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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攀高攻坚 科学研究取得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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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攀高攻坚 科学研究取得硕果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技工作的新的要求面前,在“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引下,南京大学努力把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努力发挥综合大学学科齐全特别是基础学科科研力量雄厚的优势,坚持面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积极调整科研布局,组织科技力量,改革科技工作体制,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发展科技产业,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使科研工作获得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使南京大学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一) 贯彻十六字方针,端正科研方向

在80年代前期,南京大学就形成了“加强应用,注重基础,发展边缘,促进联合”的十六字科研工作方针。80年代中后期,结合重点学科建设,学校着力抓学科重点方向,抓重点科研项目,抓重点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和基地建设,在若干学科领域组织了一支支有创新精神和突破能力的“国家队”。接着,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又提出“基础+提高+发展”的新的思路。“基础”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学科较强的优势和特色,注重基础研究,长抓不懈;“提高”就是组织多学科的协同作战,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向世界科学前沿冲击;“发展”是通过延伸、综合,在新兴、交叉、应用学科领域取得进展。进入90年代后,学校在“211工程”建设中明确提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必须“两个接轨”的要求,即基础研究进入国际前沿,与国际接轨,向高科技延伸;应用研究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与社会接轨,出效益,上水平。由于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由于布局合理、方略得当、措施得力,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呈现新的格局和新的气象。

(二) 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研究中心的组织

从形成重点科研方向和组织稳定的科研队伍出发,南京大学注重抓好重点实验室以及跨系科研究中心的建设。

1.重点实验室建设卓有成效。

1984年,国家为了发挥和调动高校这一科研重要方面军的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推动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决定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分步建设一批开放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当年8月,国家计委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拨款998万元作为实验装备费。作为国家计委批准建立的全国首批10个重点实验室之一的这一实验室自1986年上半年即开始接受国内外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来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成为我国高校中首批对外开放的实验室之一。1987年10月22日至24日,该实验室顺利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验收。

1986年10月和12月,在南京大学又相继召开了全国配位化学重点实验室和全国计算机软件新技术重点实验室论证会,经过国家计委、科委、教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方面代表组成的专家评议组论证,确定在南京大学建立这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8年,在南京大学18个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同时,南京大学又有7个实验室被确认为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其中,物理系的“物理声学实验室”、地球科学系的“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实验室”、生物化学系的“医药生物技术实验室”、环境科学系与同济大学工程系合作建立的“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实验室”被确认为备选国家实验室;天文系的“天文资料分析与计算物理实验室”、大地海洋科学系的“海岸滩涂与海岛开发实验室”和大气科学系的“中尺度灾害天气研究实验室”被确认为备选国家专业实验室。1990年底,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又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

南京大学拥有的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总数达到10个(其中一个与同济大学合建),在全国高校中仅次于清华和北大。

此外,南大还建有计算中心、现代分析中心、教育技术中心以及90多个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拥有仪器设备1万台件,价值16亿余元,形成了较为系统,相互支撑的教学、科研基地。

2.科研的联合与跨系科研究中心的组织

经过80年代相对集中的发展,科研机构相继建立,至1996年,全校共设有研究所、室62个,其中文科研究所、室34个,理科研究所、室28个。

1984年以来,随着科研工作从面的铺展到向纵深推进,南京大学在科研机构建设上的重点也从单科性的研究所、室的建立,转向跨系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的组织。这些研究中心一般没有固定编制;但其中有的研究中心是由原来的研究所、室发展而来,或因有稳定的和长期的研究任务而拥有一定的固定编制人员,实际上也是一种科研实体。

1984年后主管科研的王德滋副校长曾撰写专文倡导高校科研的联合,提出“联合才能形成科研优势,联合才能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和重大的理论突破”。他认为高校的科研“有两种形式的联合:一是学校与生产部门、科研部门之间的联合,形成教学、生产、科研联合体;二是学科之间的联合,既有校内的,也有兄弟院校之间的,形成学科联合体。”(王德滋:《论高校科研的联合》,《高教研究与探索》1984年第3期。)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石油和天然气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既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组织了来自地球科学、物理、声学、数学、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合作研究;又是一个南大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石油部)合建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联合体。由“中心”牵头,先后与胜利油田、华北油田、新疆油田、柴达木油田、江苏油田等签订协议,承担油田研究项目57项,其中“七五”攻关项目17项,“八五”攻关项目16项,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下扬子区盆地逆冲推覆—滑脱构造的发现及油田勘探远景预测”研究获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有关“塔东北地区”的三个“七五”项目均以“优秀”通过专家鉴定,其中一些成果被塔里木油气勘探生产部门采纳。

