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概述

     （一） 开办经过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万民墨面，遭遇日寇的血腥屠杀和铁蹄蹂躏。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向重庆国民党当局建议“和平”（即劝降），公开投敌，成了汉奸。1940年3月30日，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汪伪国民政府接受其“教育部长”赵正平的建议——恢复中央大学。1940年4月，伪行政院通过在南京设立中央大学案，着手成立“复校筹备委员会”，命赵正平兼筹备会主任，并饬教育部拨发学校临时经费40万元，经常经费68万元，开始紧锣密鼓的“复校”工作。7月，成立招生委员会，分别在沦陷区的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招生。当年有三千多人报考，经入学考试，录取新生674人。8月底开学。校址初设于南京建邺路红纸廊（原中央政治学校内），校舍简陋，图书、仪器设备奇缺。

     1942年8月，迁至天津路金陵大学原址（1937年11月金陵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复利用金陵大学未及搬走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办学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建邺路房舍则改为附属实验中小学校舍。

     （二） 学校行政机构

     开办初期，学校设校长、副校长综理校务。7月即任命樊仲云（樊仲云，浙江嵊县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编有《新生命大众文库》。宣扬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俗称的“十教授宣言”。后追随汪精卫，摇笔鼓舌，先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首任校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发表读史随笔，借史为汉奸行径辩护，并译有日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钱慰忠为正副校长。但钱慰忠到职后3个月便辞职，以后也没有再设副校长。1943年6月，校长樊仲云被解职，暂由“教育部长”李圣五兼任，继而正式任命文学院院长陈柱为校长。1944年春，陈柱调离，由陈昌祖接手。短短5年间，校长一职走马换人更迭四届。

     校长下设教导长、秘书长各一人。教导长负责全校教学工作，下辖教务、训育两处；秘书长负责全校行政事务，下辖秘书、总务两处。

     1941年6月，撤销教导长和秘书长，改设教务、训育、秘书、总务四处，直接置于校长管辖之下。教务处设文书、编印课；总务处设庶务、卫生课。又将学校图书馆、农场管理处、实验中、小学校等，直接由校长管辖。

     （三） 学制、学生和教师

     一般院系本科学制为4年，医学院为5年(最后一年为临床实习)，专修科为2年。

     学生主要来自于沦陷区，绝大部分家境清寒，生活贫困，只身在宁，失去生活来源，只有靠在外面兼职当教员，甚至拉黄包车糊口。因此学校对正式录取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杂费及住宿费，教育学院和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学生还免收膳食费等。这些作法很有吸引力，曾一度使入学人数达到千余人。此外，学校还设有奖学金。凡学生学业、操行、体育三项成绩均在80分以上者，可获得甲等奖学金；其中两项在80分以上，一项在70分以上者，可获得乙等奖学金；其中一项在80分以上，两项在70分以上者，可获丙等奖学金。又规定：家境特困的学生，可以申请清寒补助金或工读生。凡申请者可免交膳食费和实验费，工读生每月还可获取生活补助费10元，但有名额限制，获补助金者全校仅50名，工读生仅为学生总数的1%，还必须遵守学校统一安排的服务时间。尽管如此，战争年代社会动荡，流亡学生无依无靠，转学或辍学现象严重，平均每学年的流失率高达10-15%。

     1944学年全校学生总数为940人，其中文学院70人，法商学院290人，教育学院75人，理工学院205人，农学院150人，医学院150人。（《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见插页国立中央大学各院系学生人数统计表。）1944年暑假，第一届本科生189人、专修科42人毕业；1945年暑假，第二届本科生227人、专修科11人毕业，两届本专科毕业生总共469人（据《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二届及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纪念刊》“本校概况”摘录。）。在校期间，他们身受或目睹了日伪的种种侮辱和迫害，满腔悲愤，勤学苦练，期待学成以后，报效社会。后来，这些在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离校后服务于海内外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有的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成为科学家、院士，有的成为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为社会默默地作出贡献。

     师资严重不足，一直是困扰学校的难题。学校因此到处招聘人才。教授、副教授（包括兼任）人数扩充到110人，讲师（包括兼任）39人，日籍教员15人，并增聘德籍教员1人。其中如文学院的龙沐勋、钱仲联，农学院的陈嵘、邵德馨，理工学院的陈善晃，教育学院的钱仁康等，也都学有专长，比较知名。然而，各学院教师甚至院长都极为不稳定，频繁进进出出，教学和科研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医学院院长一职，5年中十易其人；教育学院院长是七易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