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着精彩的人生，却是最平实的学者。他获得过诸多荣誉，却有颗淡泊的心。他铁骨铮铮，却也不乏柔情脉脉。他就是今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陈懿教授。
冬日的一个下午，笔者走访了陈懿教授。他的办公室很小，书橱中唯一的展示品是他所领导的科研组获得优秀学科梯队的奖状。简朴的摆设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曾担任过南大代校长和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的中科院院士工作的地方。
教学：讲求实效，先要会“说书”
陈懿生于福建的一个书香门第，小学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老师多是大学毕业或留学归来者，父母和老师对他要求甚严。他1951年考入南大化学系，1955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胶体化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初上讲台的陈懿铭记着著名物理化学家李方训先生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登上讲台至少要掌握三倍于所授的知识。他全力投入教学，认真学习前辈们的经验。他深知，作为教师对自已所讲授的内容力求精通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得有兴趣，愿意花时间去学。而怎样做到这一步呢？他从名家说书中得到启发。陈懿很好奇，为什么一些名家说书会场场爆满？他想如果教师讲课也能这样，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那么再难的内容也会学好。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坚持去听了一段时间说书。从中陈懿体会到名家说书常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容的精炼、语言的优美、上下转承的契合、引而不发的悬念，这些都是值在教学中得借鉴的。为此，他每次授课必反复修改教案，力求常讲常新，总是三易其稿，一稿全文，二稿修改，三稿提纲，最后脱稿上台。
结合自身经历，陈懿谈到本科教育阶段以及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他认为“名师出高徒”、“教不严师之惰”这些古语都是有道理的，好的老师对学生优良学风的形成，甚至一生的发展都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深情地回忆了自已做学生时，在南京大学有幸得到多位名师的指导。当时，不仅本系的基础课是由一批化学界的名师如李方训、戴安邦、高济宇、倪则埙、李景晟、陶桐、傅献彩等教授亲自传授，一些外系课程也常由相应学科的名师传授，如程开甲教授的理论物理课，时钧教授的化工课等等。当年，这些大师正当盛年，他们的联袂登台真可谓是五彩纷呈。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陈懿，他学到的远不只是业务内容，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和治学态度。后来他在担任系主任时，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经常邀请国内外名家为学生们开讲座，包括请诺贝尔奖得主来校介绍指导学生化学实验的经验。
科研： 立足创新，学会搞“修正”
陈懿认为搞科研要立足创新，要学会搞“修正”，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探索未知。他说：“如果你做了半天只是证明别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还有做的必要吗？必须要创新，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而不是人云亦云。” 他常对课题组的同事说，不可迷信文献，不要迷信教科书。他要求教研组的同志必读美国《化学教育》杂志里的一个栏目——“教科书中的错误”，在领导科研时他也时常提醒同志们要发扬南大的学风，求实、创新，而不能只是“论证”。
年轻时的陈懿是个做事情认真、执着、踏实、稳重的人。在他刚留校不久的时候，系里就通知要他到东北去向苏联专家学习。那个年代，学苏联是令人向往的事，可是他却出乎意料地谢绝了。理由很简单：“我刚毕业不久许多东西都还不懂，特别是实验室的工作，在这里学都来不及，去那干嘛？”他的想法得到了李方训先生的认可，李先生让他参加了自己主持的热力学经典名著的读书讨论活动和有关电解质溶液的研究工作。就这样，陈懿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之路。文革期间，他带领学生在南京催化剂厂“学工”，结合实际问题开始了氧化物催化研究，从此锲而不舍地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
自八十年代初起，陈懿和科研组的同志们用15年左右的时间，提出并充实了能够定量地描述氧化物与载体间相互作用的模型，这是他在氧化物催化剂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定量描述，对微观机制的认识和所得结论的普适性等方面都较深入地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解释了此前文献中未能说明的一系列重要实验结果，对负载型氧化物催化剂的设计和制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又用十多年左右时间研究了合成超细非晶态合金的化学反应机理。从研究反应机制着手，阐明了水溶液中制备过渡金属与磷，过渡金属与硼的超细非晶合金等复杂化学反应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类合金组成和粒度的可调控制备。通过研究固相合成铁硼非晶粒子的反应机理，避开水解得到水相法无法取得的高硼含量、性质独特的Fe-B非晶合金。