1986年以后,石油和天然气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非线性动力系统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天文及天体物理分中心、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等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至1996年,共建有37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

3.从“网络系统”到网络型的研究中心

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发展,要求人们冲破学科、单位、地域的束缚,建立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科研联合体。1990年9月,由冯端院士倡导,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牵头,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物理实验室、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实验室、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实验室、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离子束实验室和中科院表面物理实验室等,联手共建“凝聚态物理及相关学科重点实验室联合网络系统”。从1991年起,中科院半导体超晶格实验室也加入了“网络系统”。“系统”建立实验室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进行学术交流,组织合作课题,研究发展战略,向中央领导建议,联合组织高层次人才培训。先后举行“21世纪凝聚态物理研讨会”、“晶体生长机制和动力学研讨会”、“光折变晶体发展战略研讨会”和“红外非线性光学材料研讨会”。国家科委负责人肯定了这一创新,指出:“形成网络,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开展合作研究,是相关学科重点实验室发展的方向,值得提倡。要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前进,形成合力干大事。”

在这一“网络系统”基础上,经国家教委批准,1994年6月正式建立了“微结构科学技术高等研究中心”。“中心”由南大牵头,联合相关领域的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涉及南大、复旦、山大、科大、东大等5所高校和中科院有关研究所),构成了复盖凝聚态物理、合成化学和材料科学的,拥有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14人、博导35人及百余名青年学术骨干的科研队伍。“中心”从基础研究着手,通过交叉、延伸,研究开发微结构科学技术,为发展当代微电子产业和光电子产业提供新材料、新器件,以及设计、制备方案与工艺方法,争取形成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派。

另一个冲破学科壁垒和单位壁垒的科学研究机构“东部资源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于1994年12月正式成立。“中心”由南大的8个系、河海大学的8个院系及中科院南京分院所属4所为主体力量联合组成。“中心”从“长江三角洲的资源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起步,通过多学科协同,文、理、工交叉,院、校、所联合,研究并解决有关资源、环境与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关键工程技术。

这两个大型研究中心的组建,意味着南京大学的科学视野更为开阔,组织协调能力更加增强,也预示着南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将迈上一个新的平台。

(三) 科研体制改革与重大科研项目组织

1.改革科研体制,解放科研“生产力”

1983年时,南京大学就提出在校内实行科研合同制和招标制,以鼓励校内科研工作的竞争,改变过去科研工作中那种单纯依赖上面拨款,“等、靠、要”的现象和“吃大锅饭”的弊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后,国家在科技拨款制度上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按照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分类管理,采用国家拨款制、合同制、基金制等多种形式,鼓励科技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新的形势面前,南京大学在科研工作组织上也相应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

(1)端正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向,抓好科研工作的选题,组织好有关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发动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寻找课题;并努力加强与有关科研、生产单位的横向联系,开展各项科研合作,既促进学校科研工作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又广泛开辟科研经费渠道,使科研工作从吃“一家饭”即依赖国家拨款而转向吃“百家饭”。

(2)改革校内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方法,改变过去以人员比例或传统惯例分配科研经费的办法,主要根据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分配有关科研经费,并采取合同制、招标制、基金制和评选科研成果奖等方式,强化教师在科研工作中的竞争意识,鼓励教师积极参予科研工作竞争;同时,赋予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在科研经费使用上较大的自主权,以方便科研工作和调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加强科研工作中的合作,注意抓好重点,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克服科研工作中那种“课题小、任务轻、力量散”的倾向,以形成科研工作的“拳头”力量,增强科技工作中的竞争能力和对各方面科技任务的适应能力。

2.抓重大科研项目的选题论证和组织实施

南京大学重视抓好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在一定时期内,都注意选择一些目标明确、意义重大、科研队伍力量强、实验手段先进的科研项目作为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切实组织实施并给予支持。

