳目一新，颇受启迪。他晚年的喜怒哀乐，几乎全与《丛书》有关。《丛书》工作进展顺利时，他怡然自乐；遇到了障碍时，便焦急不安。可以说，从80年代初始，到他去世之日止，十多年间，他魂牵梦绕的就是这套《丛书》。他多次对我说，他绝不当挂名的主编，他要审定《丛书》最后一部，并亲手签发付印，才算尽到了责任。为此，他顽强地与衰老和病魔抗争。自1993年后，他连续经历两场重病，竟能奇迹般地康复。1996年5月，当他以九十高龄携已出版的《丛书》(50部)来京召开座谈会时，见到他的人无不惊诧不已。　　十多年来，为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老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在和他的交往中，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在老人那瘦弱的体内，何以有如此充沛的活力?在历尽沧桑、屡遭磨难之后，老人何以能永葆如此纯真的童心?我默默翻阅他送我的《求索集》，重温十多年来他给予我的教诲，一步一步走入了老人的内心。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中，他关心的岂止是这套两百卷的《丛书》，他魂牵梦绕的，始终是他青年时代投身，并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振兴。　　此刻窗外星光闪烁，万籁俱寂，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老人那颗仍在“砰砰”跳动的、滚烫的忧国忧民之心。　　匡亚明教授是我大学时代的校长。在校时，我只是他成千上万弟子中的一个，无缘单独向他请教。想不到离开校门近20年之后，竟能常常聆听他的教诲。十多年来，他为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师长风范。　　我不敢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　　我会以是他的学生而自勉。　　　　1997年5月29日深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