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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训的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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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有训的办学理念

1945年8月,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接长中央大学,他是抱着为母校服务的热忱来上任的。

(一) “不愿做校长”的校长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1920年毕业。1921年冬,考取江西官费留美。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攻读期间,参与A.H.Compton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使康普顿效应进一步为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1927年,康普顿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吴有训的研究对康普顿效应所作的重大贡献,国内外的有些物理学教科书将它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1926年秋,吴有训婉言谢绝了康普顿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任教于中央大学。192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30年代初,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X射线研究室,根据康普顿、拉曼等的理论,从事气体对射线散射之计算的研究。并进一步把X射线在单原子气体中散射的公式推广运用到多原子气体散射的研究,计算出某些双原子气体对X射线的强度。这项研究是吴有训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的发展,受到广泛重视,成为我国开展近代物理实验的先驱。后因抗战爆发,实验被迫终止。

抗战胜利,吴有训单身一人从昆明来到重庆沙坪坝,他是以科学家身份出长中央大学的。对于这项任命,据其家人回忆,吴有训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深知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门面”,蒋介石曾担任过校长,无论是外部对中央大学的控制,还是学校内部派系的矛盾都相当复杂。对于国民党官场腐败深恶痛绝的吴有训,极不愿卷入矛盾中去;但中央大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吴有训的母校,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希望抗战结束后,自己的理想——“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能在母校实现。

吴有训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这项任命。作为科学家,他的想法比较单纯,认为自己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办教育、搞科学的,于是,他为自己立下了“办教育而决不沉浮官场”,“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吴再生:《晚风习习忆亲情》,《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长校两年多时间,吴有训始终履行自己立下“决不苟同”的原则,曾向当局递交过14次辞呈,成为当时很有名的“不愿做校长”的校长。

    (二) 只凭着“为母校服务”之心

正值八年抗战结束,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中。吴有训走马上任来到中央大学,在对师生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大,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当时,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繁重的复员工作。他必须同时做好南京方面校舍的接收、修复、使用安排、设备添置以及重庆方面的搬迁准备等,为此,他两次亲赴南京办理有关事宜。由于他的精心擘划,千头万绪的搬迁工作才有条不紊地进行,充分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和知人善任的作风。1946年秋,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12 000多人,图书仪器设备4 700余箱及私人行李近万件顺利完成复员,返回南京。

长校期间,吴有训以其清廉处世、淡泊名利的品德和正直的人格,博得中央大学绝大多数师生的理解和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不但有地位,而且配有花园式洋房、小汽车、厨师及全套勤杂服务人员,可吴有训夫妇始终不肯接受这些待遇。将花园洋房分给几位教授居住,自己一家7口挤住在中央研究院两间宿舍里,两家人合用一个8平米小客厅。平日里,吴有训是布衣长衫,到学校、进教室都是步行,很少动用公家小汽车,对官场的应酬大多谢绝,以致有一次被传达阻在教育部的大门外,解围后,传达唯唯而退,口中还念念有词:“别的校长西装革履,这位校长兰布大褂;别的校长小卧车来,这位校长走路来,不知!不知!有罪!有罪!”(廖延雄:《忆吴有训先生》,《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吴有训厌恶鄙视官场上的庸俗恶习,始终保持着他那“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大学教授的清苦生活。有一回,一位手持行政院长孙科亲笔函的说情者来找,吴有训毫不客气请他转告孙院长“学校不是官场”。1946年冬,吴有训夫妇回江西老家为父亲安葬,蒋介石曾派人送来一笔钱,被谢绝了,去江西的费用完全是自己预支的薪金。他的孩子因家中住房紧张,都是住读在中央大学附中。他要求孩子勤奋读书,正派做人,生活、学习都与广大清贫学生一样,在校三年,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校长的子女。

吴有训的人格、学问,赢得师生的衷心爱戴。当吴有训准备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之机,辞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出后,校园掀起阵阵挽留的浪潮。在一次欢送会上,学生代表递交了一封有4?000学生签名的赠别信,信中赞扬吴有训“呕尽心血,擘划经营”,使学校“日上,学术地位益形巩固”,对吴有训表示“无上之崇敬”,恳请他“早日返校主持校政,此不独全体同学之切望,抑亦我校亟需师座之领导。”(戴佳臻:《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吴有训》,《吴有训》,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152页。)

曾被吴有训聘为教务长,后为南京大学副校长的高济宇说:“吴校长的学问、人品均属上乘,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高济宇:《校事琐忆》,《高教研究与探索》1988年第2期。)

(三) 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教学与科研并重

吴有训是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来到母校的,他深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一个与之共同奋斗的群体,有一所高水平的学校,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在国家学术独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办学中,吴有训总是反对知识界难免的“门户之见”,始终把聘请学术造诣高的教师作为首要任务。复员初期,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吴有训凭借自己在科技、文教界的声望,积极组织延聘。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央大学请到一批知名学者,如古希腊哲学家陈康再度回到中央大学(抗战期间因不适应重庆气候,去了西南联大)、我国原子能研究开拓者之一的赵忠尧、地质学家黄汲清、教育学家陈鹤琴、翻译学家罗大纲、史学家罗尔纲等,这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充实教学第一线,为中央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更上一个台阶创造了条件。