“六五”期间,南京大学就曾确定11个重点科研项目,其中包括:①美国三种大米草在我国海滩的引种驯化试验;②高精度穆斯堡尔谱仪研制;③遥感技术在地理学和自然资源研究中的应用;④不同类型中等城市环境问题的综合研究;⑤地下水的寻找及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⑥微弱信号测量及应用;⑦微型计算机分布式系统的研制;⑧噪声背景中语言信息的提取;⑨海洋地貌与中国东部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⑩偶联剂的合成应用及偶联机理研究;B11应用生化制品研究。

1987年,南京大学科研处会同设备处、人事处对全校12个理科学系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进行调查,确定了8个重点科研项目:①中国主要金矿类型成矿条件及分布规律的研究;②上下扬子(四川、武汉、九江)及东海大陆架天然气储存条件及分布规律的研究;③高温超导研究(包括材料、机理和超导电子学研究);④海岸及海岸沉积的研究;⑤活动天体与天体活动过程研究;⑥低温物理新型复合结构材料研究;⑦蛋白质工程研究;⑧智能计算机研究。这些重点科研项目,由于学校的重视和支持,得到很快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89年11月,陈懿副校长又主持选定南京大学90年代支持的一批重点科研项目,并特地聘请唐敖庆等著名专家和д卟斡杵酪椋范?1项校级重大科研项目:①智能系统软件研究;②高温超导体、薄膜的物理研究和高频器件的应用基础研究;③人工调制结构材料及其物理学的探索与研究;④铂、硅生物配位化学研究;⑤光声效应及热波成象的机理、方法及应用研究;⑥宇宙活动天体的研究;⑦中国东部变质岩分布区重要金矿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⑧中尺度天气动力学研究;⑨海南岛海湾沉积作用及其深水港开发利用研究;⑩盆地演化及油气生成和运移规律研究;B11尿激酶原的蛋白质工程。

1991年6月,学校再次召开“重大应用科研项目评议会”,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对南大9个重大应用科研项目进行论证、评审。这9个项目是:①高纯度金属有机化合物(MO源)的研究;②图形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及其应用;③低视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应用;④局地强风暴数字天气雷达智能化频繁系统;⑤我国基岩海岸带和海岛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⑥雷达波隐身材料的研究和开发;⑦表面声波技术及新型复合器件的研究;⑧盐田生物及其综合开发;⑨肿瘤坏死因子的基因工程。

这些举措促进了重大课题的攻关,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度存在的“方向很不集中,摊子越铺越多,课题越搞越小”的倾向。

 (四) “学术榜”的突破与“当采学科”的收获

南京大学在80年代即强调发扬基础研究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在90年代初又作出了重要决策:“发挥南大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围绕国家基础研究目标,选择有限目标,取得重大突破”;同时采取多项措施,“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即稳住从事基础研究及向高技术延伸的科研队伍,特别是吸引、集结精干、年轻的队伍;同时面向主战场,放手推进应用开发研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目标选择得当,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在许多“当采学科”上也有大的收获。

1.在高校“学术榜”方面取得突破

自1987年以来,我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评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实绩。受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据国际上最具权威的4种科技论文检索工具——美国费城科技情报所《科学文献索引》(SCI)、《科学评论索引》(ISR)、《科技会议索引》(ISTP)和《工程论文索引》(EI)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排出各年度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榜”。此外,还统计分析国内科技领域1200余种重要刊物,对各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排序。在1989年以来的高校学术榜上,南京大学一直是“四强”之一。

1993年12月底,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99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结果”,其中头条新闻为:“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之和已从徘徊多年的世界第十五位跃居世界第十二位。”第三条重要新闻是:“清华大学在我国所有高校中首次在国内发表论文超过800篇”,南京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达225篇,“比上一年增长63%,并且在全国高校中首次做到年发表国际论文200篇以上,而荣登榜首”。第四条重要新闻也与南大有关:“从国内、国际发表论文数和被引用论文数等方面综合判断,科研业绩最好的五所高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医科大学。”

后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南大并听取汇报时,曾微笑着对学校领导说:“这就如同唱戏,南大是‘四大名旦’嘛!”他希望南大再接再励,早日进入世界高水平学校之列。海内外新闻媒介对此迅速作出反映。1994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并发表了《应重视和关心基础科学研究》的短评。短评指出:“科学计量学用精确的统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程度,是与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成正相关的。”“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够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短评的最后一段充满激情:“由此,我们不禁对多年来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默默耕耘的南京大学,以及所有卓有成就的科学、教育工作者肃然起敬。他们,才真正是我们国家的明星和栋梁。他们,才真正是‘中国人的脊梁’。”

