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绵长,德音难忘——追记南大中文系几位名师
发布于:200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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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亭(学记团) 南京大学中文系甫于去年九月度过了她的九十华诞,一时群贤毕集,盛况空前。回顾这煌煌九十载风雨历程,在那或坎坷或平坦的路途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著名学者的身影,我们还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今日南大中文系的深远影响。谨以此篇追忆性的小文,一窥中文名师的风采。
陈中凡:清晖照我衣
中凡先生平生特喜“清晖”二字,他将自己的寓所题为“清晖山馆”,其著作亦以“清晖”为题:《清晖吟稿》、《清晖说诗》、《清晖山馆散文集》、《清晖山馆读画记》等。阮籍诗云:“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谢灵运亦有诗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约略可知“清晖”所指乃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自然清光,代表着一种清亮淡雅、清心少欲的潇洒境界。中凡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境界,为人如无尘之镜清亮可鉴,平生淡泊于名利物欲。
1913年中凡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留校任职,曾加入蔡元培先生发起的“进德会”,该会主张“六不主义”,中凡先生取其中三条奉为一生之准则,即不做官、不纳妾、不吸烟,自称从此养成“超政治”的思想。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凡先生对“不做官”这一条始终坚持如一,尽管过程中受到诸多干扰,中凡先生却丝毫未有动心,甚至不惜为此得罪当权。1925年1月,时任教育部长的易培基曾电邀先生出任教育厅长,先生辞而未就。1934年,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特地约见中凡先生,欲聘其为省教育厅长,中凡先生素知陈果夫为人,对其颇为反感,便连寒暄客套之语亦不屑为,当即不留任何回转余地的拒绝了省主席的“热情”邀请,令陈果夫十分难堪。
中凡先生虽一生排斥为官,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忧国忧民,关心国事民生,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在镇江承志学校读书时就曾参加“光复会”,后又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如此,中凡先生为人师后还十分注重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的熏陶。任职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期间,他特地延请李大钊同志来讲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使学生们得以及时接触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及动态。“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凡先生在课堂上传播了北大学生结队游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鼓励学生们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去,这其中不仅含着中凡先生对爱国运动的真切支持,更体现了他对男女平等思想的真正接受,在当时来说实属不易,以致七十年后当年女高师的学生回忆起这件往事仍深深感激中凡先生的教导之恩。抗战爆发后,中凡先生更是责无旁贷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创作了许多诗歌声讨日本侵略者,与友人往来书函亦时时提起“国难方殷,同仇敌忾,还我河山,重聚金陵”。
中凡先生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等十所高校,一生执教六十五年,清名广布,桃李满园。他给予学生的不仅是学术上的传授,更有立身行事上的表率。无论在哪所高校,中凡先生都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时延聘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进步学者来校授课,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却遭到了反动政府高教司的警告和干涉,但他无所畏惧,坚持原则,最终被迫辞职,离开了暨大。对于他的师长、朋友、学生,中凡先生总是不计个人得失的给予最无私的帮助。刘师培先生晚年贫病交困,幸得中凡先生多方周济,刘先生病逝后中凡先生又出资为其料理后事。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中凡先生更是付与了慈父般的关爱,不仅从经济上,更从精神上给予重要的帮助。对于中凡先生不畏强权、无私助人的种种事迹,他的学生们从未忘怀,时时念及,可知中凡先生之“清晖”已然遍洒世间,有所传承。
程千帆:奇崛纳平淡
千帆先生曾说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或许会有人不解,然而对先生稍有了解的人即会明白,这“单纯”二字原是人生极难达到的一种境界,乃是源于心地的纯良,不受外界的侵扰,过尽千帆而仍坚持为人之本。
千帆先生为人耿直不阿、敢想敢说,即便明知是得罪人的话,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说出来,哪怕因此获罪亦无所畏惧。在1957年“反右”中因言获罪的千帆先生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不改初衷,知无不言。王淮冰先生在他的《明月清风,何劳寻觅——一代学人程千帆二三事》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千帆先生从武汉调到南京后不久,被推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他不满于“说了白说”的会风,在一次会议上,他满怀激情,以他浓重的湘音严肃地说道:“如果这种‘说了白说’的会风不改,我就不来开会。可以把我这一份住宾馆食宿等等的费用省下来,拨作教育经费,让农村多几个孩子进学校读书。”程老发言完毕后,还特地关照记录人员一定要如实上报,刊登会议简报,立此存照。这一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令王淮冰先生印象深刻,记忆至今,他感叹道:“单纯如程老者,乃党之诤友也。”