这些工作为有关催化材料的制备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纳米材料研究热潮的兴起，九十年代后期，对科学前沿高度敏感的陈懿带着课题组又开始了超（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细尺度复合氧化物的催化性能研究，探索纳米尺寸混合氧化物催化剂的独特性质及其应用，并逐渐将研究扩展到介观化学这个广阔的跨学科领域，2004年他和江元生院士一起发起、组建了南京大学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迄今，陈懿已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被引用1300多次，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五项，十多项授权发明专利，在诸多学术组织担任领导职务，1997年经中国化学会推荐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为促进我国催化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陈懿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八十年代初开始，他与中外著名学者一起组织了中日美催化会议，后来发展成为亚太催化大会，他代表中国任国际催化协会理事，积极向国际上介绍我国催化研究成果，多次应邀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国外著名高校和公司作大会报告或邀请报告，2000年被聘为催化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刊物Journal of Catalysis的编委。
管理：开拓进取，有“舍”才有“得”
大学期间，陈懿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管理和组织能力初露锋芒。1977年他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大学科学规划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期间，表现出色，其突出的能力为他赢得多方赞许。1983年，南大化学系老主任戴安邦先生举荐陈懿接任化学系主任，走马上任后，他带领一批人将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理念运用到化学系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上，大胆改革，推动了化学系的全面发展。笔者曾看到一段戴安邦和高济宇两位院士联名对他的评价：“在他这一辈人中，从科研教学两方面看，陈懿均属于佼佼者之列，更为难得的是他既识大体顾大局，工作踏实，致力团结奉献，又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国际合作交流中所必需的素质和技能，这在组织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中已有突出表现”。
1988年，陈懿应南大校长曲钦岳院士的邀请担任副校长一职，他们为学校深化改革，提高办学水平而通力合作，被人喻为“黄金搭档”。陈懿在任的八年多，是南大困难多，但也是发展快的时期。他和校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一起，带领全校学术和管理的骨干同甘共苦，群策群力，从南大的实际出发，知难而上，不断开拓进取。例如：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基础学科中SCI文章的重要性，随后强调要注意刊物的影响因子，并把这方面的考核与职称及学位评定挂钩，通过这一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南大的学科建设和中青年队伍成长；他从学校实际出发，率先改少年班为强化班，强调按素质取才，通过强化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探索一种择优培养、打破专业、夯实基础、拓宽口径的全新培养模式；他提出，南大要发展必须要“开源节流”，在他的倡议下，南大首创了国内第一个高校发展委员会，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广泛联系，有效地增加了自筹资金的渠道……
为了学校的发展，陈懿付出了大量心血，还要尽量挤时间兼顾业务工作。有人说他“做校长所失大于所得”，对此，陈懿很坦然。他说：“有同志认为管理、业务、身体三者只能顾其二，那么看来也只能照这顺序来办。管理事关全局，承担了就必须负责到底，其它两方面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我也在尽量的兼顾，我把管理工作之余一切可用的时间都投入到科研中了。所幸我有一个很团结的科研组，他们都能理解我、体谅我。为了配合我的时间，我们经常在平时开夜车、周末加班，虽然累些，但工作能不断取得进展是最大的乐趣。”管理工作和科研业务上的发展，让他“丢”掉了身体。他当代校长没多久，就切除了胆。他风趣地说：“胆是没了，不过没了胆也就更大胆了。做人关键是要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尽心尽职，待人以诚，顺其自然。”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管理，陈懿都一丝不苟，不管是谁犯了错误都坦率地批评。他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错而改，在必须处理时，他总是反复斟酌，富有人情味。陈懿谦虚礼让，常替他人特别是年青人着想，他曾在校学术委员会上提出：我们60多岁的人应尽量让年青人挑重担，让他们打头、让他们负责，他们有他们的需要。在发表文章时除全文由他执笔定稿的以外，他往往名列最后，包括经他反复修改的文章也常是博士生打头，副导师作通讯联系人。接受笔者的采访时，陈懿一再强调：“我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一定要报道，也请千万不要拔高，我不会因为有了院士的“帽子”就变成什么都会了，我还是原来的我。”
陈懿从代校长之位离任时曾感慨：“放眼南大，一草一木皆有情！”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学校的深情。从管理岗位退下的他仍密切着关注学校的发展，积极地献计献策，还担任华英文教基金会南大遴选委员会召集人和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工作。
陈懿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工作之余，他喜欢打桥牌，听京剧。现在，电脑则是他的最爱，因为通过网络可以足不出户就了解到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包括大量的专业期刊，还可以随意下载喜欢的京剧选段。陈懿有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夫人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提及夫人，陈懿刚毅的脸上顿露一丝柔意。他说：“我夫人性格极好，她为我的事业牺牲太多，我亏欠她太多太多。”
这就是陈懿院士，以诚朴和严实催化了精彩人生。(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