在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SCI《科学文献索引》收录的论文数统计表上,南京大学1992年有225篇,首次突破200篇并超过北大,在此后的六七年中,南大保持了这种崛起、超越的强劲势头,首次突破300篇、400篇、500篇、600篇,继续高居大陆高校学术榜之首。而在论文被引用数方面,南大也在1994年跃居榜首并一直“领跑”,在EI(工程论文索引)的排序方面,南京大学则在理工科院校“群雄虎视”中跻身“三甲”之列。

2.在“当采”学科领域的丰收

 我国著名软科学专家、国际《科学计量学》和《技术分析与战略管理》杂志编委赵红州研究员十分赞赏南京大学在基础科学研究中集中优势、形成拳头的做法,认为:“这有利于承担大项目、大课题,能够取得大突破。”“他们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接轨,在当代‘当采学科’(如凝聚态物理、核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中的战略部署是成功的,因而在‘富矿区’终于喜获丰收。”

    1992-1997年中国高校SCI论文数前五名一览表(台、港、澳地区未计入)

名次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
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
1南京大学225南京大学232南京大学325南京大学452南京大学570南京大学682
2北京大学184北京大学206北京大学232北京大学269北京大学285北京大学448
3兰州大学157中国科大165中国科大210复旦大学244清华大学273清华大学407
4复旦大学151兰州大学165复旦大学179清华大学231中国科大270中国科大375
5中国科大144清华大学151清华大学169中国科大227复旦大学230复旦大学320

1992年-1997年中国高校论文被引用数前五名一览表(台、港、澳地区未计入)

名次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
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校名篇数
1北京大学231北京大学259南京大学254南京大学327南京大学461南京大学613
2中国科大174南京大学222北京大学230北京大学305北京大学337北京大学436
3南京大学168中国科大177中国科大187复旦大学212清华大学253复旦大学328
4复旦大学143复旦大学167兰州大学166中国科大209复旦大学239清华大学386
5清华大学130清华大学147复旦大学162清华大学190中国科大235中国科大276

     注:根据科技部信息中心发布的有关资料列表。

1985年至1996年,南大先后获得国家级奖励38项,省、部、委及科技成果奖397项。

其中在物理学领域获国家级奖8项,主要有:由金新主持的“液氢流态密度测量和理论研究——开端微波谐振腔法”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5),由魏荣爵主持的“声波在水雾中传播特性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9),由吴培亨主持的“氧化物超导体在液氮温区的约瑟夫效应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9),由张淑仪主持的“XJS-1型激光扫描显微镜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由胡安主持的“准周期金属超品格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5),由沙家正主持的“有源抗噪声耳罩及受话器”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95)。

其中在化学领域先后获国家级奖4项。即唐雯霞主持的“顺铂的作用机理及构效关系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7),高鸿主持的“示波滴定”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1),游效曾主持的“金属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1),辛树祥主持的“一类用于聚氯乙烯、聚乙烯或聚内烯复合材料的偶联剂”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1991)。

其中在地学领域的研究获国家级奖4项,主要有:徐克勤主持的“华南海西—印支期断陷带中沉积—热液迭加型层状矿床的研究”,郭令智主持的“中国东南大陆边板块构造”、任美锷主持的“中国喀斯特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1987年同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而杨怀仁主编的教材《第四纪地质》则在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由葛文忠主持的“局地强灾害性天气雷达数字监控系统”研究获得国家星火三等奖(1991)。

天文学的研究获得了两项国家级奖励,它们是:由方成领衔的“太阳塔”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5),由汪珍如主持的“超新星遗迹和中子星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7)。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获两项国家级奖。由孙钟秀主持的“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ZCZ、ZH和分布式单板机系统的设计、实现及其应用”,由唐少琦主持的“农业机械测试数据实时处理方法和仪器的研究”在1985年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南大也颇有收获,先后有4项国家级奖。它们是:金以丰主持的“免疫新药——猪胸腺素”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由王新昌主持的“抗凝血药物肝素纳生产工艺”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由朱德煦主持的“天然溶栓物质尿激酶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王浩的“鱼的雌性特异蛋白在人工养鱼中的应用”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92)。