千帆先生曾说“学问为天下之公器”,对于自己的学生们,他总是将自己在学术上辛苦钻研而得的成果倾囊相授,从不藏私。不仅对于自己的及门弟子,一些非本专业的学生还有老师,有时甚至只是仅有过一两封书信来往的学术后进,千帆先生亦给予足够的关怀,毫不吝啬的将自己的藏书借给、甚至送给学生。朱寿桐老师曾提及自己书架上有一批珍贵的书籍,即系千帆先生所赠。千帆先生与朱寿桐老师虽同在一校,然隔行如隔山,平素交往甚少。深秋的一天,朱老师却意外地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一本书名和署名都很陌生的新书,打开发现扉页上有千帆先生潇洒飘逸的题字:千帆转寿桐先生,方知此书由来。此后,朱老师又陆续收到了千帆先生转赠的书籍。原来这些书都是千帆先生的老友们所赠,千帆先生考虑到也许于朱老师会有所裨益,便主动将书转赠。千帆先生作为学术上的老前辈却这样主动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关心后辈,尤其超越了学术的门户之见,宽宏博大的心怀令人肃然起敬。
千帆先生的单纯还体现在他对名利的淡泊与从容大度的人生态度上,在他给周勃先生的一封信中曾谈到:“老子主张守静,庄子主张达观,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也不想和别人计较(虽有时也不免)。我同陶芸结婚后生活得很安静,根本的一条是知足,我刻了一方图章叫‘残年饱饭’。这是我生活的全体。”从这番话里我们看到一个眉目慈祥、内心充实的老人娓娓地叙述着他的人生,从“残年饱饭”里可以体会到些许的沧桑,还有隐于其后的长达二十年的苦难的磨砺,然而更多的是对苦难的超越,是真正的知足而安、知足而乐。1978年“四人帮”粉碎后,年过花甲的千帆先生受到匡亚明校长的邀请由武汉来到南京,重登讲坛。此时他想的最多的是要以有生之年尽力去弥补失去的二十年光阴所带来的损失。虽然年岁已老,身体羸弱,但千帆先生始终保持着焕发的精神,以惊人的毅力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蒸蒸日上,一批后起之秀迅速崛起,而他自己则发愤著书,写出了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
在《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的扉页上印有一张照片:轻风吹动的淡紫色的窗帘,老式的藤椅,光洁的桌面,千帆先生着简单清爽的白衬衫,慈霭地笑着,眉目之间尽是平和之气。于是想起千帆先生的另一方图章,是王得一先生所刻,叫“奇崛纳平淡”,我想,这五个字或可作为千帆先生之“单纯”二字的最好注脚。
陈瘦竹:大智、大仁、大勇
瘦竹先生于1947年来到南大,讲授现代文学。当时他是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但他很快以动人的语言艺术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学生的热爱,在讲坛上与胡小石、方光焘先生齐名。
瘦竹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的双眼患黄斑部变性,读书写字都得靠高倍放大镜,讲课时便无法依靠讲稿而全凭记忆,所述引文竟能一字不差。
瘦竹先生一手创立了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解放初期的南大中文系在古代文学专业拥有胡小石先生、陈中凡先生、汪辟疆先生、罗根泽先生等一大批著名的老一辈学者,实力雄厚,相比之下,现代文学的师资力量就比较薄弱,除方光焘先生外,几乎是瘦竹先生一人独撑大局。而如今,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基地,其间瘦竹先生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人人当永铭于心。瘦竹先生晚年双眼近乎失明,但他依然不放弃学术的追求,先后整理出版了《现代剧作家散论》、《论悲剧与喜剧》和《陈瘦竹戏剧理论文集》等著作,推动和发展了中国的悲喜剧理论研究,为构筑中国现代文学的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瘦竹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对学生倾注了无限的心血与关爱。不仅在学业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更对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婚姻、经济状况等关怀备至。瘦竹先生对于学生的爱是深挚感人的。他的学生侯镜昶英年早逝,瘦竹先生感受到剜心般的伤痛,竟至在追悼会上顿足恸哭,在场之人无不动容。更令一些学生们没齿难忘的是瘦竹先生在“四一”学运中给予的真正支持。1948年底淮海战役展开,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山雨欲来,人人自危,许多教师出于个人安全考虑纷纷离校回家,只有瘦竹先生和少数一些教师仍留守学校,坚持授课。1949年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反政府游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归途中遭到特务及反动收容军的拦截和毒打。瘦竹先生闻讯,心急如焚,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积极营救。他去看望了被关在马厩里的学生们,挨个儿询问伤情,学生们如见亲人。而瘦竹先生自己却因此而被特务扣押,逼讯达数小时。
从瘦竹先生对学生真切感人的爱护中我们看到了他深情而善感的灵魂,正是这样一个感情深挚、敏于世事的人却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经历。瘦竹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被“抛出”的,抄家、劳改、批斗、拷问,肉体的折磨还是其次,精神上的摧残才是最大的痛苦。那时的瘦竹先生感到了“人生是何等的孤寂”,许多曾经的学生、友人、同事一时间形同陌路,三十多万字的笔记尽数被毁,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以瘦竹先生的深情与善感,他所感受的痛苦必定比常态下的衡量更多更深。然而,在平反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瘦竹先生从不将他的痛苦示于他人。而当他人有困难、有心事找他倾诉,他又总是给予最真诚的帮助。无论是文革中还是平反后,人们常常回忆起的竟是他爽朗的笑声与自若的神情。
1990年5月19日,瘦竹先生让女儿陈玫记下了他留给这世界的最后的话:
“生死是宇宙的奥秘,又是人生的大事。在离开尘世之前,能够超越尘世之见,进入无我之境,这可以说颇有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
诚哉斯言!