吴有训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这就要求大学教师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在这方面,他本人就是一个范例,如在讲授《近代物理学》课中,将当时物理学界科研的最新进展X射线学引入课堂,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讲授,使教学本身有了更丰富、更新颖的内容,也让学生了解到物理学研究前沿,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倡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作为我国早一代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曾以精湛的实验技能,做过许多重要的物理实验;同时,对于实验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对那些不注重实验的“科学”,吴有训斥之为“妄谈科学”或“空谈科学”。他常要求学生说:实验物理的学习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

复员后,中央大学的科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在吴有训的主持下,物理系新建了原子核研究室,并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在九华山建立中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研究积累宝贵的经验和人才。

在加强教学、科研的同时,吴有训十分重视对外交流,他深知交流必须建立在增强自己科学研究实力的基础上。为此,他积极支持教授出国进修、考察,同时促成国外专家教授来华访问讲学。这些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引起同行们的注目,为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和扩大学校的声誉产生极好的推动作用。

(四) 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

吴有训认为:“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惟一目标,否则就应该关掉。”(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作为一校之长,应尽力将尊重和发挥师生在学校中的主体作用放在首位,他不搞过去“学府皇帝”、“听差制度”的官僚作风,取消了学校原来规定的每周“精神训话”等繁琐形式,要求着力于教学、科研,营造更浓的学术气氛,并提出中央大学应在安定中求得进步。

同时,努力强化教授会的作用,以行政会议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吸收教授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校长和别人一样,只能一人一票,以服从大多数为原则。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吴有训积极支持教授会的行动。允许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废除了长期沿用由训导处包办、间接选举学生自治会的规定,改为学生直接民主选举,为此还修改了学生自治会的组织章程,从而摆脱了被国民党、三青团操纵的学生自治会。这些管理学校的民主措施,自然受到师生们的拥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大学民主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认为是吴校长把民主作风带进了中央大学。

吴有训极为尊重和爱护师生,他家中坐客常满,每天都有教师或同学去拜访,一改过去见校长难、预约也难见的隔离疏远之感。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全国人民渴望出现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了反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推进政协会议,中央大学发起并组织了“一·二五”万人大游行,是抗战以来陪都重庆发生的规模空前的一次群众性运动。游行的前夜,学校得到当局可能对游行队伍镇压的消息,吴有训担心昆明“一二·一”惨案在重庆再现,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门前,他要亲自率领游行队伍向政协会场走去,同学们看见吴校长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军警无可奈何,谁也难以动手。事后,陈布雷转告了当局对吴有训的责备和不满,吴有训却愤愤地说:“这事我做了,我该做!”随即提出辞呈。吴有训向国民党当局做出了“决不苟同”的第一个姿态,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师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随后,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中央大学戒严令,向学校交出一张学生名单,训导长刘庆云在吴有训的支持下,代表校方断然拒绝,保护了40名青年学生。但吴有训的精神仍极度苦闷,强忍着种种压力,一再表示:“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

吴有训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对政治斗争知之甚少,但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绝不能让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到学校随意抓人,更不能让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受到残害。任职期间,吴有训曾向国民党当局递交过14次辞呈,他明确表示:“我做校长就得按我办教育的方针去做,不允许迫害学生,否则我就不做这个校长。”(吴再生:《晚风习习忆亲情》,见《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这种不买帐的态度,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

(五) 敢于同帮派势力抗争

复员回到南京,吴有训本想顶住政治压力,加大力度对校务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侧重点当然是民主办学。他认为只有让师生充分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之后,学校才能营造更浓厚的学术气氛,并创出学术成果。然而,国民党当局岂能容忍一位民主的校长?“一·二五”运动后当局的责备和不满;校内帮派势力互相勾结,校园成了“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把持的天下,他们利用“中央大学校友会”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自诩为“少壮派”,压制非中央大学出身的教授,而且垄断学校经费分配,凌驾校长之上,广大师生义愤填膺。吴有训深感宿愿难偿,以“三长专权,校长难为”提出辞呈,教育部迟迟不予答复。恰值家中老父未及安葬,便向教育部请假一月,拂袖去了江西。期满,续假不归。校园里传出吴有训辞职,教育部将派人来接任的消息,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反对,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前往江西慰留,欢迎“吴校长永长中大”。期间,师生们联合起来反对“三长治校”,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教育部连忙派员赴江西催促吴有训返校。蒋介石亲自电请:“兹校复员甫定,开学伊始,一切必须兄来主持,以立规范,务望打消辞意,即速返京,一切困难,必可为兄妥为解决。”(聂冷:《吴有训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下,吴有训返回学校。不可一世的“三长”只好辞职。吴有训重新聘请高济宇为教务长,刘庆云为训导长,贺壮予为总务长。提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求安定”的治校方针。新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终于使学校内的反对势力渐有收敛,师生们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学习和工作。

“五二〇”运动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遏制和镇压,吴有训忧心如焚,整天寝食不安,以致卧病不起,每天前去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有一次,当学生不在场的时候,吴有训对来访的客人说:“学生们个个身强力壮,志向远大,勇于面对现实,但现实偏偏这样腐败混乱,教他们怎能不愤慨,怎能不激动呢?”又说:“政治不改进,今后的学生运动,必然还要发生。”(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见《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

1947年11月,吴有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文教组织委员会会议。会后,赴美国考察、讲学。临行前,他向教务长高济宇透露:“不拟返国履职了”。因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他与政府有分歧,政府命令抓,他则主张放,始终水火不容,不能苟同,致使他处境十分困难。由于长期的积郁和劳累,从美国返回南京后,心脏病复发,经一再恳请,于1948年8月,获准辞职。后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任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