此外,从1985年至1996年,南京大学共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223项,其中一等奖26项。

南京大学经过精心组织,不懈努力,正在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镇”之一。仅“八五”期间,南大就承担国家攀登计划子课题38项,国家攻关计划5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422项,“863”项目31项,在高校位居前列。1995年11月,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根据国际科学期刊引用中国科学家论文成果的次数,评出中国十三所“最杰出的大学”,南京大学排名第二。另一本国际权威刊物《自然》(Nature)在1995年12月7日出版的一期刊登了《中国之科学》一文,文中指出:“南京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基础研究的成就而位居中国高校的前三或前四强之一。”

 (五) 向高科技延伸,向应用领域延伸

8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加强应用、开发研究,主动、积极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努力解决从实验室到工业生产的通道问题,解决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机制、动力问题,取得了一大批应用性成果。在1978年至1996年所获629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中,有38%,即250项是应用性成果。1990年以后通过鉴定的204项成果中,应用性成果占55%。南大教师、科研人员申请国家专利165项,其中有66项专利技术向外转让94次。从1982年到1994年,与包括宝钢、攀钢、中国石化总公司、熊猫集团、中山集团、春兰集团等在内的各类企业签订科技协作合同635份,并与苏、锡、常等17个市、县签订了科技、教育全面合作协议。

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源头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基础研究,其二是多学科的交叉渗透,而这正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所在。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高校就可能成为高科技的源泉。南大的基础研究之所以始终生机勃发,首先在于注重选择那些既在学科前沿,又有应用背景的项目课题;其次,南大许多学科带头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即基础研究要尽可能向高科技延伸,争取不仅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且出高技术,出新产品。

1992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南京军区政委史玉孝中将、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省长陈焕友等陪同下视察南京大学。在物理系半导体超晶格实验室听取郑有?教授介绍时,曾经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插话,询问红外技术、毫米波雷达技术的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并观摩了有关生长超晶格新方法新功能的综合演示。随后,他在会见南大师生员工代表时特别指出:“今天我在南京大学看到关于超晶格的研究,感到很高兴。从这里看出,我们是能够研究出好的成果,培养出优秀人才的。”

半导体超晶格研究组依托凝聚态物理基础研究的高水平成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创新发展了“快速辐射加热、超低压化学气相沉积”的新型原子层级外延方法,成功地生长出GeSi/Si应变异质结构与应变超晶格材料,并初步制备出锗硅红外探测器。这项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这一高技术并制造出红外材料的国家,时间仅比美国迟两个月。用这类材料制成的器件可广泛应用于空间技术、夜视技术、光通讯、光计算机和遥测、遥控等领域。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它在军事、国防上的应用更加为人注目。

“向高科技延伸”,正在诸多领域变成现实。如物理系研制的微波吸收材料已通过国家教委主持,经我国隐身、反隐身专家组鉴定,认为单层涂复型吸波材料的电性能已达80年代国际水平;所承担的国家火炬计划课题“超细微粒及器件”进展顺利,试制成功动态油密封用的磁性液体,并在一些工厂企业进行了应用性实验。

 “面向主战场”,使有重要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有更多的用武之地。由南大地科系矿床地球化学学科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部金矿地质”在1993年结题并通过专家评审,通过对我国17个省、百余个金矿床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含金建造金矿理论体系,被国外同行认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4年间先后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三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结合科研,培养了20多位博士、60多位硕士;同时在鲁、豫、闽等地探明了约20吨金矿含储量。真可谓“一石三鸟”,在理论价值和经济效益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三方面都有重大收获。

“向应用领域延伸”,既要体现学术水平和理论价值,又要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南大诸多教授新的科研观。地球科学系萧楠森教授的“新构造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独树一帜。他论证了“新构造断裂具有时代新、活动强、切削深、延伸远、未胶结、陡倾角、等距分布等特点”,提出新构造断裂具有“富水性”,“是地下水储存的理想空间和地下水运动的良好通道”的观点。这一理论被学术界列为“中国三大找水理论之一”,并受到奥地利、日本等国学术界的关注。