陈白尘:执笔到白头
对于南大中文系而言,与程千帆先生一样,陈白尘先生也是一位开创性和领军性的人物。1978年,白尘先生受到匡亚明校长的邀请,就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此后,在白尘先生的带领下,重建了戏剧研究室,把中文系的特色专业——戏剧学恢复起来,后来又建立了全国综合性大学中唯一的戏剧学博士点,南大戏剧学专业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一批批优秀的戏剧学硕士、博士从这里成长起来……这一切的一切,白尘先生都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戏剧作家,白尘先生可说是一个真正从心底热爱戏剧的人,他对于戏剧的深情与执着非常人可比。20余岁时他便立志:“我是一生想搞文学的。”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身心俱受重创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守自己最初的理想,一如磐石般无可转移。他曾对来访的日本戏剧家尾崎宏次先生说:“尾崎先生死死抱着话剧不低头,我也是死死抱着话剧不低头的一个!”
白尘先生的一生艰难坎坷,甜酸苦辣咸一一尝遍,这所有的生活的具体感受都融会在白尘先生的心里,然后通过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早年的白尘先生在战乱的年代里直面现实的黑暗与苦痛,创作了《乱世男女》、《大地回春》、《岁寒图》、《升官图》等等剧作,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中的《升官图》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如烈火狂飚般引起时人巨大的震撼。而晚年的白尘先生更是不顾身体日弱、工作苦辛,仍然笔耕不辍、壮心不已,写出了《大风歌》、《阿Q正传》这样的惊世之作。《阿Q正传》是白尘先生留下的最后一部剧作,姚远先生称其为白尘先生创作之“巅峰”,而这却是白尘先生在72岁的高龄下写出的伟大作品。甚至在重病缠身,听力视力都日渐衰退的情况下,白尘先生仍不放弃他的话剧事业。他喜欢与他的学生们以及戏剧界的同仁们畅谈戏剧,他希望中国的戏剧事业能蒸蒸日上,再创辉煌。他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在生活着、努力着。他曾说,中国的戏剧事业若不能振兴,他将死不瞑目。白尘先生的家人为了他的身体考虑,常常偷偷将报纸、杂志藏起,可他总是不能理解家人的苦心,一旦发现有重要的文章,再吃力也要坚持着一字字的细细读完。他还时时关心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为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当他听说凤章先生的报告文学《上告》由于揭露了徐州市沛县原县委书记强奸女画家之事而在徐州遭禁,一向嫉恶如仇的白尘先生不顾自己心脏不好,体内还植有起搏器,激动地拍案而起,当即要向省委去反映,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才肯坐下休息,即使告诉他事情已有所解决,他仍不能完全放下心来。青年剧作家、也是他的学生姚远的舞台剧《李大钊》在电视上播出,一向不看电视的白尘先生硬是坚持着看完了演出。而更令人惊讶的是,85岁的白尘先生竟再度拿起笔来,写下了一千几百字的纪念文章,还为《陈白尘文集》拟就了目录。
白尘先生晚年总是有时不我待之感,他不能忍受时间的白白流逝,恨不能“索性将蜡烛两头点燃”,他甚至说:“我即使是一撮药渣,也要再挤出点药来!”白尘先生辞世后,阿甲先生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其中正嵌入了白尘先生的名字,而这两句话也正是白尘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更是他以生命践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