萧楠森主持的“应用新构造分析方法探测地下水资源”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南大地科系已为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二百多个缺水地区钻井800多眼,成井率达80%以上。萧楠森教授曾先后在内蒙古“无水区”、“西南钢都”攀枝花市、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福建厦门、广东珠海、深圳特区和广州……成功地找出了地下水,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人们把他称为“找水活佛”,说他“一路工作一路井”,“人到水如泉涌……”还有人赠萧教授一首诗:“踏遍神州未下鞍,万里长征点江山。借问九泉几多水,悉数为我润人间。”

(六) 文科科研:弄潮立涛头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适逢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南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走出书斋,面向现实,以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为主攻方向,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1.文科工作会议规划发展蓝图

1987年6月22日至23日,南京大学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文科工作会议。余绍裔副校长作工作报告,党委书记陆渝蓉作总结发言。这次会议制订了《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十年发展规划》,会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科建设的指导,增强文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参与意识和服务意识”,并筹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和江苏发展研究中心,会议要求“把科研工作集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服务的主方向上”,并“切实抓好科研队伍的组织与科研机构的建设”。会议决定建立文科发展基金,学校每年拨专款40万元资助文科发展,还设立了“南京大学文科育苗科学基金”,第一批资助了34项研究课题。同年12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孙伯〖HT5,6〗钅〖KG-*2〗癸教授任中心主任。

1990年,学校将文科工作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十六个字,即“把准方向,端正学风,加强实力,提高质量”。董健副校长特别强调:“要大力倡导严谨、求实、创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反对无视国情、脱离实际、趋时媚俗、急功近利等种种不良学风。”

1994年4月15日,学校召开第三次文科工作会议,张永桃副校长作工作报告,曲钦岳校长作总结发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世纪末(1994~2000)南京大学文科建设和发展规划》。提出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建设具有南大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发展、国际问题三大研究集群的文科科研思路,并争取到本世纪末,“南京大学文科总体实力进入全国高校前四强,若干学科在全国要名列第一”。(张永桃:《开创文科建设新局面的思路与举措》,南京大学高教所、教务处编《办学理念与治校方略》,1994年1月,第187页。)同时明确了加强文科建设的具体措施:成立文科发展指导委员会,设立社会科学处等等。

1994年4月,学校成立社会科学处,专门组织、协调全校文科的科研工作。同年10月,南京大学文科建设与发展指导委员会成立,张永桃任主任,叶子铭、周三多任副主任。12月,同时成立了“江苏发展研究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中国文化研究院”等三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

两次文科工作会议规划了文科发展的蓝图,为南大文科的研究端正了方向,组织了队伍,注入了活力。80年代前期学校文科研究机构仅有5所13室,到1996年发展为53个研究院、所、室和研究中心。1996年南大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人员人数为184人,当年获得研究经费322.7万元,较70年代和80年代有大幅度增长。

2.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40年代初匡亚明住在延安杨家岭时,曾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请教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他对毛主席当年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话印象极深。退居二线之后,匡亚明全力以赴从事对孔子的系统研究工作。1984年,在诸多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匡亚明所著《孔子评传》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匡亚明在该书后记中充满信心地指出:“两个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体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光芒,照亮了实现四化的大道。不言而喻,系统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段历史中‘珍贵遗产’的任务,自然也提到了日程上来了。”(②匡亚明:《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182页。)

1986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匡亚明兼任中心主任。匡亚明提出了主编“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宏伟计划,由“中心”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系统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段历史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学科(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军事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从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察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②以收继往开来、古为今用之效。匡亚明自任主编,吴新雷、周勋初、茅家琦、林德宏等为副主编;另聘请陆定一、谷牧、李铁映、陈焕友为名誉顾问,冯友兰、任继愈、安子介、张岱年、杜维明等三十余名海内外著名学者为学术顾问。这一规模浩大的工程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委将其列为重大项目,专门行文下发《关于协助做好编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通知》。

自1990年到1996年,《丛书》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0种。1996年5月15日,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匡亚明任组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大主办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江泽民总书记专门为此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国家领导人吴阶平、钱伟长、谷牧,广电部部长孙家正、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中宣部秘书长戴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等领导,以及邓广铭、张岱年、周一良、任继愈、戴逸、傅璇琮等著名专家学者和南大党政领导韩星臣、陈懿、张永桃等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3.新人辈出,成果丰硕

80年代以来,一批中年学者纷纷担纲顶梁,在多个学科领域形成自己的学术影响。中文系一批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各展其长,周勋初是《新编全唐五代诗》的主编,叶子铭主持的《茅盾全集》在1999年出齐全部41卷,董健在与陈白尘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后,又撰写了《中国现代戏剧学》。历史系王觉非的《欧洲史论》和由他主编的《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一书,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普遍关注;陈得芝等把蒙元史、西域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使南大历史系成为国内研究我国民族史和周边国家关系史的重要中心之一;茅家琦的《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等专著,受到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关注;蔡少卿对秘密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研究别具特色。张永桃对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孙伯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林德宏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都各有建树,在国内学术界颇具影响。

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成为改革开放大潮的“弄潮儿”,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哲学系青年教师宋龙祥以“马丁”笔名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一文,先后被《北京周报》、《新华文摘》所转载,引起很大反响。国际商学院洪银兴博士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研究方面著述甚多,他撰写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有序和无序》一文,在中央召开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究会上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哲学系赖永海博士的《中国佛性论》一书,被任继愈等著名学者誉为“有首创之功”。社会学系宋林飞、童星、周晓虹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1993年8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华盛顿发表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的评估报告,南大社会学系被列为全国各社会学系(所)“八强”之二。外语学院英语系一批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授一起,承接了“八五”全国重点项目《综合英汉大辞典》的编纂任务,这部收词目30万条、共计3000万字的大型英汉双语工具书在1996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国内规模最大、收词最丰、内容最新的英汉大辞典,因而也是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史上又一座丰碑。由刚过不惑之年的徐新教授主编的200万字的《犹太百科全书》,已在1993年8月出版。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在该书“序”中特别指出:“真是想不到,中国和以色列建交还不到半年,近200万字《犹太百科全书》就已经编就。”这位被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为“犹太文化研究领域最活跃、最富有成就的一位中国学者”徐新,在1993年底先后受到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和总理拉宾的亲切接见。

据统计,自1987年到1994年,南京大学共承担省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357项,其中国家及国家教委下达的重点课题占三分之一。“七五”、“八五”已出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著和教材836部,发表论文5600余篇。1985年江苏省首次举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南大有84项成果获奖,其中荣誉奖7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21项,一二等奖占全省总数的一半。在1988年、1990年和1994年举行的评奖中又连续“喜获丰收”。这样,四次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南大共获221项奖,其中荣誉奖9项,一等奖19项,二等奖52项,三等奖141项。
    (七) 科技产业异军突起

以学科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有计划、有选择、有重点地转化科研成果,发展科技产业,逐步向集团化、“技工贸一体化”方向发展,是这一时期南大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特点。

1.发展科技产业的基本思路与历程

从1984年到1987年,是南大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校办工厂逐步向校办企业转化,学校主要发展了生物生化、电子信息两类科技产业。

1988年5月,学校正式成立科技开发研究院,由副校长袁传荣兼任院长;同年6月,又成立了科技开发总公司。在此同时,发展科技产业的指导思想逐步明确。首先是在1988年上半年给高校科技产业定位:高校科技产业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科技工作的延伸和拓展,是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辐射和出人才、出技术、出产品、出效益的重要基地。其次,逐步理清了发展校办产业的基本思路,即:科研、应用、产业一起抓,“上游”、“中游”、“下游”一条龙,科技经济一体化。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适当发展智力型第三产业及少量生活服务型第三产业;发展校办产业要遵循“事、企分开”原则,实行一个学校两种管理体制和两种运行机制;要处理好“自办”与“联办”的关系,以“联办”为主,努力使企业刑成规模经济。

1993年2月,经江苏省体改委批准,成立了由校办企业、校办控股和参股企业组成的法人联合体——南京大学科技实业集团。1994年8月,正式在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创办了南京大学科技工业园。这个科工园由生产企业、中试基地和招商局三部分构成,充分利用南京大学学科、人才智力、信息资源的优势,加速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从1988年至1996年,南大校办产业领域逐步拓宽,规模也日见扩大,以鼓楼、浦口两校区为中心,形成了江南、江北两个产业群和五个系列产业:以生化厂尿激酶为代表的生化制药、电子信息、精细化工、新型材料等四类科技产业,智力型第三产业等。共有独立法人企业58个,其中独资自办企业36个,国内联办企业17个,中外合资合作企业5个。开发生产了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已经形成批量的产品和可推广的成熟技术100余项,其中生物生化厂生产的尿系列生化制品远销日本、欧美,成为创汇大户;制药厂生产的注射用尿激酶产品,荣获1991年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此外,肝素纳系列产品、β七叶皂甙钠、聚维酮碘、医用和工业用加速器以及软件开发和网络工程等重点产品,也陆续产生规模效益。1996年校办产业的销售收入达到1.9亿元,实现利润3249万元,上交国家各种税金超过1千万元,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尿里淘金”的事业

80年代后期,南京大学的生化系列产品与北京大学的激光照排系统、南开大学的甜菊糖等,成为全国高校科技开发工作中最突出的几个典型。“尿里淘金”一时传为美谈。

早在70年代初,南京大学生物系教师朱德煦等就开始了一种用于治疗脑血栓的生化制品——尿激酶的研制工作。1977年,南京大学开始筹建生化制品厂,生产“尿激酶”。1985年以后,南京大学把科技产业的发展列入学校工作的重要议程,对生化制品厂加强领导,改进管理,扩大生产规模。该厂总工程师庄火荣和全厂职工依靠学校科技优势,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努力解决生产技术和工艺难题,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开发后续产品和开拓国际市场,并组建了跨地区的“南京大学尿激酶粗品生产联合体”,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有110个生产点。朱德煦教授和庄火荣等主持的“天然溶栓物质尿激酶的研制”荣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仅有18名正式职工的生化厂在短短几年中也一跃而为全国明星企业。产品出口市场由日本、香港逐步发展到西欧、北美,尿激酶粗品占有我国出口量的80%、国际市场销售量的60%,年产值达2?396万元,年利润730万元,年创汇500万元,人均创利创汇在全国企业中屈指可数。庄火荣也因此荣获“全国首届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并被《科技日报》评为“中国十大科技实业家”之一。

进入90年代以后,南大生化厂和南大制药厂改变了尿激酶“一枝独秀”的局面,相继开发了垂体促性腺激素、胰蛋白酶抑制剂、集落刺激因子、肝素纳等生化产品。南大制药厂采用高技术开发的“注射用尿激酶”达到了1990年版欧洲药典和日本厚生省的质量标准。

3.出版社:智力型产业和“新学科生长的沃土”

1984年,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出版社。出版社既要面向读者,面向市场,努力成为智力型的产业,更要依托学科,注重学术,注重品位,成为“新学科生长的沃土”和“学术新人的摇篮。”

南大出版社成立以后,即坚持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和“严谨、实干、效率、服务”的工作准则,紧紧依托南大的学科优势与人才优势,在高校出版社中脱颖而出,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他们在出版教材、专著和教学参考书的工作中,坚持“支重扶新”,即支持重点学科、重点书目、重点人头,大力扶持新建专业和中青年学者的指导思想,花大力气,出好书,育新人。

南大“计算机软件”是全国的重点学科,科研工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出版社先后为计算机科学系出版了百余种教材和专著,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也提高了该系在全国同行中的学术地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进步,学校把握时机,及时恢复和新建了经济、法律、环保、行政管理、新闻等社会急需人才的十多个系和专业。但是,这些新建专业大都普遍缺少教材。出版社主动与新建系科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和制定教材编写计划。几年来,已先后出版了千余种教材,其中出版社为法学院出版教材30余种,国际商学院有60%的中青年教师在校出版社出版过教材。不仅促进了系科建设,同时也确立了他们在学术界的学术地位。

南大出版社自1994年始,每年出资50万元,资助40本优秀教材出版。为保证质量,成立了由教务长、出版社社长牵头,各院系及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出版资助金评审委员会,经评审,决定资助100多部教材出版,现已有50余部正式出版,这些高质量教材的出版,不仅满足了本校新建系科的教学用书,同时也受到兄弟学校的青睐,被广泛采用。

从1984年至1996年,南大出版社共出书3?000余种,教材专著1?800种,单是1992年至1996年5年间,就有297种图书在全省、华东地区和全国获奖,其中有30余种教材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南大出版社同时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大学出版社”,被新闻出版署评选为“全国良好出版社”。